坐在我对面的莱奥纳尔多•博萨达先生，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带着一点很标准的“北京腔”。语言对于他来说早就不是问题，我们见面的这个早上，他刚刚开车出门，就听到车里交通广播说，今天他的车尾号限行，他马上返回家，借了朋友的一辆车出来。

这位哥伦比亚人，除去了一张高鼻深目的面孔，和北京土著几无区别。同北京大多数居民一样，他喜欢讨论北京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以及最近越来越多的腐败官员被曝光等话题，跟他在一起，感觉就像是在和一位中国人聊天。中国对于他来说，不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而是他的全部生活。

这注定是一个曲折的故事。

“支援中国建设”的一家人

“1964年，我们一家4口，中途换了4次飞机，来到北京，那一年我4岁。我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都是在北京上的。”博萨达说。

他的父亲，恩里克•博萨达是一位外交官、经济学家，是拉美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1964年，在世界革命浪潮中，当时还是一位年轻记者、作家的恩里克•博萨达携全家来到中国，在新华社和中央编译局工作。

“我的父亲先后四次到中国工作，在北京总共生活了近20年，他参与翻译了西班牙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以及西文版的《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等，还参与了中国共产党数次代表大会重要文件的翻译工作。我的母亲在中国期间，一直担任大学西班牙语老师。”

恩里克•博萨达是最早来华帮助中国建设的老专家之一。这些外国专家活跃在各行各业，施展着他们的才能，实现着他们的追求，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增进了中外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因此也受到中国人民的喜爱和尊敬，被称为“中国的最好友人”。

这也让他们的后代和中国产生了更多的联系。1978年，莱奥纳尔多•博萨达考上了北京医学院，但是中途因为没有哥伦比亚的身份证， 1981年他又回到了波哥大。

“哥伦比亚不承认中国的学历，我只能全部重新再考，我重新读了高中，在大学改学了经济学，并和哥伦比亚姑娘结了婚。”

我的中国生活

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4年后，一个工作的机会又让博萨达回到了中国。“那时候替一个哥伦比亚贸易公司来中国出差，本来打算两三个月就回去，但是之后有西班牙公司找我，就一直留在了中国。”

博萨达说，他现在还记得刚刚回到中国的兴奋。“我打了一个电话，以前的那些同学，马上都见了，两三个月之内，以前的关系也全都恢复了。我讲中文，我也更习惯在中国的生活。”

“从小，父母的策略是让我上中国学校，我现在的朋友很多都是中国同学，包括40年前的小学同学。到现在，我最好的朋友也是中国人，我们一个月有两次聚会，一次在他们家吃包子，一次在我家吃烤肉，每次十几个人，大家吃饭，聊天，看孩子，而且我喜欢喝白酒，这样的场景让我离不开中国。”

中国也给了他第二次婚姻。“我的老婆是中国人，小女儿是半个中国人，半个哥伦比亚人”。

但是博萨达没有选择让自己的女儿上中国学校。孩子要上学的时候，他和妻子讨论过，最后还是决定让她上国际学校。“因为现在中国学校的竞争太激烈了。我的一些朋友让孩子在中国学校和国际学校之间来回转换，但是孩子根本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

博萨达的女儿现在能说三种语言。“她生下来我跟她说西班牙语，在学校说英语，跟母亲说中文。她说以后想成为一名作家。”

再也离不开中国

父亲恩里克•博萨达已经80多岁，目前在哥伦比亚担任孔子学院的院长，2014年的12月还曾经回到中国。他的哥哥随父母回国后便一直生活在了哥伦比亚。博萨达也会偶尔回哥伦比亚，但是他说，回国就像是一个外国人在哥伦比亚一样，开车不适应，地方不适应，“虽然蓝天比北京多，但是中国是我的家。在哪生活得好，生活得快乐，那里就是我的家。”

如今，老一辈的外国专家大都已经进入暮年，但深受他们影响的下一代，有很多人仍活跃在中国，为中外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发展继续努力着。博萨达经常交往的朋友，就有老专家的孩子们，他们有着类似的生活经历。“很多外国人说，到了一次中国之后，就再也离不开了，更别说我们了。”

博萨达说，他从小在红旗下长大，相信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他不仅完全相信，而且非常喜欢。

但是回到哥伦比亚，聊到中国，这种观念的差异还是很大的。“如果外国人说‘你们共产党不好’，我就会跟他们打起来”，博萨达说，“我说也只有共产党才会有现在的发展，但即使他们有人来过中国，还是会有人不服气。”

但是到了近几年他才发现，起码在哥伦比亚，对中国的看法，已经不是单纯从政治角度看中国了，而是从经济的角度谈中国。看中国的方式不一样了，态度不一样了，已经不纠缠政治了。大家都想知道，这些年来中国是怎么发展的，怎么做的。博萨达说，这是一个比较难解释的事情，但解释完之后，又回到政治立场的问题。

中国对于他来说，是特别的。“我是爱中国的，我的朋友、同学、家庭都在中国。中国给了我很多，给我家庭和幸福;我是什么样的人，也都是中国给的。”

在父亲写的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中，博萨达在序言中写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他在末尾写道：

“有时候，有些事是很难解释的。想象一下，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突然发现不仅身上的肌肉和骨头在生长，而且，身体里面还有一种东西也在生长，那就是拉丁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交融。这个奇怪的标本，历史创造的奇怪的标本，就是我。如果没有那个冷战的年代，中国完全被封锁，我父辈那些外国专家就不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博萨达说，像我这样的人还有，不会有的是像我父母那一辈人，因为热爱一个理想，来到中国，帮助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那些人值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