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金融有望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新途径。2016年5月21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在“精准扶贫小贷先行”普惠金融专题论坛上发布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报告2015》。该报告认为，未来农村金融应加强创新，防控金融风险，互联网可发挥更大作用。

　　“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发展普惠金融，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公开信息显示，2015年年底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已透露将编制并组织实施“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在落实过程中计划搭建五个工作平台，开展六项扶贫行动，实施十项精准扶贫，金融扶贫行动是其中之一。

　　通过改善金融服务供给，帮助农民尽快恢复自我造血能力已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思路之一。

　　据艾瑞咨询数据显示，中国当前估值1亿美元以上的200家初创公司中，涉及三农领域的创业公司还不到1%。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中国涉农贷款余额23.6万亿元，占贷款总比重的28.1%，其中农户贷款余额5.4万亿元，农村金融市场具有非常大的拓展空间。

　　2015年以来，多家互联网金融企业大举抢滩农村金融市场，据不完全统计，包括翼龙贷、宜信、蚂蚁金服、京东金融等多家企业服务“三农”的贷款已达几百亿元。

　　金融痛点

　　河南周口太康县池庄。农民池泉锋3年前为了脱贫致富，开始在老家投资养殖波尔山羊。2015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他想找当地农信社借点钱。

　　按照银行和农信社的贷款门槛，池泉锋的羊和羊圈都做不了抵押，信用贷款则需要找到公务员为其做担保。即使托人情找关系申请到了信用贷款，加上走手续至少要一个月时间。

　　“羊在圈里等着吃饲料、配种，根本不赶趟。”池泉锋甚至急得想去借高利贷。

　　池泉锋面临的困境在广大的中国农村是普遍现象。目前，常规涉农金融机构和高利贷是农民借款的主要途径，相对于前者在审批和操作周期上的固定流程，后者的市场则更为庞大。

　　一位河南周口当地传统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士告诉笔者，传统金融机构受放贷机制所限，很少有机会向农民放贷。“农业缺乏抵押物，农民贷款周期长且分散，这样靠天吃饭的高风险行业，风控难利润却不高。”在该名从业人员看来，对于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金融机构来说，宁肯多做几个农业企业，也不愿意在零散的农民身上耗费管理成本。

　　河北某农信社工作人员也证实了这一现象。据介绍，在其所在县，农民要想从当地信用社获得贷款必须具备在信用社有高于贷款额的存单，并要有公务员作担保人。这样的条件大多数普通农民家庭无法达到。而作为农民主要财产的土地、林地、房屋，基于当前农村的土地性质，无法在银行获得任何抵押贷款。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做过的一个调查显示，在中国农村，16.8%的人认为需要钱，56.8%的人表示资金很紧张，而农户认为农村贷款不便利占69.6%。

　　与之形成印证的是，《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截至2014年底的数据显示，中国金融机构本外币农村贷款余额为19.4万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比重不到23%，农村村镇银行县域覆盖率仅为54%。这意味着在农村广大地区缺乏最基础的金融服务。

　　“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农业发展的推进，纯粹以财政补贴模式、粮食收储机制和央行贴息补助为核心的传统三大工具逐步陷入失灵。而在以农业银行、农发行、邮储银行为基础，农信社、村镇银行为补充的现有农村金融体系中，农村金融业务在商业银行中的比重均在逐年下降。”中国银联政策研究室的江瀚表示。

　　贷款难、贷款贵甚至无处贷款的供需矛盾，成为制约中国农村地区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脱贫致富的重大障碍。国家扶贫办郭建军博士表示，2015年该部门对8962万贫困人口的调查结果显示，其中15%贫困人口无法脱贫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资金。“这部分人完全可以通过金融造血来让其发展生产、脱离贫困。”他说。

　　而这样的现实之痛也为新的金融形式在农村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互联网经济研究室主任李勇坚向记者透露，中国农村金融的资金缺口至少是2-3万亿元，其中大多数是传统金融机构无法覆盖到的，急需创新的金融手段予以支持。

　　新药方

　　2015年李勇坚曾在河南驻马店、商丘、周口与河北保定等地进行了一次调研。通过此次调研，李勇坚发现，互联网金融或许可以走出一条帮助农村减贫的新路。

　　前述养殖波尔山羊的农民池泉锋正是李勇坚的调研对象之一。池泉锋最终没有去借高利贷，而是找到了一家把运营中心开到县里的网贷企业翼龙贷。在接受了该平台风控人员的上门调查后，池泉锋凭提供身份证、结婚证、住房证明、房屋租赁合同和大队介绍信，5天内获得了6万元贷款，及时购买了饲料和种羊。

　　据了解，目前农信社的月息大约在9厘，高利贷4到5分，翼龙贷的月息则在1.5到2分左右，但农信社放贷慢、门槛高。互联网金融则成为现实条件下的最好选择。

　　那不会上网的农民怎么办?互联网企业从线上到线下的运营模式让其在乡村的发展有了接地气的抓手——运营网点触角深入到村县一级、风控方式灵活，审贷放款速度快，填补了农村金融市场的空白。

　　走进农村市场的不只翼龙贷一家。2015年10月，京东金融选择山东汶上和四川仁寿作为试点地区，通过与大型农企和当地政府合作，推出“先锋京农贷”和“仁寿京农贷”，分别对准农户在农资购买环节和农产品销售环节的信贷需求，服务上线不足半年，在试点区域山东汶上县的贷款金额接近千万。

　　2016年年初，通过京东金融在汶上县试点的“京农贷”，在无抵押无担保的情况下，山东济宁农民田宪才获得了3万元贷款预定喷洒农药的无人机。

　　为田宪才提供无人机喷药服务的是当地的农资服务公司杜邦先锋山东大粮公司，这也是“京农贷”的合作方之一。据介绍，“先锋贷”是京东金融与杜邦先锋及其经销商合作，给种植农户的贷款。覆盖山东10多个重点区县，贷款申请金额最高为20-30万，最快当天批复。

　　破题征信盲区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报告2015》指出，当前涉农贷款特别是农户贷款的不良率偏高已成为风控难点，在一些地区农户贷款不良率过高已影响业务可持续性。“农户贷款不良率偏高表面上是由农户违约行为引起，实际上与银行的授信业务模式有关。金融机构要重视从根本上完善风控机制，必须有效掌握农户实际收入水平。”

　　在征信空白的农村广大地区，发展金融，核心挑战仍旧是风控。互联网金融在初入农村市场时，也闹过笑话：恒昌当年进村放贷，风控人员下户家访时通过数农户家里有几头猪来确定他们的还款能力，一头猪授信一万。结果导致农民不惜从亲戚四邻那里借猪赶进自家猪栏，成为“交学费”的典型案例。

　　交学费是必经之路。在惨痛的市场教育中，互联网金融企业逐渐找到了一条与传统金融机构不太相同的风控蹊径。

　　以翼龙贷为例，在硬指标上，贷款农户只需要提供户口簿、身份证、结婚证、所经营产业的相关证明，这种无抵押的信用贷款方式事实上基于基层风控业务员事无巨细的前期调研与家访。在该平台的风险评估框架内，个人信誉、邻里口碑、生产状况、经营能力这些“软”信息都可以成为个人信用体系中的评价要素。“农村事实上仍是熟人社会，一个人的实际收入、信用口碑、还款能力，在村里转几圈，基本就能摸清楚。”一位翼龙贷当地的风控人员表示。

农户养殖场通过贷款不断发展壮大

　　而在京东“先锋贷”的模式中，作为熟悉当地情况的大型农资企业，大粮公司参与贷款农户的全生产过程，包括种植、播种、智能无人机撒药、种子、化肥、收购等，这种覆盖农户从农资采购到农产品种植，再到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金融服务，可以有效控制贷款风险。

　　对蚂蚁金服这样具有数据优势的企业来讲，风控的手段则更多样：线下部分主要由村淘合伙人完成，基于农村熟人社会中对村民信用情况和还款能力的了解，可以快速评估出贷款人的“靠谱程度”，完成重要的第一道手推荐。而基于阿里在电商下乡多年来的交易数据沉积，为农村地区信用信息生成勾勒了雏形，通过大数据挖掘与分析，可以对贷款人的信用做出较为准确的评估。

　　一位在传统金融机构工作的人士告诉记者：互联网金融在服务“三农创业”上身段柔软，看起来“土”，但这是目前银行和信用社做不到的。但该人士也认为，网贷利息的高企和风控管理水平的不足，是其与传统金融机构进行竞争的明显短板。

　　在李勇坚看来，这恰恰是互联网思维对传统行业规则的一种“颠覆”：传统金融机构是基于现实风险的管理，受到各种抵押物、各种条件约束，更偏重“硬”信息;而互联网金融则是基于未来的风险管理，接受“软”信息，这是二者理念的根本分歧。李勇坚甚至认为：“如果每一笔授信都要以抵押物还款来作为第一道防线，说明其风控手段是失败的。”

　　现实考验

　　李勇坚在调查中了解到，以某互联网金融平台在驻马店地区为例，每个月会放出2000多万元的贷款，这些贷款几乎都是4-10万元的小额贷款，债权来自于驻马店所辖各个县的乡镇，其中不少为国家级贫困县。以每户平均贷款6万元计算，则惠及300多户，以每户平均3口人计算的话，仅驻马店一地区直接带动脱贫的人口就可达上万人。

　　互联网金融行业加紧“上山下乡”，显然将直接或间接拉动农村金融市场并起到减贫促创的现实作用。但这种金融形式想真正走进农村落地生根，还面临着相当多的挑战。

　　一位互联网金融在农村的一线信贷员告诉记者，在农村放出6万的贷款跟银行放出600万的贷款所耗费的工作量几乎一样，在农村做金融异常辛苦。这也是为何银行不愿意做小微贷款，工作量大，逾期率高，吃力不讨好。

　　在业内人士看来，要在农村做大事，必须得非常了解农村。不但要懂农村，还要建立更接地气的机制，比如自建网点或者和当地大企业合作，无论是从借款用户的贷前风险审核、贷中管理，乃至贷后的催收清偿，都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当地团队来执行。

　　而政策层面仍存在不确定。据一位网贷行业资深从业人员透露，目前互联网金融在很多县级行政区的发展仍存阻力。该人士告诉记者，由于监管政策不够明朗，一些县级政府机构将互联网金融、网贷平台视作和非法集资、小额贷款同样属性，一些互联网金融企业在某些县市，甚至连工商牌照都拿不下来。他就曾跑了跟自己业务沾边的几家部门“求监管”，但发现这些政府部门几乎都无规可依。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报告2015》指出，未来农村金融应加强创新，充分顾及农村金融服务的实际需求和现实条件，政府应更关注农户信贷的可获得性、贷款利率，金融机构则更关注金融服务成本和风险。

　　而这些方向中，显然有互联网金融大展身手的机会存在。

　　李晖 中国经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