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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公司给中国带来深刻影响

2016-05-31 07:25:00 来源:今日中国 作者:王志乐

    

  从1979年对外开放,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对外开放集中体现在对外资开放,引进跨国公司投资。30多年来,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一共引进15000多亿美元外资。这些外资企业以资金为纽带不仅带来了先进技术和产品,而且带来了现代的管理体系和创新的商业模式,从而促进了中国现代企业的发展,现代产业的形成以及宏观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数以千计的跨国公司/全球公司带来了全球市场竞争新方式和新规则,促进了中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路径,从而促进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实现了和平崛起的发展。中国对外开放带来的巨大成功为世人瞩目。另一方面也给中国经济各个层面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成功的经验:开放合作 和平崛起

  从历史上看,闭关锁国使中国错过了两次经济全球化潮流,改革开放则使中国抓住了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潮流带来的机遇。1973年石油危机以及美元贬值开始全球自由兑换标志着第三次经济全球化兴起。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刚刚从10年文革的动乱中走出来。面对百废待兴的中国和刚刚兴起的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国领导人果断地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带领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改革开放使中国得以吸纳和利用了第三次全球化带来的经济资源。

2016年第十四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上的福特汽车展示区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结束,全球市场开始出现。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潮流迅速扩展。过去的跨国经营企业现在开始了全球化经营。当全球公司把国际市场扩展到全球市场时,改革开放的中国成为它们全球网络中重要的节点。面对急剧变化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1992年初,邓小平明确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邓小平在强调抓住新机遇同时,特别强调了扩大吸收外资规模。

  进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得到更加迅速的推进。中国又一次抓住机会,于2001年不失时机地加入WTO,开始了全面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越来越多的全球公司进入中国,把中国纳入其全球经营网络。全球公司进入中国的同时,也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过程。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进入世界市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全球投资,开始建立自己的全球经营网络。

  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与第三次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每一个重要转折点完全吻合。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全球化刚刚起步之时,中国于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市场出现和经济全球化潮流真正形成之时,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本世纪初经济全球化加速扩张之时,中国入世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在第三次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三个重要转折点,中国都处在世界的前沿。

  回顾历史,200多年来中国在历史上经历了前两次经济全球化潮流,都没有像这次这样顺应潮流,融入潮流,走在时代的前列。放眼全球,还没有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同中国这样把国家经济发展与经济全球化潮流结合的如此紧密如此合拍。

  正因为顺应潮流融入潮流,并且与经济全球化潮流紧密结合,同步发展,我们才抓住了世界给予中华民族的历史机会。中国成为吸纳全球资源最多最及时的发展中大国,成为经济发展最快的大国。通过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中国实现了以和平的公平的市场交换的方式获取全球资源,在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上增添了崭新的一章。

 

  全球公司在中国的积极作用

  全球公司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影响中有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发动机—全球公司与中国经济发展。跨国公司/全球公司对宏观经济发展的作用体现在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上。30多年来,特别是最近20多年来,中国引进了大量外资。按照联合国贸发组织的统计,把外资企业视为跨国公司在华企业。这是因为,跨国公司在华企业是外资企业的主体或主导力量。

  2006年中国入世第一个5年时,中国入世承诺到位,外资经济得到大发展。当时在华外资企业达到32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3%。外资企业吸纳就业人员2800万。2007年外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6351亿元人民币,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4.63%;外资企业工业产值125037亿元人民币,占全国工业产值的31%。中国涉外税收总额9973亿元人民币,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0%。

  从2002年到2010年,外商在华投资达到6835亿美元,占改革开放33年吸收外资总量65%。2010年当年吸收外资1057亿美元。以跨国公司/全球公司为主要代表的外资企业当年创造的工业产值、税收、进出口额分别达到全国的28%、22%、55%左右,直接吸纳就业约4500万人。通过引进跨国公司/全球公司的投资,中国引进了资金、技术和管理,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

  二、催化剂—全球公司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

  第一,全球公司促进了中国现代企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国打开国门后,中国企业看到的首先是技术产品的差距。通过引进新产品、新装备和新技术,中国企业进行了一场技术革命。在引进技术过程中产生了一批新企业。例如联想、四通、TCL、海尔、长虹等公司。他们进入家用电器或者IT等当时新兴的产业,拥有先进的技术和产品。

  跨国公司在企业责任理念方面的提升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企业。从2006年以来,中国政府与企业互动,在企业中积极推动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现在,不仅一大批国有企业,而且一大批民营企业都已经把社会和环境责任作为自己经营的原则。

  第二,全球公司促进中国现代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全球产业兴起和发展时,中国扩大开放并且加入WTO。跨国公司全面进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产业发展轨迹,把中国产业发展纳入全球产业发展之中。我们曾经对包装、物流、家用电器、食品、饮料、通讯、IT、保险等行业的情况进行了解。这些行业普遍反映,通过吸收外资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各个经济产业/行业的发展。有的行业,例如家用电器、包装、物流等完全是改革开放后外资进入中国而带动发展起来的。没有外资进入,就没有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

  全球公司在建立全球产业链时,一般会把投资所在国的资源纳入其全球网络。一批全球公司在一个国家的共同投资,会在投资所在国延伸出一系列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从根本上提升投资所在国的产业竞争力以及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30多年来,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通过最初转让技术,催生了中国一批现代产业;通过在华直接投资,与国企和民企相互促进,做大了中国现代产业;通过并购,将推动中国产业重组和转型,从而做强产业。

2015年,福建举行国际投资合作对接会吸引外商投资自贸区

  第三,全球公司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充分且公平的市场竞争对企业微观主体既有激励作用又有约束作用。全球公司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全方位的竞争压力,如在价格、质量、技术以及服务等方面的竞争,从而促进中国企业不断提高竞争意识。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全部经营活动都是按照市场原则来进行,其经营活动必然对国内各种市场的发育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

  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许多全球公司都在进一步强化合规经营,遏制商业贿赂。目前,全球公司不仅建立了全面的合规管理程序,而且不断加强培训、制定规则,预防和监督公司运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违规现象,积极处理违规事件。通过借鉴全球公司合规经营的经验和教训,有利于遏制商业贿赂,净化商业环境,同时促进中国企业进行合规经营。

  三、同盟军—全球公司与和平发展新道路。现在,市场竞争规则已经改变,战争与暴力的掠夺以及不公平交易的攫取已经成为历史。与历史上崛起的西方大国不同,中国是通过和平的道路与公平的交易吸纳和整合国际资源。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公司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同盟军。

  首先,全球公司有助于中国营造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

  随着全球化潮流发展,全球公司在海外资产、营业收入和雇员的比例不断提高,海外经营和海外利益成为全球公司的重点。由于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全球公司在母国以外市场的营业收入以及资产占总资产和总收入比例越来越大,海外经营成为公司经营的重心。全球公司发展的这一趋势,导致全球公司更加关注在全球配置资源。因此他们比一般公司更加关注全球的和平环境,更加注重在投资所在国从事负责任的商业行为。为了公司长期发展的需要,全球公司积极推进各国之间经济交往和经济合作有利于促进中国与各国和平相处,推动中国与各国经济互利合作,营造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应当看到,全球公司全球经营全球战略有助于中国赢得和平发展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公司是中国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积极因素。

  第二,全球公司有助于中国通过市场交换获取全球资源。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渠道主要有三种: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和包括对外投资在内的对外经济合作,即俗称“三外”的外贸、外资和外经。跨国公司/全球公司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企业渠道。跨国公司/全球公司不仅通过全球贸易网络推进中国全球贸易的发展,而且通过在华直接投资企业扩大中国对外贸易的数量和提高外贸质量;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是投资中国的主体,是中国吸纳高质量外资的主要来源;源于中国的跨国公司则是“走出去”在海外投资在海外直接获取资源的主体。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借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中国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通过市场交换的方式吸纳和整合了大量的全球资源,建立了融入全球的新经济体制。与历史上大国崛起相比,13亿人口的中国成功地开辟以市场竞争获取资源的和平发展道路。

  综上所述,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全面进入中国,他们发挥了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作用;发挥了推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转换和现代企业和产业发展的催化剂作用;还发挥了助推中国和平崛起的同盟军的作用。

 

  与全球公司合作新阶段

  中国仍然是跨国公司投资的一个热点。跨国公司走向全球公司需要吸纳整合全球最优资源,打造全球产业链。中国拥有庞大而迅速成长的市场容量,庞大而性价比高的劳动力,以及不断健全的全球产业配套能力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吸纳整合的重要资源。因此,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国仍然具有吸纳全球公司投资的巨大潜力。中国应当适应经济发展新时期的需要调整对全球公司投资的要求。引导得好,全球公司在未来的中国可以发挥如下积极作用。

  发动机: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绿色发展发动机。不少全球公司已经积累了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应当像当年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引进技术和管理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那样,通过与全球公司合作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催化剂:促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促进中国产业进一步融入全球产业链,促进中国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转型升级,促进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市场。一些全球公司已经开始在中国市场展开跨国并购,中国企业可以在中国和全球市场学习他们的经验,通过并购成长,通过并购在产业做大基础上做强。一些全球公司已经与中国企业合作走向第三国市场,通过与全球公司合作促进源于中国的全球公司发展。

  同盟军:协助中国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通过市场交换这一和平路径协助中国获取所需要的全球资源。通过与全球公司合作寻找和扩大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利益汇合点,形成利益共同体,从而为中国和平崛起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显然,在30多年改革开放基础上,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地与全球公司合作与竞争,更加充分地发挥他们在中国经济发展新时期的积极作用。这是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一个重要的大战略。

 

  推进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导致外资企业经营出现困难。有些媒体不时出现一些质疑和否定外资作用的杂音;有的政府部门在外资政策上确实出现了一些摇摆,例如对外资企业是否自主创新企业的认定,政府采购出现了排斥外资企业的做法等等。这些因素导致一些跨国公司担心在华经营的前景和质疑中国外资政策。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推进改革开放。中央不仅坚持外资政策不变和扩大引进外资的领域和规模,而且积极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从过去被动融入全球价值链转为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主动整合全球资源,从而在全球价值链中转型升级。“一带一路”的重大战略部署以及“丝路基金”和“亚投行”等重大举措,充分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在推动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转型。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美国时向全球传递了一系列重要信息,包括中国经济将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中国将坚持改革和扩大开放,中国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继续推进反腐败斗争,以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中,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阐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和政策,清晰地表达了十八大以来中央在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这一国际投资合作方面的新思路。习近平主席访美推进了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习近平主席在访美前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利用外资是我们的长期方针。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吸收外资给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宝贵的管理经验、众多的国际化人才,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了外资政策、外资权益保障和为外资提供服务的方向三个方面不变。

  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再次明确外资政策、外资权益保障和为外资提供服务的方向三个不变。

  9月23日,在中美企业家座谈会发言中,习近平指出,“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将会越来越大。中国正在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努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美双方正在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协定将在更大程度上放松中美市场准入限制,建立更加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这符合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大方向,也有利于美国经济发展。”

  习近平主席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努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提法与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的“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是完全一致的。

  2016年“全国两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中指出:“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

  显然,今后5年中国的开放发展不是过去对外开放的重复,而是在过去30多年开放发展的基础上更高水平的开放。

 

  王志乐 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 所长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第十项原则专家组 成员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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