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欣然心态，作心爱之事

                                           本刊记者     乔天碧

西方未来学家预测西方国家将在2015年进入休闲时代。别人快要进入休闲时代了，我们中国呢？与发达国家休闲时代的指标相比，我们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比如休闲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就业人口在休闲产业的比重；休闲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等等……但不应忽视的是，在向休闲时代迈进的过程中，我们的步伐远远要比西方国家快。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时期，那时工人每天须工作十几个小时；19世纪下半期，随着管理科学的诞生和高度的机械化，工作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工作时间不断缩短，但还是每天8到10个小时左右；20世纪初期，西方社会的工人开始了缩短工时的斗争。1995年5月，中国开始实行五天工作制；1999年“十一”起又开始实施春节、“五一”、“十一”三个长假日。现在我们每年的休假日是114天。我们每年将有1/3的时间处于休闲的状态，这意味着不管我们怎样评价休闲，它都将成为社会生活的

休闲的到来对于政府和普通百姓都显得有些仓促，因为我们曾经太久的没有关注休闲。2000年“五一”节期间假日经济的火爆，可以说既让政府看到了巨大商机，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据不完全统计，当年5月1日至6日国内居民外出旅游的达4600万人次，比预计的1500万多了两倍，旅游花费181亿元人民币。北京铁路局因此遭遇了建局47年以来的客流最高峰，7天发送旅客440万人。北京赛特购物中心通宵营业，日销售额为500万元，是平时的两倍多。然而暴露出来的问题也非常多，以至直到今年春节又一次迎接假日经济的时候，有关方面仍不能做到成竹在胸。铁道部为应对假日经济涨了票价，但服务质量反而下降了，河北省的一位名叫乔占祥的律师亲身经历过春节间坐火车的“磨难”后，愤而起诉铁道部的涨价行为。

休闲、娱乐活动及旅游业将成为下一个经济大潮，并席卷世界各地。所有迹象表明，为休闲而进行的各类生产活动和服务活动正在日益成为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大中城市中，各类休闲活动已成为经济活动得以运行的基本条件。

老百姓似乎对于如何打发这突如其来的自由时间，也没有什么主意，许多人还停留在休息的层面上。目前，学术界普遍将时间划分为四类：工作学习时间、生活必需时间、家务劳动时间、闲暇时间，其中闲暇时间应视为休闲时间。按目前中国城市男性平均寿命72岁、女性75岁计算，男性每天的工作学习时间为6小时24分；生活必需时间为10小时37分；家务劳动时间为1小时58分；闲暇时间为7小时17分；女性每天的工作学习时间为5小时37分；生活必需时间为10小时47分；家务劳动时间为2小时51分；闲暇时间为6小时55分钟。与10年前相比，中国人每天的闲暇时间则多出1小时零4分。那么，在平均每天为7个小时的休闲时间中，中国人究竟在干些什么呢？近日零点公司对十几个城市和农村年龄在18至65岁间的5584位居民的调查显示，城市居民中大部分以看电视为主，逛街购物、旅游受到1/4以上居民的青睐，而对其他娱乐活动表现出各有所好的分散性。农村居民的休闲生活比较单调，主要是看电视、串门聊天、玩麻将和睡觉。按年龄组分，中老年喜欢传统的休闲方式，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60岁以上的老人每天看电视约为4小时16分，读书看报、听广播约为1小时10分，无目的闲坐接近1小时；年轻人则喜欢旅游、上网等新型休闲方式。按家庭经济收入的高低来分，收入越高对旅游、上网、购物等新兴的休闲方式接受率越高，而收入低的家庭则多以睡觉、打麻将、串门聊天为娱乐方式。除此而外，约有4%-5%的国人即使在休息日仍然工作。有意思的是，在实行每周双休日之后，中国人的工作学习时间反而增加了，这可能是由于面对激烈竞争的必然选择。

休闲，新的财富大比拼

我们生活的时代很有意思，它可以将任何事情物质化、商品化。正如马尔库塞所说，我们成了“物”的奴隶。因为人们开始关注休闲，很快地兴起了休闲产业。休闲似乎必然地和消费挂上了钩，成为必须依赖“消费“才能得以存在的过程。休闲被等同于消费，休闲也成为新的财富大比拼的舞台。

应该看到，将休闲与消费联系起来有其合理的一面。首先，休闲确实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以月收入在1000—2500元人民币的阶层为例，在不同的收入人群中，他们工作时间最长，睡眠时间最少。通过采访我们发现，许多人之所以将休闲与消费等同起来，是因为平时忙得根本没有时间进行消费，他们说，我们的收入确实要比从前大幅度提高了，但这是与忙碌的程度成正比的。一位公司职员说，平时晚上加班是很平常的事，如果按时回家了才不正常呢。到了休息日，最需要的是体力上的休息，然后就是进行一些必要的消费，忙疯了的时候，觉得购物也是一种休闲，它也有精神上的功能，就是放松，起码不用像工作时那样绷紧神经。

但当我们将消费作为休闲唯一形式的时候，休闲就“成了一种证明人的地位和声望的手段”，这样的休闲非但背离了休闲的宗旨，还将休闲异化了。比如高尔夫目前被中国人认为是富有阶层的专利。有钱的人以打高尔夫为荣耀，正在变得富有的人也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成为某家著名的高尔夫球俱乐部的成员，因为那是他们终于跻身于富有阶层的象征。有文章写到，一位正在发财的朋友向往有一天能够开上自己的捷达车，去高尔夫球场打球，作者评论道，当他开着车到了停车场，恐怕就会英雄气短了，因为那里停泊的名车就足以击溃他好不容易构建起来的自信了。而已经享受着高尔夫的人，对一些高尔夫球俱乐部某些向大众降低姿态的表示也深为不满，他们认为自己花了钱就是要享受到他人所不能享受到的休闲，更多人的参与让他们愤愤不平。高尔夫已不再是一种运动方式，一种亲近自然和绿色的休闲方式，它成了身份和财富的象征。

著名休闲学家马惠娣认为，休闲的真谛是“自由、快乐、意义”，是以“欣然之心做心爱之事”。休闲的宗旨是使人获得一种肉体和精神的放松和愉悦，如果为了追求休闲的形式，而放弃了休闲的真谛，那就是舍本求末了，是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被奴役了。休闲应是唾手可得的快乐，如果因为休闲而感到身心疲惫，那就已经不再是休闲，而是在财富大比拼的舞台上粉墨登场了。

休闲自如常，引导我们向上

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说 ，“休闲”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可以保持内心的安宁，我们需要崇高的美德去工作，同样需要崇高的美德去“休闲”。“休闲”可以使我们有意义地生活。

“休闲”一词在古汉语中的解释很特别，《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解释：“可耕地闲着，一季或一年不种作物。”这显然是农业民族对“休闲”的解释。当季节不适宜农作物生长或可耕地需要休耕的时候，农民也进入了自己的休闲时间。虽然是些不识大字的粗人，但乡里乡亲围坐火炉唠嗑，讲些祖上流传下来的故事，关于生产劳动、儿女情长，年轻人学会了为人处世，男女情爱。讲故事的人也许很会调听众的胃口，总到了关键处留待下回分说，一个故事甚至可以延续一整个休闲季节，那也许就是史诗或英雄故事吧。于是在漫漫休闲季里创造出了他们自己的文化——民间文化，《诗经》、《汉乐府》中许多优美诗篇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休闲”一词从一开始就揭示了两层含义——恢复体力，为春季艰辛的劳动做准备和精神上的放松和愉悦。

尽管，传统的中国社会有着源远流长的休闲传统，下层人民在休闲的过程中创造了鲜活的民间文化，以文人士大夫为首的上层在他们的道德文章外，创造了绚丽的休闲文化——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构成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种传统并没有被完全的继承下来。建国后，中国人曾对休闲持一种暧昧的态度，休闲与享受被等同起来，享受是资产阶级的热衷的事，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格调，所以我们反对享受，似乎也就反对休闲。那时，我们更多的用“休息”这个词，它也不是一个十分美好的词汇，当时的媒体舆论所推崇的是那些将休息时间压缩到最小，利用工休时间加班的人，当时的劳模大多用一年的时间干了两年甚至数年的工作量。记得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电影《今天我休息》，反映的是一位派出所民警，在休息日没工作找工作做、加班加点全心全意工作的故事。那时被赞赏的休息是工作的延伸，没有丝毫休闲的含义。

休闲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享受。我们活着绝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生存，当我们满足了最基本的生存要求的时候，我们还拥有发展、享受的权利，这是我们最为人性的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终将不再仅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而斗争，为取得高级的享受而放弃低级的享受而斗争，为生存而斗争将变成为享受而斗争。

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中国人拥有了越来越多的休闲时间，但在内心深处仍认为休闲是可耻的我们，如何去休闲似乎又成了一个颇费思量的的问题。一时间涌现了无数的休闲方式，让我们目不暇接，传统的、舶来的、时尚的、甚至怪异的……太多的选择，带给我们更多快乐的可能的同时，也带给我们痛苦——无所适从的痛苦。

一位经常和朋友们到歌舞厅去娱乐的被访者，在被问及他是否喜欢此种休闲方式的时候说，实际上他并不喜欢歌舞厅的氛围，但他每次还是跟着朋友去了，因为他不好意思拒绝，他更喜欢到一个环境幽雅的咖啡厅，听着似有似无的音乐，和喜欢的女孩子聊天。一位收入不高的公务员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他去年“五一”节和妻子一起出去旅游的经历时还摇头不已。他说他和妻子都是工薪阶层，妻子总是以羡慕的口吻谈论别人的旅游，于是他们就下决心也出去一次，可是却遇上了假日经济的火爆，结果玩没玩好，吃没吃好，住没住好，哪里是休闲，简直是花钱找受罪，比上班还累。还没有在家里看看书、听听音乐感觉好呢，事后他对妻子说，以后别尽看着人家。

马惠娣认为，任何一种休闲娱乐方式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可以说休闲方式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多地把道德评判用于对休闲的评判。农民在田间地头唱段二人转与知识分子去听交响乐的功能是一样的。许多社会精英也会用极为通俗的方式休闲自己，比如麻将，梁启超、胡适都喜欢玩麻将。我们无法说弄堂胡同里的百姓玩麻将是俗不可耐，而知识分子玩麻将就是精神享受。

但休闲作为对个体体能的恢复、精神的放松以及对生活的感受和享受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应该有个“度”来把握。与朋友对饮小酌，是休闲、是享受；喝多了醉卧街头就是酗酒了；小孩子学钢琴、学绘画，是陶冶情操、是休闲；为了让孩子通过钢琴、绘画考级而挥舞棍棒，就是摧残儿童、急功近利，也与休闲毫无关系。

可以这样认为，休闲有两个层次，感官享受是它的一个层面；精神的愉悦，甚至人格的提升是其第二个层面。就好比女人，找个女人结婚生子、居家过日子是一个层次，至于向遇到梁晓声所说的好女人，那就是一所“学校”了，休闲也是这样。

品尝自己的那份圣餐

记得有一篇游记上讲，作者到俄罗斯旅行路过一个乞丐的时候，给了乞丐几个卢比，没想到那乞丐竟拒绝了，让作者匪夷所思。后来当地人告诉他，那会正是乞丐午休的时间，际遇凄苦的人竟为了休闲而放弃自己微薄的收益。休闲是人类天性的显现，德国剧作家席勒曾经说过，人只有在游戏的时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休闲是每个热爱生活的人的天赋权利。印第安人有一个传说：“一开始，上帝就给了每个民族一只杯子，一只陶杯子，从这杯子里人们饮入他们的生活，他们都在水里蘸了一下，但他们的杯子是不一样的”。推而广之，如果休闲是上帝奉送给我们的圣餐，那我们每个人盘子里的内容是不一样的。耐心地静静地吃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品出其中的味道，这是我们获得快乐的方法。如果总是看着别人的，你就永远无法获得快乐。休闲的内涵依每个人的自我状况和选择能力，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休闲观、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选择能力导致休闲方式的不同。它取决个体的经济、文化、习俗、教育和性情及社会阶层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有一个当县长的朋友，坐着自己崭新的桑塔纳2000，车奔驰在雪后的甘南山区，满心想着要完成上面派下来的任务。无意间他将目光转向车窗外时，看见一个农民手里拿着当地烤制的面食锅盔，穿着单薄的衣衫，疾步走在这无垠的雪国，在冬季阳光的照射下，他似乎走热了，竟脱下了棉帽，忘情地唱着歌儿，越唱越欢实，偶尔吃上一口锅盔。行走使他的身上仿佛升腾着一股白烟。朋友很感动，刹那间羡慕起那个农民。不知那唱着歌儿的农民在匆忙避让那从他身边飞驰而过的桑塔纳时，会不会羡慕坐在车里的人。

当我们觊觎别人的快乐的时候，别人也在觊觎着我们的。每个人都有着独自的苦恼和与众不同的快乐。在乡野劳作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接触着自然，光着的脚板踩在散发着自然气息的土地上，双手触摸着绿色的植物，清新的阳光和空气围绕在你生存的空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多少钱财，也没有太多的精神压力。在大城市中为生存而奔波的所谓“白领”，口袋里揣着一大把信用卡，享受着现代化的种种好处，如空调、汽车，却因为激烈的竞争而焦躁不安，渴望着与自然的亲近和心灵彻底的放松。

我们正从不知不觉的休闲，转向有意识地休闲；休闲也在一步步向当代的中国人走来。我们开始关注一些传统的休闲方式，追求古人的安适、淡然。其实，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获得休闲的生活态度。这其中，北京平民休闲文化值得一提，它没有贵族文化的高不可及，又深得休闲之真谛。当然也有人评价京味文化使北京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而这安然闲适的生活态度可能恰恰是休闲文化的精髓。就说喝茶，他们喝大碗茶的架势历来为讲究茶道的南方人所不齿，称之为“饮”（饮牛的饮），而他们却从中获得了悠然自得的享受。放风筝，提笼架鸟，他们让自己在任何细小的娱乐中获得精神的享受并沉醉于其中，将北京城变成了他们的游乐场。这与林语堂先生所推崇的“休闲”有些不谋而合：“消闲生活并不是富有者和成功者独享的权利，而是一种宽怀心理的产物……这种心情是由一种达观的意识产生。享受悠闲的生活是不需要金钱的，有钱的人也不一定能真正领略悠闲生活的乐趣，只有那些轻视钱财的人才真正懂得此中的乐趣，他必须有丰富的心灵，爱好简朴的生活，对于生财之道不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