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国富之路
——中美新市场经济（北京）论坛侧记

本刊记者　曾平

火热的盛夏，隆重的盛会。
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等主办，《今日中国》杂志社等协办的中美新市场经济（北京）论坛，于2005年6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大学举行，旨在推动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推动世界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推动国家的富裕和社会和谐。
这次论坛聚两国部分经济学界领袖、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代表于一堂，围绕着“新市场经济与国富之路”的主题，展开了“克服国富的障碍——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新市场经济与产业全球化”、“新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等议题，并有针对性地选择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较大的行业作案例分析，着重探讨了中国市场经济前景和宏观政策取向，探索中国和国际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
11日中午在北大百年纪念讲堂“新市场经济与国富之路”的圆桌讨论会上，中美经济学家济济一堂，各抒己见，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激烈的辩论，堪称本次论坛的点睛之笔。

王建国（北京大学中美新市场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本次论坛执行主席）：
中国具备了完全市场经济的要素，但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完善，在此我提出“新市场经济”的观念。因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已经不能用社会主义特色描述了，在社会主义特色外还有很多其它特色，所以用“新市场经济”概念把它的外延扩展。
“新市场经济”不仅包括了社会主义特色经济的特色，还包含了其它的特色。社会主义特色不仅仅是计划经济，我们的市场经济自由度比很多被承认的市场经济国家还高。
中国过去是国家宏观计划，但效果不理想。现在所有公司的管理就是以计划为管理，浮躁就是没有计划。在宏观上要市场，在微观上，公司内部、组织内部要计划。
本次讨论会上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谈到世界上不存在真正完全的市场经济，从理论的角度每一个国家都要完善其市场经济。我认为市场一般是经济与政治的斗争，一旦经济走上了垄断，政治就走上了斗争。哪一个国家有政治，哪一个国家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一些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还不如我国高，但是却被承认是市场经济。这就是我为什么提出新市场经济概念，把其它的一些国家，包括欧美都装在一个筐里面，这样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但是我们自身有很多问题需要完善，我们离完善的市场经济或者是理想的市场经济差很远，我们仍要加倍努力。
　　

普雷斯科特（200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
　　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很好，统计数据已经清楚的表明趋势，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生机勃勃的情况。但中国还不是自由的市场经济，人民币还没有实现自由兑换，我也不确定有这样的计划，有的时候这种完全市场经济的计划完全可以实施，有时候也是不可行的。
香港有一些企业家说他们希望将来到中国内地来投资，但是他们认为目前到中国内地投资设立分公司还是有很多难度。而且中国有一个先行者的优势，先发制人，在市场上先动起来的人，已经得到了保护，免于后加入者的冲击。　
现在进入中国市场，所面临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而由谁为这些风险付出成本呢？肯定还是中国人民。外方的技术要流入中国，要引进到中国来，就会在企业之间进行竞争。比方说生产出来百分之百的东西最终还是要由中国人民来购买。但是现在因为有了这些障碍，所以中国人民就要付出更多才能得到这些产品，人们在投资的时候，都希望投资有回报、有保障，在中国也是如此。
中国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大型国企。我觉得中国大型国企的运行方式不那么透明，其领导会通过一些政治上的影响力阻碍急需的变革。只要我们无法制止这种现象，我们的增长就会受阻滞。也可能我的担心是毫无必要的。

易纲（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货币政策司司长）：
中国经济是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的，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程度比起很多没有争议的其它转轨国家，大家承认他们是市场经济，其实我们的市场化程度比很多没有争议的市场经济还要高，比如我们很多领域的价格已经放开了，很大程度上资源被市场配置了。
今天在这个圆桌会议上，我们更多的应该讨论中国怎么完善自己的市场经济制度。大家应该形成两个共识：
1、我们现在还处在转轨时期，政府的职能转变大大滞后了。如果不尽快推进改革进程，很可能在这个时期要经受计划经济的不足和市场经济的不足。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加紧往前走，加快我们的改革，完善市场经济。
2、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增长很重要的因素，但不是万能的。现在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搞市场经济，最富有的国家是市场经济，非洲大量贫困国家也是市场经济，不同国家都贴着市场经济的标签，但千差万别，这里有好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有不好的市场经济体制。
我觉得中国致富最大的障碍是5个字：欲速则不达。中国人有一个特性，你行我也行，一个村子里如果有一户致富了，所有人都想模仿。但是目前从个人也好，从家庭也好，从地方政府也好，都太浮躁，太着急，恨不得一下子就富起来。中国的增长速度是最高的，可是在这种最高中存在巨大的问题，能源浪费、质量不高、环境完全不能支撑。在这种急躁的情绪中，中国产生了很多问题，从速度方面是欲速不达。
中国在法律和规章制度的执行上做得还不够好，最突出的就是环保，有很多环保方面的法律，但是快速而低质量增长所产生的负的外部效益，没有被应该有的企业承担，而被社会承担了。举一个例子，在长江三角洲人口非常稠密的地区，生产的鞋在美国卖60美元到100美元，我们的出口价格是6到10元人民币一双。这个鞋厂产生污染，没有被处理，就流入长江三角洲。
　　我们最大的障碍是急躁的情绪，如果在制度上、执法上、人们的心情上有一个平稳的心态，中国向市场经济国家迈的步伐会更加的坚实。我们要认真地思考中国的增长和发达国家的增长不同。现在国家重点强调科学发展观，我觉得内涵很深。

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中国还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但全世界没有一个是纯粹的市场经济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因为美国的价格同样存在扭曲，政府对价格有很多的干预。
我们产品价格比较便宜的时候人家就起诉我们倾销，这个时候怎么办？不能用自己的价格结构来证明我们的价格是低于成本的，因此要求我们用第三国的价格：它是市场经济国家，它的价格不错，用它的价格算我们的成本。我们用过新加坡的价格，用过挪威的价格。
一个国家的价格取决于很多因素，首先是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新加坡没有农业，怎么能跟中国比？第二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规模，新加坡几百万人口，我们13亿人口。也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新加坡在赤道上，我们在北纬30多度，怎么拿它的价格来比较我们的价格？这简直是荒谬到了极点。
中国致富最大的障碍在哪？从制度上讲，中国致富最主要的障碍是缺乏公平竞争。中国法律并不少，问题是有法不依。
从长远来讲，20年、30年，中国致富的障碍在什么地方？就在于人的素质。中国有一个优势，有大量劳动力，成本很低。可如果过了20年，这个优势就变成劣势了，有一大堆劣质的劳动力怎么致富。从长远来看，中国致富最大的障碍是现在对教育投资不足，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受教育。

范恒山（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
我的看法是中国现在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但还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为什么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从主体来看我们已经达到了市场经济国家应该有的标准。从政府来看，原来事无巨细，都由政府搞审批的体制得到了实质性的突破。27年前我们要建一个厕所都要政府批准，但是现在很多的大建设项目都不需要政府批准，有的只作备案，有的只做核准，政府的管理范围和方式正在发生变化。
　　现在在很多地方已经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而且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使多种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为中国今后的经济主体。与此相应的是，现在的改革已经发展到独资企业。
从第三个角度看，现在无论是商品资源的配置，还是要素资源的配置，市场化程度都很高。商品资源价格调整程度已经超过95％，仅有的几种产品国家还给予指导，除了极个别的要素还有所管制外，我们的土地、劳动力、技术信息这样的要素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
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政府管理的范围需要进一步缩小，微观基础还需要进一步通过创新走向自由。市场价格特别是要素价格需要进一步改革，使它更加清晰，充分地体现市场机制的调节要求。所以我的看法是，我们可能还要用10至15年走这个过程，这个任务还很艰巨。
中国致富障碍到底在哪里？我把它归结为4个字：体制障碍。改革开放后针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中国连续进行了5次宏观调控。为什么这些矛盾和问题久治不愈，不断地出现反弹？说明消除这些矛盾和问题的体制基础还没有完善。我们提出了很多好的道路，比如改变增长方式，但是怎么能使我们的增长是从浪费转到节约，要通过一个机制来实现。

隆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未来阻碍国强民富的障碍大家讨论了很多，我个人认为比较突出的障碍有：
　　一、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基本靠高投入维持高速度，这里面出了很多问题，面临很多资源环境的制约，这是硬性制约，即便中国有外汇，也未必能支撑我们这样的增长方式。
　　二、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我们看到很多国家人均GDP超过一千美元，经济可能是高速增长，政治上可能是走向民主，但是很多国家没有处理好发展的不平衡，带来的是极度动荡，把发展速度打乱。我们到了这个阶段，过去20多年我们走过了极度不均衡的发展，有可能是未来发展非常危险的地雷，怎么能够把这个地雷挖出来？
三、来自国际社会的制约。中国是一个大国，在既有的全球格局下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势必会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如果处理不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中国的发展会被打断。
　　四、很多问题归根到底是体制问题，体制是什么？就好像有很多狗拉雪橇，如果狗没有人指挥，雪橇会乱动，速度可能会很慢，狗和狗之间，彼此的力量都会被抵消掉。如果有一个驾着雪橇的人指挥他，大家向同一个方向努力，雪橇就会跑的很快，指挥的东西就是体制。
刚才说的发展模式问题，增长不均衡问题，归根到底是体制出了大问题。体制没有引导着所有的小狗向同一个方向拉雪橇。要解决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就是要完善体制，加快体制改善。

布莱克默（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经济系主任）：
几年前我研究的中国情况和现在的中国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处在这个改变过程中的中国人可能不察觉，但对旁观者来说，这个变化很迅速。我能感觉到在中国人当中，有市场经济的天赋，所以中国人天生就会发展市场。
亚当·斯密曾警告说，一旦有了市场之后，要警惕市场上对竞争所设置的障碍。在发展完全市场经济进程中，就要防范市场障碍，使市场无法进行充分的竞争。
中国已经开始建立市场经济，这还不够，下一个阶段就是要使中国的经济更有竞争力。

 

链接：什么是“新市场经济”？
王建国认为，中国市场经济在机制上与以美国、欧盟等为代表的其它国家的市场经济并没有根本的区别，然而只有少数国家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究其根本原因，是世界对我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不甚理解，用“新市场经济”的概念不仅可以用来向世界描述我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还可以用来描述我国作为新兴的新型市场经济的更多特点，将它与世界多种类型的新市场经济统一在同一概念之下，因此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
与此同时，中国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具有自身的特点。因此，有必要对中外市场经济发展环境、宏观经济走势用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进行系统性、前瞻性的比较研究，力求突出新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预测与对策相结合，通过不断转变发展观念、探索发展模式、把握发展规律，完善我国市场经济制度，推动世界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同时，王建国还提出“非稀缺经济论”观点，认为没有稀缺照样没有经济学，并且非稀缺资源比稀缺资源更重要。一个经济的质量，主要是由非稀缺经济相对于稀缺经济的比重决定的。非稀缺的比重越大，经济的质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