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饭碗给父母还是给孩子？
——访孙立平教授

本刊记者 张 娟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是中国较早提出和研究“新失业群体”的学者。“对这个群体有不同的叫法，如待业青年、新增劳动力等，我们只是提出了一个更加醒目的概念，目的是引起社会对这个年轻群体的关注，这是一个日益庞大的群体，这个问题处理不好的话，会带来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孙教授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屋外暖暖的阳光与沉重量的话题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谁是“新失业群体”？
今日中国：“新失业群体”是指哪些人？
孙立平：“新失业群体”是相对于“老失业群体”而言的。“老失业群体”是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失业下岗人员，随着这个群体的逐渐衰老和过世，“新失业群体”凸显出来：他们是城市里的年轻失业者，在初中、高中甚至更低学历毕业后便加入了失业的行列，这部分人是最初几代独生子女，自小在家中受到呵护，接受的是应试教育，基本上不具备职业技能，因此，在就业市场上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与“老失业群体”相比，他们很少有系统的就业经历，缺乏社会生活阅历，价值观也比较混乱。近年来，随着一批毕业就失业的大学生的加入，这个群体层次复杂起来。
今日中国：失业应该是相对于就业而言的，“新失业群体”是一种怎样的状态？这个群体有多大规模？
孙立平：与我们惯常所讲的就业、失业不同，对很多“新失业群体”而言，可能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准失业”的状态。今天工作，明天失业，后天又工作了，这可能是他们的劳动状态的真实写照。
对“老失业群体”而言，工作与下岗失业是两个有着巨大反差的不同体验，这种反差不仅是经济上受损，更是一种尊严感的丧失，而“新失业群体”没有这样的体验。面对激烈的竞争，他们大多表现的是无奈与无所适从。
现有还没有关于这个群体的精确数字，但资料表明，在一些中等城市中，“新失业群体”的绝对人数已经超过“老失业群体”。例如在湖北省某市，“新失业群体”的人数已是“老失业群体”人数的3倍；在长春市2004年6月的统计数字中，该市9个区中已有3个区的新失业群体人数超过老失业群体的人数。劳动部《2003-2004：中国就业报告》指出，当前正面临自然新生劳动力的高峰期，城镇新增劳动力中只有40-50%能够实现就业，新成长失业青年增幅为63.2%；劳动力市场普遍出现的青年就业问题正在成为主要矛盾。
今日中国：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新失业群体”的？
孙立平：最早是在2003年，当时讨论振兴东北的战略，人们普遍认为眼前最急迫解决的是下岗失业问题。东北的失业下岗人员达到几百万人，生活受影响的多达上千万人。但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些长远问题并不见得不比眼前的问题更为急迫。
有一种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一些失业下岗人员，有的只有30多岁，就已经对自己这辈子的前途不抱太大的希望，而是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这样的家庭经济上并不富裕，甚至有的相当困难，但尽管如此，许多家庭仍然尽可能地将极为有限的经济能力以及自己的精力用在子女的教育上。有的人明确地说，“我们这辈子是没有希望了，将来就看孩子了。”从这些现象中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对于失业下岗的人员来说，如果他们的孩子还有希望，他们就不会彻底绝望。相反，如果连他们的孩子也看不到希望，那才是他们真正的失望。

为什么关注他们？
今日中国：“新失业群体”靠什么生活？
孙立平：“新失业群体”的成员多是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经济上主要靠父母，在东北，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为“啃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啃老”变得越来越艰难：他们的父母有的由于退休收入减少，有的加入下岗失业的行列，可以依赖的经济来源越来越没有保障，而他们也步入结婚生子的年龄。另外，“新失业群体”获取就业岗位的年龄优势也会逐渐消失，他们多数人从事的第三产业中带有吃青春饭色彩的职业——甚至连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都不是他们就业的主流，随着年龄的增长，新的就业机会将越来越不会提供给他们。接下来如何生活，对这些年轻人来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未知数。
从目前来讲，对这个群体，无论是从政策制度层面上，还是从社会认识层面上，都需要进一步重视。
今日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新失业群体”？这个群体肯定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为什么现在会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孙立平：在中国，青年失业的问题，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如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知青大量返城，城市里出现了大规模的待业青年。针对这一情况，政府通过发展街道集体经济、制定职工退休接班制度以及国企开办三产等吸纳了这部分人，所以当时待业问题并不特别突出。
现在的“新失业群体”的出现是由于劳动力增长供大于求，市场就业机会不足等造成的。有一个现象是，这个群体人数虽多，但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表达自己利益和诉求的能力很差，我们在媒体上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只是偶尔从社会新闻的片言只语中，模模糊糊听到他们的表达，他们不善于像“老失业群体”那样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表达诉求。
国家在解决失业问题的诸多努力中，这一群体的利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考虑和体现，但有针对性的政策和重视程度与这一群体的重要性相比仍显不足。目前对于新失业群体，没有像“老失业群体”那样有着一整套的关于劳动和社会保障的制度和机构作为支撑，也没有像上世纪80年代初的待业青年那样可以通过诸如顶替、招工等制度新设计就业。而从调查中发现，在新失业群体的一部分人当中，出去找份工作，更多的不是出于“养家糊口”的生存目的，而是出于舆论的压力。

“新失业群体”为何就不了业
今日中国：有人把产生这个群体的原因归结到“应试教育”上，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孙立平：有这个原因，但我认为，表面上是教育问题，实际上是经济模式问题。
今日中国：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珠江三角洲出现“民工荒”，大量的工作岗位招不到人，城市里同时有这么多的人就不了业，人们不免质疑，这样的工作岗位对技能要求不是很高，为什么城里的年轻人不能去干？是不是他们就业观念的问题？
孙立平：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新失业群体”就不了业，其中不排除就业观念问题、高不成低不就、独生子女吃不了苦等因素，但如果把原因都归结到这个方面，未免有失公平。
现在城市里的劳动力市场为二元市场：一是城市人就业市场，我们姑且称之为“高端市场”；另一个是农村富余人员劳动力市场，我们称之为“低端市场”。对于“新失业群体”来讲，十几年应试教育没有学到谋生的技能，“高端”市场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奢望，独生子女自小在家受宠、缺乏吃苦耐劳精神、适应环境的能力较弱等使他们在“低端”的体力市场也没有优势。
我认为不能过于以“高不成低不就”来指责他们，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来讲低端市场的低收入尚能够接受，因为他不需要承担城市里的高端生活费用，而对于这些失业的城市孩子来讲，他们生活在城市社会，必须承担城市人的生活费用，面对购房、结婚等现实问题。我们调查中注意到，这些人并不都像人们想像的那样端着城里人的架子，他们也尝试着去低端市场寻找工作机会，最后大多因“挣的比花的少”而放弃。
今日中国：但二元市场不会消失，这批人怎样就业？他们的出路在哪里？
孙立平：这个问题我没有深入研究。就个人看法而言，我认为职业教育是一个途径，国家应加强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据了解，这几年职业教育投入比例明显下降，城镇青年大部分不愿意去读技校、职业学校，认为大学毕业都不好就业，职业学校毕业就更没有出路。
合格的职业技术教育的费用会很高，有人曾算过一笔账，培养一名技工的费用不低于一个大学文科学生，很大的投入后能否有高的回报又是一个问题。
有资料统计，我国现有技术工人7000万人，其中高级工只占3.5%，与发达国家高级工占40%的水平相差甚远。

就业面向下一代
今日中国：您曾经提出“就业面向下一代”？
孙立平：如果摆在人们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他们自己勉强获得一种非正式的再就业机会，而他们的孩子处于失业状态；另一种是他们仍处于失业状态，但他们的孩子有就业机会，人们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应当是不言自明的。
今日中国：也就是说把就业的机会提供给年轻人？
孙立平：我和郭于华、沈原教授共同主持“下岗失业社会保障制度在实践中的动作研究”的课题，经过历时两年的调查，对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的失业和失业社会保障问题形成了基本的判断：“老失业群体”已达到峰值，“新失业群体”问题凸现。近年来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大幅增加并非因实质失业人数的增加而导致，而主要是因为并轨所带来的统计意义上的失业率的上升。今后所增加的失业人员将会主要来源于“新失业群体”。老失业群体达到峰值，意味着失业社会保障目标规模已经大体确定，而新失业群体将对中国未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构成挑战。
在就业机会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应当对中国失业社会保障制度的模式进行调整，应该逐步面向下一代，为“新失业群体”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作为政府有责任加大职业培训的投入，政策、制度资源应该对“新失业群体”有所考虑。对于“4050”（指女40，男50的适龄就业人员）大龄下岗失业群体，他们随着年龄增加而适应就业越来越困难，应将其重点转到专项社会救助和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