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防艾：“临界点”的战争

——访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高级项目官赵鹏飞

本刊记者 张 娟

“至今全球估计约有7000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HIV)，其中近3000万已死亡，现存HIV感染者在4000万人左右。全球每年新增的感染者达500万人，什么概念呢？就是每天约1.4万人感染艾滋病，我们讲话的一分钟就内有11个人感染了艾滋病。”在世卫组织驻中国代表处的办公室里，赵鹏飞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他列出的一串数字让人触目惊心。

从1992年起，赵鹏飞就开始从事性病、艾滋病的研究工作，到WHO中国代表处工作也已有5年时间。谈到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关键，赵鹏飞用中国人熟悉的“克服三个障碍”、“实现三个转变”等语汇来表述。

低流行与“临界点”

自1981年美国发现艾滋病起，人类与艾滋病也斗争了24年。“我们奋斗的结果是什么？艾滋病的流行持续上升，流行的范围越来越广，感染人群增加，死亡人数也在增长。每年死亡人数达300万左右。为什么在全世界经过20多年的努力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赵鹏飞说，关键的关键是性传播途径没能得到有效的遏制，从流行的人群或者途径来说，全世界80%以上的感染都是经过性途径传播的，在亚洲地区也是如此。而未得到遏制的原因是有效干预的规模太小，覆盖面太低。尽管形势如此，但并不是说人类对艾滋病束手无策，回顾WHO十多年的应对特点，赵鹏飞介绍说，最近五年，由于新的预防、干预策略的实施，在艾滋病的治疗、抗逆转度病毒（ARV）治疗方面获得了进展，艾滋病虽然不能治愈，但是可以治疗的。

在这种全球抗击艾滋病的背景下，中国的情况如何？赵鹏飞借用一位中国专家的话进行概括：中国艾滋病有“四个流行”——即主要在吸毒人员、性工作者、非法采供血者、同性恋人群中流行，各种传播途径都有。“从总体来讲，目前中国属于低流行，感染率在0.7-0.8‰。”赵鹏飞介绍说，这个低流行是相对于“广泛流行”而言的。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定义，在某地区，如果某个特定高危人群的感染率超过5%，孕妇里面的感染率超过1%，这个地区就可以称之为“广泛流行区”。同样，如果一个地区的性工作者的感染率超过5%，吸毒者感染率超过20%以上，也说明这个地区的流行趋势已经非常严峻了。

赵鹏飞告诉记者，中国2003年底估计的现存感染人数约为84万人，感染的途径及比例大约是：通过吸毒感染者占45%，通过性感染占30%，通过非法采供血者占25%，母婴传播率较低。总体上属于低流行，但局部地区、局部人群已有高流行。而且是处于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过渡这样一种阶段。赵鹏飞说吴仪副总理的概括得很精辟：中国防治艾滋正处于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散播的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非常关键，如果采取措施得当，可以切断传播途径，有机会把艾滋病控制在低流行的状况，直至遏制，而如果采取的措施不力，则会通过性传播途径导致一般人群的广泛感染。

“划时代握手”与政府承诺

大学生参加世界艾滋病日的大型宣传活动。

“两年来中国领导层的努力为各国领导人作出了榜样。” 赵鹏飞说中国高层防治艾滋的决心是国际社会有目共睹的。赵鹏飞认为，2003年12月1日，应该称作中国防治艾滋病历史上“划时代的一天”——那一天，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佩戴红丝带与艾滋病人握手的照片，几乎覆盖了全球的报纸，温家宝呼吁全社会行动起来，共同努力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保护世界，保护人类，保护自己。”中国将“以负责任和更加开放的态度，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探讨预防与控制艾滋病的对策。”从那天起，赵鹏飞感受到的最直接的变化的是他与地方官员打交道容易多了。各地领导人的态度很明确：总理都和艾滋病人握手，我们还会避讳这个问题吗？在2004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北京佑安医院与艾滋病人握手、交谈，这成为中国抗艾滋病行动中的又一次历史性事件。“胡锦涛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与艾滋病人握手，表明艾滋病防治已经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高度关注的重要工作，将使各级党委、政府一把手亲自抓艾滋病防治工作成为必然。”赵鹏飞用“极为振奋”来形容当时的心情。

“有了政府推动，事情会好办得多，中国政府有能力推动这项工作。”赵鹏飞深知政府的承诺对于这项工作的巨大推动力。国际国内经验证明：政府在防治艾滋病工作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乌干达经验”常被提及。乌干达曾是非洲艾滋病流行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后来该国政府以国家意志推行“贞洁、忠贞、安全套”运动，15至19岁少女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下降到10%；成年人感染率到2001年下降至5%，全国艾滋病总感染率从21％降低到6％。

“与乌干达一样，值得推荐的还有泰国、柬埔寨、塞内加尔三个国家，它们都成功地遏制了艾滋，为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了范例。”赵鹏飞介绍说，这些国家的共同经验是：高、广、深、早。所谓“高”，是政府高度重视，政府有高度的政治承诺，直接的表现是拨款和经费的增加，政府的高层对艾滋病有深刻的认识，才能推动整个社会对此的高度重视；“广”，是指广泛参与，艾滋病不只是一个医疗的问题，它还是社会行为、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的问题，需要多部门的参与、配合、协调。“深”就是要深入地开展，单是政府部门自上而下的应对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的参与、有接触感染艾滋病高危人群机会的机构或者组织的参与，这样使政府的政策能够延伸到所要关注的人群中去；“早”指早期应对，不能等到艾滋病广泛流行的时候才去应对，在早期就应采取预防和干预措施的这些经验和做法也在为中国所借鉴，而中国也在艾滋病干预防治过程中，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比如在对吸毒人员的干预方面，中国的美沙酮替代、针具交换项目现在可以讲“初战告捷”。

赵鹏飞说，现在的事实是，中国政府在应对艾滋方面的工作越来越务实：既然短期内无法杜绝，那就面对现实采取有效的干预政策。现在还有许多国际组织也都进驻中国和中国展开合作综合防治。他们在得知中国有很好的政策制度之后，尤其是看到中央级的政治承诺和表态以后，都愿意到中国来。

三大障碍与三大转变

艾滋病人在亲友的祝福声中走进婚姻殿堂。

“但是中国现在防治工作形势依然很严峻，面临着很多的问题。”赵鹏飞说，中国第一例艾滋病发现1985年，到目前为止已20年了，应对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未能得到遏制，目前还处于快速增长的势头，原因是什么？“有效干预不够！”

他说到很多基层去，发现了一些问题，如印发了很多宣传材料，但这材料是否言简意赅，人们是否愿意看，能不能吸引眼球？另外有些比较容易的事情，做得比较多，有难度的事情特别是高危人群这些做得比较少。 “对于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国政府的决心和政策已经很充分了，关键是看怎样实施。”赵鹏飞说，“再好的政策也不会自动实施。必须有机制保证它有效、有规模地实施。”

中国应对艾滋病面临着三个转变：一是从政策到行动，二是从试点到推广，三是从单个部门的应对到多个部门协调参与。要实现三个转变，中国面临哪些困难？

“摆在面前的有三个障碍，”赵鹏飞说，“公众意识低是第一大障碍”。中国关于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工作做了很多，但公众对艾滋病及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不够，这就需要对宣传的针对性和有效进行总结。一份在中国十余个城市所做的有关艾滋病知晓率的调查结果显示，城市成人知晓率在50%以下，农村可能就更不用说了，在21世纪的今天，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局面，因为无知就会导致歧视。

“第二大障碍就是社会歧视广”。 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艾滋病在中国是与耻辱联系在一起的，要消除公众的歧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赵鹏飞特别提到，“医务工作者中存在的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现象也不可忽视。如果医生都不敢和病人握手，甚至推托对艾滋病人的治疗手术，那么医生的态度会影响公众的态度，对社会的影响也是负面的，所以医务工作者的态度很重要。”赵鹏飞介绍说，歧视问题是一个国际的问题，每个国家都走过这个过程。发达国家也一度存在对艾滋病的歧视问题，但随着所有医院开展积极治疗之后，人们把它当做一种慢性病，艾滋病药品也列在基本药品的名单里，在医疗保险里面可以报销这些药品。“中国可以走些捷径，吸取国际经验。国外原来应对无效的方法不要再去重复。”

“基层能力弱是第三大障碍”，赵鹏飞说基层实施项目能力弱、缺乏应对体系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基层不一定是指农村，它也包括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而且相对来讲，有些艾滋病流行的地区、边远的地区容易因获得资助，通过项目带动了能力的建设，对艾滋病的干预能力和应对经验甚至会比某些大城市要好。赵鹏飞说中国艾滋病防治现在有政府的高度重视、即将有新的五年行动计划《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计划2006-2010》出台、有对艾滋病患者的“四免一关怀” 政策，在应对方法上也有许多成熟的经验可循，需要的是一批相当有能力的队伍，保证有效干预和足够大的覆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