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演员、预防艾滋病宣传员濮存昕，将自己的漫画像印到安全套上，向人们宣传预防艾滋。

“我没有名片，我的电话在网上就能查到”，接过记者的名片，濮存昕温和地笑着对记者解释，全然没有“大牌”的派头。

在中国的演艺界，濮存昕属于大器晚成型。按他的说法，“30岁以前没人理我。”30岁后，濮存昕塑造的一系列荧屏形象为他赢来了无数的掌声，喜爱他的观众称他为“第一大众情人”。

濮存昕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身份——国家预防艾滋病义务宣传员。作为中国第一名预防艾滋病的宣传员，演艺之外，濮存昕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防治艾滋的宣传上。

“眼对眼心对心时，这事根本就放不下了”

“他很用心地在做这件事，”濮存昕的妻子宛平这样评价丈夫，“别人怎样做我不知道，但濮存昕对这件事真的是上心了，有的时候排戏很忙，又有很多活动，回来累得都摊床上了。”宛平告诉记者，工作再忙，濮存昕每年至少要抽出两三个月的时间专职做宣传员的工作，因为他认为做宣传员就要把这件事情宣传出去。濮存昕拥有的艾滋病感染者朋友已经不可计数。很多艾滋病感染者都有濮存昕的手机号码，而他家也成为接待家庭，这两年都有参加夏令营的艾滋孤儿来家里住。还有一点，对于他和艾滋病人之间的故事，濮存昕自己很少在公开场合讲述，因为他尊重他们。

作为宣传员，濮存昕向全社会发出了“携手远离艾滋病，倾心关爱不幸者”的倡议。据不完全统计，他以个人名义为11个艾滋病家庭中的19名孩子捐助了学费，并以他个人名义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爱心基金”中注资40余万元。 

记者：一年大大小小的宣传活动您会参加多少次？   

濮存昕：还真有点儿数不过来。

记者：对“宣传员”这个角色你自己是怎么理解的？   

濮存昕：从2000年开始，这个工作我做了五年了。其间，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开始时，作为一个演员，一个明星，要求你的就是一个形象使用，参与一个广告、一组照片的拍摄，就可以完成“任务”了。但是做得时间长了，越干事越多。当你与一个个感染者眼对眼、话对话、心对心的时候，你不可能扭脸就走，如果你处在我这样的位置也一样，你不去帮他，也不可能。你会想，哟，这事我是可以做的，又不会失去什么，你也不会有那种交换的概念，你会认为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事情，于是就很自然地去投入进去。对于我来讲，它是一个终身职业，如果做不好，就会被辞退，所以得努力做，只要人们还喜欢我，我就会做下去。   

记者：毕竟这是一件很占时间的事情，而您现在可以讲处于演艺事业的“黄金季节”。

濮存昕：时间是由人来安排的，说句大道理的话，在我看来，人生的价值永远与所承担的责任成正比。这是国家找你做事情，你没有理由推辞，我们从小就受的教育就是这样。我现在正是人生精力最旺盛的时间，做好演员的同时，业余时间来做这些事，我自认为做得很自然，很从容。 我的努力和收效就是这么多年来，大家都知道预防艾滋病宣传员濮存昕，有时候甚至比演员濮存昕印象还深刻。当然，要做好预防艾滋病宣传员，首先必须做一个好演员。我也因此获得了很多荣誉，像成为感动中国的人物，还能代表中国去希腊举奥运会火炬，我很知足。我其实不只是无私奉献，我得到的东西更多。

记者：好像演艺界人士做事往往给人一种“做秀”的感觉，你有过这样的困惑吗？

濮存昕：很多人曾问过我，是不是觉得自己名气不够大，要通过这个身份来炒作？我说我就是在做秀，就是在炒作，这个秀要越做越大，坦率地说，有时一场宣传活动就是一种仪式，但如果通过名人的影响力能传播正确的意识，增强大家对艾滋病的认识，改变人们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态度，那我觉得这秀就要做，要加强与媒体合作，因为我们的参与，传媒才能更有兴趣和有新的角度来传播防治艾滋病的知识。同时，我才可能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使这种传播更轻松。而且通过这件事我的名气大一点没什么坏处，你说是吧。

“我们与感染者是合作关系”

濮存昕在他的宣传内容里经常要讲一条，就是我们是拒绝ＨＩＶ，还是拒绝人？“我们不能把艾滋病病毒和人等同起来，即使我们很多艾滋病感染者是因为有问题的人生造成的。”

在他看来，说艾滋病是一种脏病，是一种犯罪类型的疾病，用道德观点来评判艾滋病问题是不负责任的。濮存昕说这种态度对于解决艾滋病的问题、对于防和治没有好处，只有坏处，只能增加人们对感染者的歧视。“我们需要用社会责任感，要从解决社会问题的角度去认识整个问题，所以，面对艾滋病感染者不要紧张，不要恐慌，应该劝导他们快去治病，应该不让他们失业。”   

采访中，濮存昕多次强调一个观点：“我们与感染者是合作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观点。解决艾滋病的问题，一定要跟艾滋病感染者合作，不合作是永远解决不了的。”濮存昕说，艾滋病感染者人群和艾滋病患者们合作的态度“感染到我为止”是最基本的良心的出发点。“我们在青岛搞政府培训的时候，有一个农民朋友站出来说了一句话：让艾感病感染到我为止。当时我为他热烈鼓掌。就是这一句话，这是一种承诺，这一句话多么有责任，有爱心。所以相互关爱，共享生命，不是我们健康人群单方面的对艾滋病感染者人群的关爱，艾滋病感染者人群也应该关爱社会，对社会负有自己的责任。”   

“合作的态度应该是平等的，应该是尊重的。对于不幸感染艾滋者，我们应该有一个人道的、对于患病者的一种体谅、一种关心。”濮存昕说这种态度比起指责来可能更加客观、务实。濮存昕经常到戒毒所，也去过同性恋组织的活动，他说自己时刻不放弃倡导和宣传，但也绝不用指责的态度去对待他们。    

当然，这种尊重不能只停留在宣传口号上，它也许就是一个细节。濮存昕讲了他自己的一段经历。有一次他在郑州讲演，台下有许多是性服务工作者。对这个群体，濮存昕提起来觉得很沉重，首先她们做性服务是违法违规的，但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贫穷和缺少教育而走上这条路的，她们每个人背后有着非常残酷的经历，濮存昕说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她们能改变。“我在讲演时，看到下面一个女孩，长得不算难看，个头很高，她用仇视的目光看我，那是一种受过伤害后对男人的仇视和藐视的眼神。我在上面做宣传，就想跟她交流。我发材料的时候，特意挤过去到她面前，郑重其事、非常友好地微笑着把宣传单发给她，终于让她冷酷轻蔑的表情改变了一下，我当时有点满足，我希望她的生活有阳光的一面。”                            

“这个进度还是慢了些”   

濮存昕是全国政协委员，每年“两会”时，他都会提交关于艾滋病防治方面的提案：建议在人口流动交通密集的地方竖立艾滋病宣传的广告牌，建议国家应该用制度来保障那些为艾滋病事业做出奉献的志愿者，保障艾滋病人的生活就业问题等等。濮存昕告诉记者，他去年的关于整合防治艾滋病电视节目的提案现在正在实施中。

各界群众联名支持防艾活动

从1985年发现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起，中国与爱滋病斗争了20年。防治艾滋，最关键的一点是让人们了解它，以科学的态度去面对它。中国媒体为此做了很多努力，单就电视节目而言，20年来这样的节目做了有多少？各地之间有没有交流？应该进行资源整合，一方面作为中国与艾滋病斗争的见证和记录，另一面加大传播效果，同时避免重复和浪费。“现在正搞一个艾滋病题材的全国电视媒体展映活动——中国抗击艾滋病20年成果，几千部片子，专家看了3个月都没看完。我跟专家一起看，进行精选，这可是个艰苦细致的活儿。”濮存昕笑着说。

作为宣传员，濮存昕深知宣传教育在防治艾滋病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现在人们对艾滋病的了解和认识比起前几年情况已经好了很多，但这个进度还是太慢了，宣传教育的盲点很多，特别是在农村的许多地方更是如此。很多人对于艾滋病缺乏科学的认识，要么谈艾色变，要么认为这是卫生部门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试想这种疾病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哪里谈得上防治。

濮存昕的工作系统主要在青少年这一块。他认为，预防爱滋、禁毒、义务献血等都应该纳入学校考试科目，设立安全、生存课，生命教育课，从小让孩子了解，人们可能会遭受到疾病、危险，让孩子学会敬畏生命，珍惜健康，但现在看来还很难突破。“很多学校名义上设了这样的课，但每学期只有一个课时，仅靠这一个学时能学到什么？”濮存昕有些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