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移民在南梁

从银川市区向北驱车40分钟就到了南梁农场。南梁农场是一个中型国有农场，占地6万亩，耕地3万亩，职工5200多人，南梁农场人均拥有土地五六十亩，每年赢利120万—130万元人民币。南梁农场的生态移民村位于农场的东南部，从2003年8月至今，已安置了274户，1400名生态移民。

如今子盖新房

村子里有些尘土飞扬，很多砖瓦房的墙上写着鼓励大家实行计划生育的标语，一切都是刚刚开了头的样子。村子以一条林带为界被划分为回民村和汉族村。为了尊重回族的民族习俗，林带以西处于上风口的是回民村，居住从泾源县迁来的75户回族居民，林带以东位于下风口的是汉族村，居住从西吉县迁来的200户汉族居民。

杨万贵一个人在家侍弄着拖拉机，他说：刚搬来时，回民村没有机动车，现在有了19辆摩托车，4辆四轮车。全村现在有三四十辆摩托车（每辆3000—4000元），20多辆四轮农用车（每辆1万元左右）。

2005年因为干旱，庄稼收成不太好。村子里大多数人家庄稼亩产只有二三百公斤。杨万贵家的庄稼亩产却达到400公斤，42岁的杨万贵是村子里的种粮能手，他说农场经常举办学习班，还派技术员到地里指导。

杨万贵的婆姨（妻子）到农场摘枸杞去了。南梁农场是宁夏最大的枸杞种植基地。枸杞是宁夏特产，是一种落叶灌木的果实，可以入药滋补身体。每年从6月下旬到8月是摘枸杞的季节，7月是高峰期。平时每天可以挣二三十元，高峰期时，每天可以摘50公斤，挣50元钱。过去在老家一年也挣不下什么钱。杨说：“村里那些载女人们去摘枸杞的人也挣了钱。两公里，10分钟的路程，每人1块钱。每天有二三百人去摘枸杞，司机们两头挣钱。”

杨万贵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读农校，小儿子读初三。儿子放假时也去打工，大儿子在绿化队打工，每天挣20元钱，一个假期挣了600块钱；小儿子和妈妈一起去摘枸杞。和老家比，孩子上学的费用增加了，小儿子每年学费2000元，大儿子每年学费4000元。在老家，因为是贫困县，娃娃们可以免费接受义务教育。不过，杨还是希望能继续供孩子读书。

老杨说，从老家出来时，已经40岁，不想出来了。为了孩子还是搬过来了。想让孩子学门技术，但他们不懂普通话，有时听老师讲课很吃力。

榨葵花籽油也是移民们不错的副业收入

56岁的杨忠保是村委支书。他的儿子有辆面包车，拉女人们到农场干活。儿子的新房铺着瓷砖，还吊了顶。家里电视、VCD机、电话都置备了。目前，移民村90%村民家中都有了电视，70％的人家安了电话。杨忠保说，我们这个回族村在西海固生活了100多年。土地都是靠伐木得来的。人均只有三四亩地，基本不打粮食。过去吃水也很困难，村子的清真寺里有一眼井，打一桶水要两个小时的时间。干旱时一拖拉机水要50元钱。现在家家有了自来水。回族村民也有活水洗澡了。吃政府、靠政府，不如靠自己解决。这里的地，一亩相当于老家的三四亩，只要肯吃苦，就行。杨说：“每次回老家，老家人就说我跟原来不一样了，就是精神，家宽养少年嘛。”

移民村在规划时就为回族村民预留了回民公墓、清真寺的土地。阿訇家的墙面都贴着瓷砖，院落非常洁净，看上去家境要比其他人家好些。今年30多岁阿訇的也出外打工去了。家里只有阿訇的母亲一个人，她开了一家小卖店。她说：给孙子们赚点零嘴钱。

为了保护环境，移民村里的羊基本上都圈养了

村主任寇国强说，未搬来的时候，村民的人均收入约500元，2004年人均收入达到800—1000元。村民生活的变化可以从女人和娃娃们的穿着上看出来，原来穿得又脏又烂，现在都添置了新衣服。今年因为干旱，农业收入不如去年，但打工的收入比去年好。在农场一年四季都有活干，也可以到离农场不远的银川市里去打工。许多男人到城里从事建筑，或在饭店打工。不少男人到附近的活性炭厂打工，他们每天骑着自行车或摩托车去上班，一个月能挣1100—2200元钱。现在50%—60%的人家都重新建了房子。2004年寇国强回老家两三次，老家的生态恢复得很好，松树、柠条、杏树、杨树、桦树等新栽的树都长起来了。

说到村子里随处可见的关于计划生育的标语，寇国强说：过去在老家每家少则两三个孩子，多的五六个孩子。搬来以后村子的人口已经得到了控制。过去孩子们入学率只有60％。南梁农场有自己的小学，离村子大约2.5公里。去年南梁农场的中学撤销了，娃娃们要到距村子30公里的银川市八中，或六七公里贺兰县的中学住宿读书。

寇国强说，娃娃们的入学率提高了，但学费高也成了村民反映最多的问题。现在，因为移民村按照属地管理，娃娃们要交纳学费，小学每学期200元，中学500元，这对于过去不挣钱，也很少花钱的村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南梁农场场长朱学山说：“我们最初接收生态移民时的心情可以用心有余悸来形容，我们怕各方面问题多，不好管理。刚开始的半年，因为这比南部山区气温高，蚊虫多，很多移民不适应。移民们还在农场里随便伐树、摘玉米。大事小事都要找农场。经过磨合，现在基本都没什么事了。移民们的生存能力很强，能吃苦，部分村民已盖了新房，娶了媳妇，而且他们很知足。相信再有三两年，他们过得会比农场的职工强。”

移民村现在的位置是农场搬出自己的40多户职工腾出的地方。农场为每个移民分配2.5亩耕地、2亩枸杞地，给每个农户两间60平方米的住房，每人交1000元就可以搬进去住。专门负责移民管理的副厂长崔宁安说：生态移民是一项政策性的工作，对于农场来说具有双重意义。

一方面农场需要大量劳动力。农场每年采摘枸杞、搞玉米田间管理需要6000多人。原来都是农场派车从附近的县城招募工人，除工资外，农场要负责他们的住宿等开销。农场枸杞种植面积达1.5万亩，最多的一次，农场派了17辆车，招了6000多人。移民搬迁过来后，摘枸杞一项农场就节省了2万多元的开支。 另一方面，移民的到来也增加了农场管理的难度。农场成立了一个有4个人组成的移民管理办公室，专门负责移民的管理工作。移民在老家大多靠天吃饭，不懂得如何侍弄庄稼，农场要向他们传授农业管理知识。农场职工的福利保障已全部实行社会化，而移民们的这一块还没有跟上，所以农场还要满足他们在医疗、意外事故等方面的需求。

宁夏发展改革委员会的高级工程地区经济处处长张闽剑工程师的主要工作是为生态移民寻找安置地，几个月来一直在各地考察安置用地。他说：“从2002年开始，宁夏的扶贫移民工作全部纳入生态移民工作中。与早期的吊庄移民相比，政府对生态移民的投入更多了，吊庄移民的人均成本为3600元，而生态移民的人均成本达到七八千元。由于实行整村迁出的办法，到位率比吊庄移民也要高。国有农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宁夏共有17个国有农场，其中长三头农场、渠口农场和南梁3个农场开发建设10余处移民新村，接受安置了2万多名来自西海固地区的移民。”

张闽剑认为，国有农场安置移民是一项双赢之举。国家为接受生态移民的农场解决了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国家为安置移民，在南梁农场投入了800万元。过去农场都是水泥路，现在铺设了柏油路面，水渠也重新进行了修整。

朱学山场长说：“农场在用工等方面给了移民优惠的政策，规定优先录用移民，并给予稍高的工资待遇。前阵子，农场来的一批二期移民，安置只花了3天时间，第4天就开始干活了。农场正在接收第二批生态移民。这些移民是从西海固的4个县迁过来的。二期移民村位于农场的西部。明年5月将迁来600人。”朱场长说，现在移民的生活硬件都已解决了，但移民的政治权利还无法体现。他希望移民能够尽快享受充分的权利。

背景资料

从银川搭乘汽车向南6个小时左右就到了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宁夏南部山区，俗称西海固（西吉、海原和固原的统称）。中国第二大河流黄河流经宁夏北部，造就了占宁夏国土面积41%的宁夏平原，即“川区”。充足的灌溉水源和平坦肥沃的土地使宁夏平原成为中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并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而占宁夏面积59%的南部山区从清代（1644—1911）就有“苦瘠甲天下”之称。南部山区自然环境恶劣，川塬交错，地形地貌复杂多变，年平均气温只有6C，人均占有水量465立方米，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1/6。南部山区90.8%的耕地属于干旱地。这里自然灾害频仍，平均四五年就有一次大旱。山区人均收入只有宁夏全区人均收入的30%以及川区人均收入的19%。 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南部山区人口增长呈“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特点。如固原地区16世纪中叶人口总计16万人，400年后的1949年人口不到18万。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社会的稳定，医疗条件提高，据统计，1949年到1994年，人口增长了3.19倍，人均耕地面积却由14.9亩下降到4.2亩，尽管粮食总产量增长了，但人均年占有粮食却由50年代人均322公斤，下降到80年代前三年的192公斤。于是，南部山区陷入“人口增加—开垦—生态破坏—贫困—人口增加”的恶性循环。南部山区成为中国生态破坏和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地的民谣说：“三年两头旱，中间风沙愁，人畜辛劳苦，十种九不收。”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就采取多种措施改善山区人民的生活状况，但到80年代，南部山区还有70%的人口不能稳定的解决温饱问题，其中人均收入在300元以下的人口将近60万，占南部山区人口的30%。许多农家不仅炕上没有被子，孩子没有衣服穿，就连吃饭的碗都没有，只在炕沿上挖几个小坑，就算饭碗了。有些人家人均每天只有不到50克口粮。 从1983年开始，中央改变思路，由救济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工程，连续10年每年在包括宁夏南部山区在内的“三西”（甘肃定西、河西和宁夏西海固）拨款2亿元作为扶贫专项资金。中央和自治区政府还展开一系列专门针对南部山区的扶贫工程。其中一项最有创见的举措就是——开发式易地移民。开发式易地移民2000年以前的主要形式是吊庄移民，2001年至今主要使生态移民。 一些移民已经开上了摩托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