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评

站在“慈善榜”外思考

一 米

英国小伙子胡润再次成为新闻人物，他领衔欧洲货币与中国企业公民工作委员会联手打造了《2004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胡润说他是在找中国的“卡耐基”，但没找到。卡耐基是美国的钢铁大王，一百年前，他悉数捐了遗产。

财富与责任相依为命

中国25年的改革开放成就了一个财富阶层，却他们还不习惯给财富一个理性的评判和光明的走向。与财富相依为命的应该是社会责任，而还刚刚起步的中国民企们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更多还表现在提供就业、依法纳税等方面，中国的财富还未培养出真正的精神。无可否认，近现代以来，慈善在中国越来越成为稀缺资源。随着洋务运动以及中国实业家的兴起，“慈善企业家”在清末民初曾初露端倪。但随后的连绵战火基本上烧烬了慈善之光，这也使倡导“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的实业家、清末状元张謇成为今天我们能够常常忆起的人物。

是谁掐住捐赠者的脖子？

“慈善榜”的中国参与者们还试图在政府议事框架内发展这个议题。慈善没有政策支持是做不起来的，美国的富翁为什么愿意捐款，税是个挺重要的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四章在“优惠措施”中规定：“公司和其他企业依照本法的规定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两个法规对照下来，企业捐赠款物的金额如果超过企业当年税前利润的3%，超额部分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换言之，企业捐赠越多，纳税就越多。欲引导社会力量从善的政策法规，竟然间接伤害或扼杀了企业通过捐赠体现社会责任感与回报社会的热情。

但中国促进慈善发展的环境毕竟开始了明显的变化，例如，向上海慈善基金会等五家机构捐赠的企业和个人，其捐赠额可在应纳税所得额中予以全额扣除。向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红十字事业等的捐赠，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6月1日开始实施的《基金法》也将鼓励私人建立基金发展公益事业。

拿什么给慈善固本

如果施善没有任何回报，就难以成为群体的公开行动；同样，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行善者极易成为群起掠夺的目标。除了显而易见的税收瓶颈之外，导致中国慈善事业“肾虚”的原因，那就是缺乏产权制度的法律保障。

2300年前，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中提及“宽宏（慷慨）必须有财产可以运用，在一切归公了的城邦中，人们没法做出一件慷慨的行为，谁都不再表现施济的善心”。现代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强盛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强调制度，特别是产权制度对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对于产权的独立性和私有性，启动了工业革命和现代经济增长的奇迹，慈善事业生逢其时。

中国的宪法已公开承认公民拥有私有财产的合法性，这使得先富起来的人对未来有了信心，但在建立产权制度上，中国似乎需要更多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的慈善事业能够得到健康而快速的发展不仅需要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和税收体系的健全，在制度层次，更为迫切需要合理的产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