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国七大古都之一。它的保护工作历来受到重视，可以说，它是与建设同步进行相伴相随的。最早提出保护北京古都的有众多的建筑学家和各方面的专家，其中首推梁思成。

梁思成先生是中国建筑学家，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梁启超的长子。1924-192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获硕士和博士学位。生前曾任北京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主持新中国国徽设计和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筑设计。梁先生多年从事建筑教育、建筑设计和古建筑遗产的研究，对中国建筑学有着极大的贡献。

53年前，新中国定都北京。当时，在制订首都发展规划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行政中心位置放在哪里？建设一座什么样的北京。那时，主要存在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主张把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区。持这种意见的主要有当时北京市政府请来的帮助北京搞城市规划的前苏联专家阿布拉莫夫和巴兰尼可夫与华南圭、朱兆雪、赵冬日等中国专家。他们的理由是，一是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文化与生活必须的建设和技术设备，节约开支；二是美观。北京是一座足够美丽的城市，把旧城作为行政中心，可增高新中国首都的重要性。

第二种意见主张把行政中心放到旧城西部月坛与公主坟之间的地段。持这种意见主要是梁思成和陈占祥等建筑学家。 梁陈认为在旧城内建设政府中心的困难与缺点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旧城布局系统完整，难以插入庞大的工作中心。“北京城之所以为艺术文物而著名，就是因为它原是有计划建设起来的壮美城市，而到现在仍然很完整地保存着，除却历史价值外，北京建筑形体，因它的街道区划的秩序都有极大的艺术价值，非常完美，所以北京旧城区是保留着中国古代规制，具有都市计划传统的完整艺术实物，这个特征在世界上是罕见无比的。今后我们则应有自觉责任，有原则性的来保护它，永远为人民保护这有历史艺术价值的文物环境。” 二是用地不允许。城区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已达21400人，行政中心在城区安排，势必要大量拆迁，增加城市的投资，破坏了城区原有的环境，而且工作人员只能住在城外，远距离上班，增加交通的复杂性，从历史上看，辽、金、元每次移动、发展过程，都有因为地区不足，随生活发展另辟新址。明时把内城南移，也是如此。

有关行政中心地理位置的争议，当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但建设又不能等待。后来在实际操作中，还是把行政中心放在了旧城。换句话来说，“梁陈方案”没有被采纳。

董光器先生在谈到这段“公案”时认为，虽然当时由于物力和认识所限，未能采纳“梁陈方案”，但该方案对旧城的保护与改造提出了许多应该注意的问题也没有加以考虑和汲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教训。

后来，北京旧城受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交通越来拥堵，人们更加怀念梁先生，感慨其设计理念的超前和建筑规划思想的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