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双边关系出现了严重下滑，这引起了两国有识之士的深切担忧。作为彼此的重要贸易伙伴，中澳经贸合作长期以来给两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经济上的互补性使这两个亚太重要经济体形成紧密的相互依赖，双边投资和人员往来也十分活跃。
然而，随着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尤其是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在亚太地区地缘竞争的加剧，澳大利亚作为美国在该地区的重要盟国，旗帜鲜明地选边站队，带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看待中国的发展壮大，对中国的定位从“战略合作伙伴”逐渐向“战略威胁”进行调整。
2020年以来，澳大利亚政府在多个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频繁向中国发难，严重破坏了两国民间和商业界长期友好合作的氛围和互信基础，造成了两国关系处于相当危险的下滑局面，显然这是双方都不希望看到的。当务之急，是中澳双方共同努力，避免双输的局面，重拾两国互信与合作的基础，使中澳关系早日重回正轨。
中澳经贸合作长期以来给两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经济上的互补性使这两个亚太重要经济体形成紧密的相互依赖
良性的中澳关系遭遇强烈政治逆风
毋庸讳言，澳大利亚作为西方国家，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与中国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这一点并不妨碍两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发展战略伙伴关系，推进双边人员往来，尤其是在教育和旅游等方面给两国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
然而，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壮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威胁论”出现了各种衍生的新版本，特别是中国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中国科学技术实力不断拉近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中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等方式参与全球治理等，在澳大利亚等国看来，对西方自冷战结束后长期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了冲击。
如同很多西方国家一样，中国成为澳大利亚国内政治绕不开的话题。一些政客在选举中散布虚假信息，指责中国干涉该国内政，或造谣政治对手成为中国的利益代言人，而将自己包装成敢于对抗中国、维护本国利益的斗士，以此吸引选票、攫取政治利益。
这样的政治把戏之所以在多个国家接连上演，是因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无力通过国内政治改革或推行有效的政策，使本国维持稳定的经济增长，缓和国内的矛盾，于是只好通过渲染外部威胁，掩饰自身的执政无能。西方民主国家遭遇的制度和治理困境，加重了向他国“甩锅”的迫切性。甚至这种“甩锅”也缺乏“创新”，只能因循冷战时期的“经典做法”，用所谓的意识形态理由，突出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方面的国别差异，用政治宣传取代事实真相的客观报道，将原本互利互惠的正常国家间关系，蓄意刻画为一国的利益遭到另一国的严重侵犯。为避免拿不出证据的尴尬，干脆以“国家安全”为笼统的理由，以网络袭击和间谍窃密等耸人听闻的故事为吸引媒体关注的抓手。
澳大利亚领导人的“中国观”陷入误区，不可避免地也受到中美关系的影响。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尤其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政府加大了“妖魔化”中国的力度，并向其盟友施压。澳大利亚紧跟美国的步伐，一方面通过积极构建“美日印澳”四国联盟，寻求在安全上对华施压，牵制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维护主权和安全利益的努力；另一方面通过“五眼联盟”机制，渲染和强化中国威胁，攻击中国政治体制，破坏中国与澳大利亚在地方政府、高校、企业等方面合作的基础。一则政治笑话说，澳大利亚每年花费大量防务开支旨在维护海上贸易航道的安全，尤其是与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中国的贸易，而要抵御的威胁来源竟然也是中国！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
显然，在当今的时代变局之下，应当如何与中国这样一个既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又是全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力量打交道，不是澳大利亚一国要面对的时代之问，但显然澳大利亚对其与中国交往模式和相互依赖关系的预期存在明显的偏差，更在外交上缺乏灵活变通的艺术。
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并不存在领土主权争端，以往也没有严重的利益冲突，经贸往来的互惠性与互补性，促成了双方达成自贸协定，并进一步激发了两国合作的潜能。对澳大利亚而言，中国是其能源和矿产最重要的消费市场，而其自身的教育和旅游资源也离不开中国留学生和游客的到访。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世界经济正在艰难挣扎，而中国是澳大利亚不可或缺的增长动力来源。但澳方一再损害中方企业和在澳人员的利益，将中国视为威胁而配合美方在国际上的对华肆意打压，使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这使得澳大利亚包括大麦、牛肉、葡萄酒、煤炭、铁矿石等产品的出口受到严重冲击。令澳方不免感到尴尬的是，虽然一些国家同为西方阵营的一员，甚至这些国家的政客还象征性地表态支持澳大利亚对中国保持强硬，但这些国家的企业却“趁人之危”，积极争夺澳方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令人忧心的是，澳大利亚领导人在错误的方向上似乎越走越远，虽然口头上表示要同中国“愉快共存”，却同时推动立法，使该国联邦政府有权否决其地方政府和自治领地以及高等院校等机构同外国签署的合作协议，将矛头直指中国，威胁废除中国与澳一些州政府达成的共建“一带一路”协议，也使两国高校之间长期存在的一些合作难以为继。此外，澳大利亚政府还将与中国的贸易争端上诉至世界贸易组织，希望通过多边渠道，利用国际压力，迫使中国作出改变。这种口是心非、本末倒置的做法，无疑将使中澳关系雪上加霜。
挽回中澳关系不利局面应行胜于言
对于澳大利亚以及很多西方国家而言，如何把握好对待中国的正确心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首先应该做的，是要能够听取不同的意见，尤其是长期致力于发展中澳关系的有识之士的意见，而不能狭隘地依据自身的某种固化而陈旧的认识进行战略决策。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就将现任政府公开谈论中澳关系的方式，列为造成两国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澳大利亚在野党工党外交事务发言人黄英贤也指出，澳大利亚在经济上依赖中国，该国政府目前应想想如何帮助国内那些依赖对华经济的人，而不是一直关注某些事件是如何发酵的。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的领导人也不能活在自我营造的虚假政治光环中，通过给自己贴上光鲜亮丽的标签来抢占道义高地。例如，澳大利亚前政府顾问格雷格·巴恩斯近期就在媒体上指责称：“澳大利亚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致力于法治和人权等西方价值观的全球公民，这是彻头彻尾的伪善。”他列举了澳大利亚对待寻求庇护的外国难民和本国原住民的做法，称该国政府给这些人造成了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折磨，招致国际社会的一片指责之声，却始终不愿作出改变。
虽然澳大利亚政界和商界都呼吁同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合作，但也强调要确保中美关系的任何调整，也能为中澳关系的稳定留出空间。换言之，之前一味追随特朗普的澳大利亚，很可能因为美国政府换届和该国调整对华政策方向，而“两边不讨好”，犯了“选边站”的大忌。
澳大利亚前贸易和投资部长安德鲁·罗布则用更加通俗的语言指明如何化解中澳关系当前的困境：“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我们必须牢记中国朋友的‘面子’，但也要记住我们自己的‘面子’—这两个方面往往是密不可分的”。至于具体的切入点，罗布建议澳大利亚政府邀请中国（以及美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并共同推进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而且要在跟西方打交道时与中国成为伙伴。
中国领导人反复向西方国家传递明确的信息，即各方应当摒弃冷战式思维，避免以意识形态划线而看待他国的发展，不要将正常的经贸合作和人员往来政治化。但显然，澳大利亚的一些政客，依然在用几十年前的视角来看待中国，不能正确面对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认可中国应当拥有的国际地位。
如何让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相信和接受中国，找到一条与中国良性竞争、和平共处的道路，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难题。而对中国而言，学会在捍卫自身利益的同时，维护好自身在国际上的大国形象，同样是民族复兴征途上的必修课。
《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的达成，使包括中澳两国在内的亚太国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迈出了一大步。这本应成为中澳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强劲动力，但双方因政治关系遇冷而使经贸合作遭遇寒冬，实在令人痛心。
解铃还须系铃人。要解开中澳关系的矛盾，关键是要行胜于言。如同安德鲁·罗布所言，建设性的、积极的共同努力是无止境的。只要有善意和目标，总会找到出路。眼下，澳方应认真看清疫情后全球经济复苏背景下的世界政治与经济走势，重新认识中澳战略关系的重要性和同中国合作对澳大利亚的战略意义，恰当平衡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为恢复中澳关系正常发展多做有实质意义的积极努力。在以上基础上，中澳双方也应尽快恢复外交、经贸以及安全方面的沟通和对话，通过后疫情时代的务实合作，为两国关系的恢复夯实基础。
张旭东 同济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