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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中日关系将创造更大的发展机遇

2020-12-11 11:04:00 【关闭】 【打印】

  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正式签署,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对于中日两国而言,这也是双方首次达成关税减让协议,同时也为中日韩三国自贸区的谈判注入了更大的动力。

  东亚地缘政治和经济局势发生的微妙变化,促使日本不得不思考,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应该如何定位当前的中日关系?究竟视中国为发展机遇还是战略威胁?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和美国坚持自我利益优先的对外政策导向,日本应该如何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

 

2020年11月19日,中日(成都)城市建设与现代服务业开放合作示范项目合作推介暨集中签约活动

 

  实际上答案是非常清晰的:相互视为发展机遇的中日两国,致力于构筑稳定的双边关系将造福两国人民,分享更多的发展红利;而如果日本一味倒向美国,以意识形态划线参与构筑反华联盟,一如美国的其他几个盟国近年来所做的那样,必然冲击中日关系的战略基础,导致双输的局面。

  欲盖弥彰的“印太战略”何去何从

  2016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以所谓应对中国日益强势的海洋活动为由,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彼时,还是奥巴马政府执政末期,该战略一定程度上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相一致,即应对中国快速崛起下的亚太地缘政治形势变化。所不同的是,日本的战略从地理范围上看,着重强调了同样经济快速增长的人口大国印度;从价值理念上看,“自由”与“开放”突出了意识形态色彩,更隐含着地缘政治竞争的意味。

  然而,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外务省很清楚使用“战略”一词可能引起很多国家的担忧,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许多中小国家努力避免在两大强国之间选边站,因此安倍政府将“战略”一词替换为“构想”,而菅义伟政府甚至在面对媒体时使用了“和平繁荣的印度洋—太平洋”这一表述,进一步弱化了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竞争的色彩。

  在安倍执政期间,日本曾希望以安全领域的美日同盟、外交领域的“印太战略”和经济领域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为三大战略抓手,全面强化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对冲中国崛起的影响。但事与愿违,特朗普执政后一再轻视军事同盟的战略价值,特别是“狮子大开口”般要求大幅提升日本分担驻日美军的费用,更在上任伊始宣布退出日本付出巨大努力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印太战略”更多变成美国升级与中国战略对抗的工具,除“美日印澳”的四国小圈子外,以东盟国家为代表的该地区其他国家尽量避而远之。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面临着“印太战略”何去何从的艰难选择。如果日本选择像澳大利亚那样,持续破坏与中国的战略互信基础,盲目支持美国对中国的无端指责,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持以意识形态划线进行决策,甚至跳到前台充当美国与中国对抗的马前卒,则中日关系将跌落谷底,严重威胁东亚的和平与稳定。反之,如果日本能正确看待中国在本地区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在中美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甚至一定程度承担起疏通中美沟通障碍、澄清彼此战略误判的桥梁作用,在涉及彼此敏感和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采取谨慎务实的态度,不仅有利于日本自身的国家利益,也有利于本地区整体的稳定与繁荣。

  当然,要日本作“二选一”的抉择并不容易,平衡点的选择也需要高超的外交艺术。必须强调的是,日本政府贯彻始终的外交方针,是以美日同盟为基石,这意味着日本必然在中美之间选择更靠近美国的平衡点。另外,在亚太地区,日本是美国最为重要的盟友,该国一直努力在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中扮演引领性的角色。因此,日本一方面密切关注美国大选后政局的走向,尝试与新一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团队建立联系,以求掌握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方向;另一方面努力与澳大利亚、印度等美国重视的本地区盟友和伙伴国家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升级防务方面的合作。

  近一段时间,日本与澳大利亚的政治互动颇为引人注意。菅义伟首相上任后,首次与外国领导人通电话,就选择了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而在新冠肺炎疫情后接待的首位来访外国领导人,同样是他。日本与澳大利亚这个菅义伟眼中的“特殊战略伙伴”经过6年的谈判,达成了受到舆论关注的《互惠准入协定》。该协定允许日澳两国军队访问对方的国家,参加军事训练和联合行动。值得强调的是,这是日本自1960年与美国签署驻军地位协定以来,首次签署此类协定。

  日本非常清楚,拿捏好如何与中国相处同样至关重要。因此,菅义伟在9月下旬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时明确表示,日方高度重视中国,将日中关系视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他还强调:“稳定的日中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对世界和平繁荣亦不可或缺。”虽然日本首相更换,但日方仍希望在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选择最有利的时机邀请习主席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

  近期,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访问日本,这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高级别外交官首次访日。在双方达成的五项重要共识中,第一点就是双方一致同意,遵循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坚持“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精神,增进互信,正向互动,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作为强化战略互信的具体举措,今年12月将举行新一轮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以强化两国外交主管部门和海上执法部门之间沟通交流。此外,中日两国还争取在年内开通两国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进一步加强风险管控,增进安全互信。

  机遇广泛的互惠合作拥有巨大提升空间

  对日本来说,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数据尽管算不上完美,至少让人长出了一口气。根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三季度日本的年化经济增长率为21.4%,这是连续四个季度以来首次正增长,其中海外需求反弹推动出口增长了7%。不过由于日本在二季度GDP暴跌了28.8%,想要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鉴于冬季来临后全球疫情加剧恶化的严峻局面,特别是日本国内确诊病例出现激增,四季度日本的经济复苏被蒙上了一层阴影。

  疫情的不乐观形势和经济复苏的艰难局面,使日本更加为《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感到振奋。日本《产经新闻》评论称,日本经济因新冠肺炎疫情下滑,签署这一协定有可能成为让日本经济重回增长轨道的“起爆剂”。日本《经济新闻》在报道中具体分析了日本在对华出口方面可能的获益,例如根据该协定,日本向中国出口的汽车零部件的87%将取消关税,而热轧钢板等多个品类的钢铁产品2%-6%的关税也将被取消。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称,日本经济界对该协定表示欢迎,认为这不仅将扩大亚太地区的投资和贸易,还有助于强化遍布亚洲的供应链。

  相较之下,日本一直倡导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处于尴尬境地。尽管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加入了该协定前身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由于新一届美国政府可能优先将主要精力放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以及美国国会可能出现阻挠,日本判断,短期内美国重返该协定的可能性非常低。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设定下一步自贸协定谈判的优先议程,就成为摆在菅义伟政府面前的难题,而中日韩自贸区显然更富有吸引力,也更具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东亚地区在后疫情时代,拥有广泛的合作机遇,一旦中日韩之间形成更加紧密的产业合作关系,东亚的产业链供应链衔接更上一个台阶,将使该地区经济体的整体竞争力进一步增强,持续引领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复苏。

  如习近平主席在与菅义伟首相通话时所言,“中国正在加紧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日双方应该努力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公平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提升合作质量和水平。菅义伟对此也积极回应称,日方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共同维护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在此番中日外长会谈中,双方就推动疫情下的合作取得了很多具体的成果,包括准备2021年适时举行新一轮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在科技创新、节能环保、医疗康养、电子商务、第三方市场等重点领域加强合作;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于近期启动两国必要人员往来“快捷通道”,进一步促进两国复工复产合作,以及建立中日食品农水产品合作跨部门磋商机制。

  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中日两国民众之间相互援助支持抗击疫情所体现的友好情谊,令人印象深刻。“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等诗句,感动了无数中日民众的心。携手抗疫、共克时艰为中日合作打下了深厚的民意基础。两国已达成共识,将及时交流信息,开展医疗药物方面合作,维护两国民众健康,并为地区和国际公共卫生领域合作共同作出贡献。此外,两国还相互支持对方举办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会议也将在疫情得到全面控制后适时举行,而疫情结束后也将全面恢复中日双边人员往来,扩大地方交流合作,进一步增强两国民众相互了解,优化两国关系民意环境。总之,中日互惠合作的机遇十分广泛,有着巨大的提升空间。

  张旭东 同济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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