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博弈历史值得深入反思

　　常言道，读史使人明智。国际关系的历史，特别是大国博弈的历史，对于当前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尾声，美国总统罗斯福并未将苏联看作敌人或当时国际秩序的挑战者。恰恰相反，苏联的参与是构筑决定战后世界秩序的雅尔塔体系的必要条件。在当时的美国外交决策层看来，美苏关系可以延续传统大国关系的模式，双方通过可控的竞争，协调彼此的利益，相互承认对方的势力范围，共同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 

　　然而，二战结束后初期，罗斯福总统的去世和杜鲁门总统的继任使得美国决策者对苏战略认知发生显著改变，再加上美苏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摩擦和误解，双方对对方战略意图的判断急剧恶化。在“敌我”二元思维的惯性下，两国很快就走上了对抗之路，矛盾和冲突伴随着冷战的推进而螺旋上升。 

　　短短几年间，美国和苏联从在同一战线上对抗法西斯的盟友，变成了在政治、经济、安全乃至意识形态领域全方位竞争和对抗的敌人。这种急速的转变给人类的历史带来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其本身十分值得反思：美苏关系是否宿命般地必然走向对抗？美国与苏联的竞争是传统大国关系的一部分，还是秩序缔造者与颠覆者间“你死我活”的较量？以史为鉴，建交40周年的中美关系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需要回望美苏半个多世纪前那段历史并汲取深刻的教训。 

　　有一位名叫乔治·沃克的捷克年轻诗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写下这样的诗句：“世界是一个圆形的整体，像一颗心脏，如果将它分为两半，就必定会死亡。”这句诗，实际上与中美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的建设性力量的看法是一致的。作为世界排名前两位的经济体和具有突出全球影响力的大国，美国和中国如今都面临着一项共同的课题：如何看待自己的世界大国地位以及如何运用这些地位带来的权力。 

　　相较冷战岁月，如今大国领导人有更多的机会通过双边和多边场合进行接触并实现会晤，也可以通过电话和书信等方式及时沟通，信息化和全球化使国家间的利益联系更为紧密，交流也更为便利。同时，各种全球性问题也表明人类命运面临着诸多共同性挑战，包括气候变化、核扩散、恐怖主义、能源安全等议题都需要各国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紧密协作加以应对。 

2019年7月31日，第12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将在上海举行

　　战略误判可能加剧对抗风险

　　然而，人们忧心地看到，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性在加剧，各种摩擦和冲突在范围和烈度上都朝着更加恶化的方向发展，而维护这一双边关系积极发展的因素则被不断削弱。当前，两国战略界对对方国家的认知，尤其是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认知，呈现出误判愈发严重的态势。例如，在白宫前首席战略师斯蒂芬·班农的帮助下，曾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打着“抗击苏联威胁”旗号活动的美国“应对当前危险委员会”重新活跃起来，并将矛头直指中国。 

　　曾在特朗普政府担任代理助理国务卿的董云裳近期在彭博新闻社网站发表的题为《对华新共识？大错特错》的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批评了特朗普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犯下的许多错误。她指出，即使在冷战最紧张的日子里，美国政府也没有对苏联采取如此盲目、近乎幼稚的敌对态度。她举例称，特朗普政府的内阁官员尖酸地抨击中国在其他国家建设基础设施；联邦调查局局长称中国“整个社会都构成威胁”；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外交官员更是认为美国卷入的是“文明的冲突”，因为中国“不属于白人国家”；美国在中国领土附近的海空行动每天都会引发高风险的“猫和老鼠”游戏；还有美国的官员公开指责两国已经开打“网络战”。董云裳明确表示，美国不能用胡言乱语和含蓄恫吓来代替严肃的外交工作。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基欧汉用他的观察解释了特朗普政府为何不善于精细的外交运作。他认为，特朗普总统习惯依靠“本能”做决定，“对于如何要价有天然的敏锐直觉”，其过往的经历和个人天性令他只能理解“两个人的游戏”，同时对个人影响力过度自信，但不了解很多问题的“深层次内涵”，对多边关系及整体效应也不十分清楚，“正因为如此，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显得颇为粗糙”。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谢淑丽提醒美国政界，当前美国面临着深陷“反华红色恐慌”的风险：赶走华裔人才，并有可能毁掉两国间仅存的善意。她还表示，“我们以前犯过这种错误，是在冷战时期。我认为我们不应再犯。”美国的一些学者担心，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大行其道、煽动“红色恐慌”的“麦卡锡主义”会卷土重来。 

　　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转向和决策层“中国观”的消极变化，不仅引起了中国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担忧，也令美国外交政策界的许多资深官员和知名学者忧心忡忡。基于这样的背景，美国对华政策辩论出现了“纠错”的理性呼声。 

　　百位人士联名反对视中国为敌

　　2019年7月3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刊登了一篇由100位研究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和前政府官员联名签署的公开信。此信大约从2019年5月中旬开始准备，当时正值中美经贸磋商明显受挫之际。这封写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会议员的信，就如同其简短有力的标题一样，表达了美国对华政策辩论中一个引发越来越强共鸣的看法：中国不是敌人。 

　　这封公开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从奥巴马总统执政后期开始，美国对华政策的大讨论总体呈现了一种非常消极的景象：一方面，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失望情绪加重，对美国过往40年来对华政策的大方向提出强烈质疑；另一方面，对中国的定位从“伙伴”向“竞争对手”甚至“敌人”过渡，普遍呼吁对华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立场。在这场辩论中，华盛顿相较其他各州政府，在对华态度方面显得格外不友好，中美关系伴随着美国国内反华势力愈发肆无忌惮的“妖魔化”中国行动而不断出现新的波折。 

　　就在中美关系再次面临重大考验之际，美国的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和长期致力于发展中美关系的外交家们意识到了局势的紧迫性，罕见地集体发声，坚决反对“与中国为敌”的美国对华政策倾向，试图为美国对华政策辩论“纠错”，呼吁特朗普政府重新采取一种建设性的同中国相处之道，而这对于美国和全世界都更加有利。 

　　这封包含七点主张的信件，有三个突出的要点：第一，指出美国对华政策的定位和判断错误。在信中，联署人明确强调：“我们并不认为北京是必须从方方面面进行对抗的经济敌人或重大国家安全威胁”，同时还强调美国“对北京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的担忧被夸大了”。在军事安全方面，信中认为中国要成为一个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的军事大国还面临许多障碍；而在全球秩序方面，中国也不寻求推翻这一秩序中至关重要的经济和其他因素。 

　　第二，指出美国政府现行对华政策的许多做法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信中强调，许多中国官员和其他精英知道，以温和、务实和真诚合作的态度与西方交往符合中国的利益，而华盛顿对待北京的敌对立场削弱了这些呼声的影响力。美国把中国当作敌人并使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脱钩，不仅将破坏美国的国际作用和声誉，还会削弱自己与盟友的联系，最终孤立了自己，而不是中国。在国际秩序中，对中国扮演角色采取零和博弈的策略，只会使得中国要么脱离这个体系，要么支持一种有损于西方利益的四分五裂的全球秩序。 

　　第三，指出美国制定对华政策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和方法。信件的联署人认为，成功的美国对华战略必须基于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国的观念、利益、目标和行为，基于将美国及其盟友的资源与政策目标和利益进行准确的匹配，基于美国重新致力于增强它自身作为他国榜样的才干。信中总结道，归根结底，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做法是重振美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有效竞争的能力并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合作，不是适得其反地千方百计破坏和遏制中国与世界的交往。 

　　可以说，“定位判断错误”“政策适得其反”“忽视自我进取”和“压迫疏远盟友”是这封信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的四项主要批评，而政策建议也主要从这四个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对于这封信的内容，从中国角度看，其依然存在对中国的一些指责，并强调要对中国的行为所引起的“不安”采取强有力的回应，这都是我们必须加以清醒认识的。换言之，此信并不意味着参与联署的美国学者和官员对美国现行对华战略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我们更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上述意见会主要从对中国有利的角度出发。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信发出后，也有一些美国的政客和军事、情报领域的官员，同样联名写信与上面这封信唱反调，要求对华更加强硬。因此，我们既应该看到，美国对华政策讨论出现“纠错”呼声，是一种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理性分析，体现具有深厚中国问题研究经验和处理中美外交关系经验的资深学者与官员的深思熟虑，也应该看到美国对华政策讨论中的杂音依然很多，分歧依然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中美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理念，促进双边关系的“协调、稳定、合作”，减少双方的战略误判，需要两国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的空间，妥善管控分歧。 

   合作依然是中美的最佳选择

　　学者基欧汉认为，目前中美相对实力正在发生变化，两者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这种趋势有可能一直持续到本世纪的40年代，而当前世界从贸易规则到地缘政治都建立在美国主宰世界、中国实力较弱的基础上，这意味着双方未来“相互适应”的过程将是一个中国获得更大影响力、更多话语权的过程。美国自然不会乐见主导权被削弱，“相互适应”的过程必然充满曲折。在基欧汉看来，美国最为在意的一点是，中国是不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对美国的霸权构成威胁，而中国也要考虑的基本战略问题是，如何在对美关系中定位自己。 

　　董云裳通过自己的观察认为，中国想要得到的是持久的稳定和经济繁荣与增长，而这些都是“中国梦”的关键要素。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也给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带来好处，即使这些益处并不均衡，也可以通过谈判而非关税战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董云裳尖锐地批评特朗普政府称，其针对中国的指责、挑衅、威胁和怠慢正在产生可想而知的效果。美国积极寻求妨碍世界1/5人口取得进步，这是在树立怎样的光辉榜样？ 

　　董云裳的批评与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之子尼尔·布什的看法颇有相似之处。身为美国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主席的尼尔·布什在前不久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中国不是美国的经济敌人或攸关生死存亡的国家安全威胁……对中国进行妖魔化是美国正在抬头的民族主义煽动所致。这种情绪明显体现在反移民、反华人、支持美国优先的言论中。” 

　　同样值得引起重视的是，2019年6月下旬，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了一份题为《反思美中竞争：下一代视角》的报告。在这篇报告中，4位研究中国问题的新一代外交政策学者就中美关系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冷战模式对于当前的形势具有局限性，拙劣的类比可能会导致糟糕的决策。然而，这种谨慎态度不应阻止学者们反思冷战历史，以吸取适用于当前的教训。另外，他们还认为，虽然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在一开始制造了一些紧张和敌对的领域，但不应该认为所有的竞争领域都会导致恶性循环。 

　　历史证明，合作对中美两国而言是最佳的选择，而美国对华政策大讨论中“纠错”的呼声愈发高涨，坚持理性客观对待中国的意见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有利于美国决策层中存在扭曲和误解的中国观被纠偏，更有助于中美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 

　　2019年7月30–31日，中美双方在上海举行了第12轮经贸磋商。选择上海作为此轮磋商的地点，一来让双方的经贸团队能回望1972年两国签署《上海公报》所彰显的合作精神，二来体现让谈判聚焦经贸议题而降低政治干扰之意。双方在中国根据自身发展需求购买美国农产品和美方为此创造便利条件等方面达成了共识，同时商定2019年9月在华盛顿继续进行下一轮经贸磋商。坚持谈下去，就有成功的希望。中美要达成一份平衡互利的高质量协议，需要双方相向而行，而不能指望施压能产生“奇效”。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美40年的交往和相处之道已充分证明这一古训的意义，但愿美方决策者能认真听取其国内对华政策辩论的理性呼声，因为合作是中美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