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集团全力“围剿”苏区红军，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大肆迫害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针锋相对，在积极进行抗日活动，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支援红军反“围剿”的同时，大力营救被迫害的革命者和爱国志士。 

1933年，宋庆龄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委员杨杏佛（右二）、胡愈之（左一）、林语堂（左二）及秘书黎沛华（中）合影

　　1931年11月，邓演达遭秘密杀害，宋庆龄虽竭力营救但未能成功。12月17日，再次发生大批屠杀爱国学生的“珍珠桥惨案”。为此，宋庆龄发表了《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宣言，强烈谴责这两桩罪行。1932年11月，在营救陈独秀期间，宋庆龄向报界发表声明，准备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资格，组织一个特别的团体，专门处理政治犯事件。12月，宋庆龄与蔡元培、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2年12月18日，《申报》刊登的营救许德珩等代电

　　就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期间，北京大学教授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等因宣讲马克思主义和抗日救亡思想，被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宋庆龄闻知，立即与蔡元培、杨杏佛等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营救许德珩等代电，谴责蒋介石当局“摧残法治，蹂躏民权”，并要求他们释放爱国师生。此后，宋庆龄又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数次致电北平当局，要求释放被捕的师生。由于宋庆龄领导的营救工作和北平各校被捕师生后援会的斗争，大部分被捕师生陆续获释，营救取得了胜利。 

1932年12月18日，《申报》刊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宣言

宋庆龄担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时使用的印章

　　1932年12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申报》发表宣言，向社会公布宗旨和目的，正式宣告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唤起民众努力于民权之保障为宗旨；以争取释放政治犯，给予政治犯法律援助，支援为争取结社、集会、言论、出版自由等民主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为目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选举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分别担任正副主席和总干事。 

1932年12月31日，《申报》报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

　　12月30日下午，蔡元培在上海华安大楼主持召开记者招待会，争取新闻界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支持。宋庆龄因病未能到会，她请蔡元培代为宣读为招待会发表的书面讲话，希望新闻界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肩站在一起，共负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使命。不久，上海、北平相继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分会。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会员名单

　　1933年1月，纳粹党首领希特勒在德国掌握政权，用异常残酷与极端狂暴的法西斯独裁，把德国人民推入中世纪式黑暗的深渊，不到半年时间，就逮捕了三四万人与数千名工人阶级的领袖和知识分子。 

1933年5月13日，宋庆龄与蔡元培等到德国驻沪领事馆递交抗议书

赵延年于1956年创作的木刻版画《抗议》，展示了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人同往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抗议书，谴责德国法西斯对德国进步人士和犹太人的迫害的情景

　　宋庆龄对德国法西斯的暴行无比愤怒。5月13日，她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表《对德国迫害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民的抗议书》，并于是日上午，与蔡元培、杨杏佛、鲁迅、林语堂、史沫特莱、伊罗生一起，到德国驻沪领事馆递交了抗议书，领事馆副领事贝连表示将代转达该国驻华大使。可是，德国大使陶德曼却把抗议书直接寄还宋庆龄，拒绝转给希特勒政府，暴露了他们色厉内荏的本质。然而，他们的蛮横态度，未能削弱宋庆龄等这一举世瞩目的抗议行动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上海《申报》《中国论坛》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等纷纷刊登了宋庆龄的文章、《抗议书》内容，报道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抗议活动。 

宋庆龄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鲁迅（左二）、林语堂（左一）、史沫特莱（右二）及秘书黎沛华（右一）合影

　　1933年3月，因叛徒出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陈赓、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局书记罗登贤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等相继遭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拘捕。宋庆龄得知后，立即主持召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央临时执委会议，讨论营救方案，并与蔡元培一起出面委托上海著名律师吴凯声等为被捕者辩护。 

宋庆龄保存的陈赓像

　　3月31日，在国民党政府要求下，租界法庭虽未获任何证据，仍判决陈赓等五人引渡给中国当局。宋庆龄为此发表强烈抗议，痛斥“中国政府与帝国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压迫中国人民的反帝抗日战士”，并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坚决斗争，“反对当局继续迫害这些已经在领导斗争的革命战士”。她称赞被捕者“全都是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的典型”，号召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 

宋庆龄于1933年4月1日发表的《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摧残反帝的群众领袖罗登贤等告全国民众书》

　　在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的积极营救下，廖承志于当晚被保释出狱，其余四人则于4月1日被押解南京，关押于军事监狱。为防止他们被反动派秘密杀害，2日，宋庆龄又与蔡元培联名致电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司法行政部部长罗文干，要求将陈赓、罗登贤等四人由正式法庭审判，勿用军法刑讯。5日，宋庆龄率领民权保障同盟代表团一行抵达南京，向汪精卫书面提出了释放一切政治犯、废止滥刑、改善狱中待遇、严惩狱吏的不法行为等四项要求。当天晚上，宋庆龄和杨杏佛一行来到南京卫戍司令部的监狱，探望囚禁中的陈赓、罗登贤等四人。 

　　回沪后，她立即以同盟的名义再次致电汪精卫，要求将陈赓、罗登贤等人即日移交正式法庭依法办理。为了营救陈赓，宋庆龄又一次赶到南京，当面斥责蒋介石：“陈赓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东江之役一直跟着你打仗，你打了败仗还是陈赓救了你一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现在你要杀他，简直是忘恩负义。你天天说的礼义廉耻哪里去了？”蒋介石被骂得俯首无言。不久，经宋庆龄和地下党营救，陈赓等终于逃出虎口。但是，罗登贤却未能逃离魔窟，于同年8月29日被秘密杀害。 

　　后来，又发生了女作家丁玲和哲学家潘梓年失踪的事件。宋庆龄和同盟立即成立了“丁潘保障委员会”，积极营救丁玲、潘梓年。 

1936年，丁玲脱险后毛泽东书赠的诗词手迹《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尽管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存在时间短暂，但宋庆龄充分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对推动抗日救亡、争取人民民主权利的斗争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部分内容和照片来自北京宋庆龄同志故居、中国福利会、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