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企图侵占上海作为继续侵略中国的基地，发动了“一·二八事变”。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奋起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战事爆发后，宋庆龄立即行动起来，不仅积极组织力量帮助十九路军抗战，还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到前线慰问。她曾公开表示：“对于抗日战事，当然主张积极抵抗到底。” 

宋庆龄与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合影

　　1月30日，宋庆龄与何香凝等顶风冒雪来到真茹前线慰问，热情赞扬十九路军的将士们，鼓励他们为中华民族抗战到底，“你们抗战的枪声一打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一口气！亿万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 

1932年2月，宋庆龄在真茹前线残垣断壁前，手持未爆炸的敌弹留影，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

　　宋庆龄与何香凝发动募捐活动，呼吁社会各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上海人民掀起了一股捐献热潮。为支援前线、救治伤员，宋庆龄、何香凝、杨杏佛、黎照寰等以上海交通大学的校舍“执信西斋”为院址，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筹办了一所设有300个床位、医疗器械设备完善的国民伤兵医院。在宋庆龄的感召下，国民伤兵医院汇集了一大批中西名医和护理人员，他们各展所长，不收分文。 

1932年3月，宋庆龄（二排左十四）在“国民伤兵医院”门前与该院全体职员合影

宋庆龄特地选购《小桃红》等粤语唱片，在国民伤兵医院为伤兵播放

　　宋庆龄不仅担任医院的理事，而且长时间地在医院工作。她深入病房巡视慰问，并亲手给伤员送水喂药。宋庆龄还为伤员们捐赠了一批图书，购置了唱机和唱片，并针对伤员大都是广东人的情况，特地选购了《小桃红》等广东乐曲送去，用家乡音乐来抚慰伤员，激发他们的爱国热忱。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广大伤员深受鼓舞。 

1934年4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经宋庆龄等签名发表，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4年4月，她与何香凝等1700余人联名发表《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提出“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的主张，要求发动抗日救国的民族自卫战争。这一号召得到全国广大群众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公开签名赞成者达十万人。面对着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新变化，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于1935年8月发表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党的《八一宣言》刚发表，宋庆龄立即与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及于右任、孙科等率先签名响应，热诚拥护。 

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宋庆龄与何香凝、柳亚子、孙科等率先签名响应

　　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发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强烈号召。宋庆龄对此政策极为赞同，凭借她特殊的地位与身份，从多方面助力中国共产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1936年，毛泽东致函宋庆龄，请其向宋子文借款。这是宋庆龄1969年3月17日致廖梦醒的信，提及了这笔借款的由来 

　　1936 年，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毛泽东考虑到宋庆龄与宋子文的亲属关系，致函宋庆龄，请她向宋子文借款，以解红军燃眉之急。宋庆龄深知红军面临的困境，为了支持中国革命，她毅然将孙中山留给她的上海莫利爱路寓所抵押出去，同时拿出自己的抚恤金，凑齐了5万美元。之后，她通过潘汉年将这笔钱转交给了毛泽东，帮助红军缓解了资金压力。 

1936年2月，董健吾受宋庆龄委托赴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要求与中共谈判的信息。这是董健吾在返回上海后题赠宋庆龄的陕西鱼骨化石

　　1936年1月，受宋子文委托，她向中共领导层转达了国民党愿基于此进行谈判的重要信息。在上海莫利爱路29号的寓所中，宋庆龄郑重地将一封写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件，托付给董健吾，委托他前往陕北。3月4日，毛泽东等领导人签署电函，交由董健吾带回上海呈给宋庆龄，还附上苏区几枚铸有镰刀斧头的银币和布币作为礼物，这一互动彰显了双方对合作的期待与诚意。​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为逼蒋抗日，拘禁了蒋介石及一众国民党军政大员，并发表《对时局宣言》和通电，提出八项救国主张。当晚，孔祥熙找到宋庆龄，妄图让她公开谴责西安的“叛变”并要求释放蒋介石，却遭到宋庆龄的断然拒绝。宋庆龄明确表示：“张学良做得对，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甚至还会走得更远！”之后，宋庆龄积极奔走，介绍潘汉年赴南京，促成了宋子文、宋美龄的西安之行。她努力沟通南京和西安之间、国共两党之间的联系，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宋庆龄首次以中央委员身份出席此次重要会议。会上，她与何香凝、冯玉祥等13人联名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力促国民党改变立场，走向团结抗日之路。宋庆龄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她激昂地阐述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重要意义，指出每位中国爱国志士都应庆幸政府已开始认识到，为拯救国家，必须停止内斗，并且必须动员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力量，以保卫国家的完整。​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宋庆龄全力投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中。在上海的寓所，她热情接待周恩来、秦邦宪和林伯渠等人，坚定地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殷切希望两党能尽快正式建立再次合作。宋庆龄和其他爱国人士的不懈努力，如同强劲的东风，有力地推动了国共两党开启第二次合作的进程。​ 

宋庆龄三姐妹在重庆视察伤病医院

宋庆龄三姐妹赴重庆第五陆军医院慰问伤病员

宋庆龄三姐妹在重庆视察公共防空洞

宋庆龄三姐妹赴成都途中，在荣昌县受到两千余名妇女儿童的欢迎

宋庆龄三姐妹在成都参加部队检阅仪式

宋庆龄三姐妹在视察途中休息

宋庆龄在重庆慰劳抗日将士

宋庆龄三姐妹在重庆视察第一儿童保育院

　　1940年春天，应宋美龄之邀，宋庆龄与大姐宋蔼龄从香港飞抵重庆。在渝期间，她与宋蔼龄、宋美龄多次携手出现在公众面前，巡视被日机轰炸的残迹、防空设施，视察工厂、学校、医院、保育院，慰问伤病员和难童。4月18日，宋庆龄与宋蔼龄、宋美龄共同走进播音室，通过美国NBC电台向全美民众发表演讲，以激昂的语言表达中国抗战必胜的决心，向国际社会发出援助呼吁。同时，她以保卫中国同盟主席身份，联合保盟会长宋子文联名发表《致国外朋友们》，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战事，谴责日军暴行，援助中国抗战。5月9日晚，宋庆龄离开重庆返回香港。 

　　1941年12月11日，宋庆龄再次来到重庆。此时，“皖南事变”刚刚发生不久，国共关系面临严峻考验。宋庆龄联合柳亚子等人致电蒋介石，严厉谴责其破坏抗战和国共合作的行径。在此期间，宋庆龄多次拒绝国民党的拉拢，始终坚守自己的立场。她与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共商抗战大局，为维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同各种投降言论和分裂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直到1945年12月，她才离开重庆返回上海。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宋庆龄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信念，始终坚定地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沿，以她的行动诠释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与热爱，有力地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为抗战胜利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部分内容和照片来自北京宋庆龄同志故居、中国福利会、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