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土合作的机遇和挑战

一、中国与土耳其关系进入新新时期

回顾中土双边关系历史，大体可分为三个战略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71年两国正式建交到冷战结束之前。这一时期双边合作呈现明显的“重政治、轻经济”特点。一方面是因为在冷战大环境下，中土关系从属于美苏全球对抗格局，关系发展被锁定在政治领域。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土都是发展中国家，尚未实现经济腾飞，对外经济合作重点多集中于发达国家，中土两国之间的经济相互需求较少。

第二个时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到2011年前后。这一时期，冷战结束为中土关系发展提供了崭新的国际环境，两国自身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土耳其摆脱了以西方为中心的“边疆国家”身份，回归为东西方的桥梁与枢纽、重新成为欧亚大陆的“支轴国家”。尤其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后，带领土耳其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成为中东第一大、全球第十六大经济体，对外推行平衡外交，把发展对华关系视为平衡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同一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卓越成就，经济高速增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国际社会联系日益紧密，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不断深入；尤其重视土耳其连通中亚、欧洲、中东、北非等地的枢纽地位与巨大的发展潜力，与土耳其的合作、特别是经贸合作进入快车道。2010年，两国签署战略合作关系协议，标志着双边合作进入新阶段。

第三个时期从中东巨变开始，伴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完善与成型，中土合作迎来新的战略机遇期。这种宏观战略机遇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土耳其政治、经济制度的稳定性与优势进一步凸显。纵观中东地区，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等阿拉伯国家深陷战乱冲突；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内部分歧显现。相比之下，土耳其总体保持稳定与发展势头。近年来土政府也多次表示将把发展经济作为下阶段政策重点。

    其次，中国对中东地区的新战略日益清晰，以助稳定、谋发展、去极端化为目标，以不找代理人、不搞势力范围、不谋求填补真空为原则，与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地区国家间战略互信进一步增强。

    其三，这一时期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逐渐形成，传统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步下降，全球经济重心开始向东、向南转移，包括中国、土耳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正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变得尤为重要。

    其四，中土两国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相近，为双边合作奠定了基础。中土都坚持独立自主、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分别探索了 “中国道路”和“土耳其模式”。两国还面临着相似的战略发展节点。土耳其政府提出“2023愿景”和“2053展望”，旨在到建国一百年时将土耳其塑造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物流中心、能源中心和制造业中心，使土耳其成为全球十大经济体之一，从地区强国提升为全球性强国。中国提出“两个百年”规划，即到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49年建国一百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前，中土的“百年复兴”大计都进入冲刺发力阶段，可谓相向而行。

二、机遇

在原则性共识的基础上，中土双方都有强烈的意愿将双边合作落到实处。现阶段，“一带一路”正在成为中土合作的框架、抓手和平台。

首先，从理念看，“一带一路”倡议符合两国认可的互利模式，也契合全球经济发展的需求和方向。“一带一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提倡构建自由贸易的区域网络，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对接，聚焦基础设施、贸易服务和产能合作，能更多释放全球化的正面效应，让中土两国和参与各方一起共享经济发展的红利。

其次，从现实看，“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土提供了广阔的合作空间。土耳其政府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中间走廊”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目标相近，两国在交通运输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双向投资等方面合作意愿强烈，不仅能实现资金和技术的优势互补，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长期以来的贸易不平衡问

题。在航空、金融、旅游服务和新能源等领域，则有望诞生新的“合作增长点”。

其三，从前景看，“一带一路”为两国充实战略合作创造了条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土经贸、产能和投资合作向好发展，这既是基础，也是起点。未来随着双方共同利益不断扩大，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都将有所拓展。一是合作领域从经济向安全拓展。中土军事安全合作有良好基础，1999年签订《军事训练与合作协议》；2010年，中国参加了土耳其举办的“安纳托利亚之鹰”空军联合演习，中土间有军事合作高级对话会机制。近年来，随着中东地区局势变化，中土两国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等问题上立场靠近,“一带一路”项目落实又使双方保护共同利益的意愿持续上升，中土加强信息共享、

技术合作、协调行动的必要性也日益凸显。二是合作范围从国家间向地区拓展。随着中国海外利益和土耳其地区影响力持续增长，未来中土有望在更多区域开展三方合作。在中土利益并存的一些地区，可探讨如何联手推动当地国家一起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编织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网络。三是合作平台从双边机制

向多边机制拓展。中国与土耳其同为“二十国集团”（G20）成员，随着G20国家在全球治理中享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中土在该机制内的协调也就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2012年，土耳其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对话伙伴国，2017年又成为东南亚国家联盟对话伙伴国，未来中土在这两个多边组织机制框架内开展合作也势在

必行。

三、挑战

第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潮，全球疫情和经济衰退双重风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困难，全球贸易出现了数十年不遇的持续低迷，2015年、2016年全球贸易额更是陷入-13.2%，-3.2%的负增长。受此影响，贸易保护主义、排外主义乃至民粹主义等反全球化的浪潮暗流涌动；个别发达经济体率先采取贸易限制措施，滥用关税、制裁等手段，致使单边主义大行其道，贸易战、汇率战频繁爆发。这不仅打击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阻碍了自由贸易和开放投资，而且使多边经济治理机制面临失效风险，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陷入停顿。中国和土耳其作为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代衰，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和贡献者；全球化遭遇逆潮，将给两国经济发展带来直接的不利影响。

第二，地区局势动荡，安全风险上升。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和地区格局都在经历剧烈变化，尤以中东地区为甚。自“阿拉伯之春”开始，国家政权更迭、热点冲突频发、内战绵延不绝、大国博弈加剧，由此带来难民潮、经济衰退、武器扩散、恐怖主义和极端组织壮大等多重问题，近年来冲

突更有向东非地区扩散的趋势。这种情况不仅严重冲击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全球能源稳定供应的预期，还造成基础设施的大量破坏、民众生活水平的大幅倒退，甚至是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土耳其身处地区之内，深受其苦；中国虽在地域上远离中东，但在中东配置大量海外利益、依赖中东的能源

供应、与地区国家保持着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因而也面临直接的威胁和挑战。

第三，经济结构改革进入关键期。中国是“金砖”（BRIC）国家，土耳其是“薄荷四国”（MINT）之一，更是“未来十一国”成员，都被视为经济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但也需面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共性问题。一是要改变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相对低端、下游的地位，通过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改革，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劳动者素质和管理方式，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的内生动力。二是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据世界银行统计，2018年土耳其的人均GDP 为9632美元，中国的人均GDP为9776美元，水平大致相当，均徘徊在“跨越” 的边缘，亟待临门一脚。这需要同时处理好一连串问题，包括：化解原有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的矛盾、缩小收入差距、遏制环境恶化等，对政府的执政能力要求高；再加上当前外部经济与安全环境不甚理想，难度将进一步增大。

面对这些共同的挑战和问题，中土之间存在原则性的共识。一是坚定地支持和平与发展，反对霸权国家的战争边缘政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反对单边主义；二是坚定的奉行开放、合作与共赢，维护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体系，维护协商普惠的多边治理体系，维护广大新兴经济体的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