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历史判断和政治宣示。作为历史判断，台湾问题确实由于近代殖民主义、国共内战及美国的帝国霸权前后作用、交叠影响而造成，今日之两岸出现“冷对抗”甚至台独化的现象，这是国家完全统一的最后课题。作为政治宣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也是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因而成为中国人民强大政治意志的聚焦对象。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为民主进步、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作出了具有历史开创性的贡献，而台湾问题之解决也必然在这些先行者的理想规划之中并成为后继者的接力使命。
具有丰富的历史哲学内涵和现代性意义
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在革命历史和民族复兴的大叙事中呈现台湾问题之性质与出路的。这一讲话的主题是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辛亥革命是中国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民主革命，同时也是重塑中华民族政治格局与团结秩序的民族革命。习总书记将这一革命界定为：“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行的一次伟大而艰辛探索。”
这一定位有着丰富的历史哲学内涵和现代性意义：其一，革命的主体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其中“中国人民”是历史的完整主体和革命的主力军，是客观的、固有的和一经组织化即发挥强大的历史建构力量的，而“中国先进分子”属于革命的启蒙者和领导者，在不同的革命阶段会有不同的担纲力量和组织形式，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先驱的政治贡献；其二，革命的目标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动员人民参与革命，推翻帝制和外来压迫，重造统一的国家和自由的民族，这一革命目标显然包括了对国家完全统一的强烈而坚定的规范性诉求，习总书记在讲话中也正式援引了孙中山先生的“‘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加以确认，从而伸张国家完全统一追求的政治正当性和历史延续性；其三，革命的意义是“伟大”的，但过程是“艰辛”的，且具有“探索”性质，这是符合历史的客观理性的判断，因为辛亥革命开民主与民族革命之先河，奠定了基本的民主价值和民族复兴目标，但习总书记讲话中也正确指出“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其历史开创性和历史局限性并存，并给后继者以重要的历史基础和方向指引；其四，作为“艰辛探索”的延续，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这不仅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初心和使命同样包含民主追求和民族复兴，而且国共两党曾在孙中山革命后期实现过真正的联合与进步，共同对大革命做出过历史性贡献，中国共产党从中获取了“继续革命”的丰富经验、政治教训、社会基础和民心力量，实现了初步的价值奠基、政治成熟和路线定型。
正确指出台湾问题的解题迷津
在民主追求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人走得更加深入、持久、坚韧，也付出了更大牺牲，并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国家建构与现代化进步成就，为中国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民族尊严的维护及国家统一的促进展开了全方位的奋斗，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道路。而台湾问题正是这一宏阔历史进程的“遗留问题”，是殖民主义、内战及美国霸权干预复杂作用的历史结果，是民族“弱乱”造成的。习总书记正确指出了台湾问题的解题迷津：民族复兴。既然台湾问题是因“弱乱”而起，殖民主义、内战及美国霸权干预也乘机利用了民族“弱乱”之机攫取其自身利益而严重损害了辛亥革命指向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主要目标，那么民族“复兴”就必然要求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完全统一，且民族“复兴”之进程和不断凝聚的团结力量更是实现完全统一的强大、可依赖的历史条件。
在论及台湾问题必然解决时，习总书记明确提出“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其中“一定要”是强大的民族整体意志，是主观性条件，而“一定能够”则是综合各方面的条件和要素作出的理性判断，是客观性条件。随着中华民族复兴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展现出全球制造强国的不可逆发展趋势，随着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对全球治理的建设性参与，随着“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化发展，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与民族自信心的提升，习总书记提及的关于祖国完全统一的主客观条件正在系统成就和紧密扣合。
在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命题上，中国共产党人和辛亥革命先贤们的政治思考与责任伦理是高度一致的。完全统一是民族复兴的政治事业。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发出历史性邀请，号召两岸同胞“都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共同创造祖国完全统一、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伟业。”通过追忆和肯定辛亥革命的过程与功绩，在台湾问题与国家统一层面，什么是“历史正确”，什么是“历史错误”，在两岸同胞之间是能够达成前所未有之强大共识并转化为促成和平统一之集体行动的。
追求完全统一的三个层次
在涉及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路径和方法时，习总书记精准凝练地提出了逻辑上相互关联的三个层次的核心论述：
一是统一心理层次，即两岸完全统一是民族整体的心理追求，是民族文明心理与制度建设的大势所趋。习总书记引述了孙中山先生关于“统一”作为全体国民希望以及统一与否的利弊分析，并将国家统一类比为孙中山先生所称的“世界潮流”。这就确立了“统一”作为两岸关系政治定位和历史目标的最高价值地位，并在两岸同胞的政治与历史心理层面激发出强大且不可逆的民意共识，构成两岸完全统一的历史命运共同体基础与契约合意。
二是宪制法理层次，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案与主导性法理。这再次回应了1980年代邓小平一代领导人构想“一国两制”的初衷，也再次确认了习总书记2019年1月2日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大会讲话中的政策主旨。“一国两制”是国家和平统一与现代化建设相协调的重大政策构想和制度创新，在共和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战略布局中已有基本思考和雏形，在改革开放时段通过邓小平的创造性实践而首先在港澳落地并对台湾产生一定程度的示范意义。今日之两岸关系，仍有着中共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运筹“一国两制”时的基本要素和适用空间，故“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仍然是两岸关系的最优解。“一国两制”是和平统一的方案，而和平统一是民族复兴的高级证明：一方面完成祖国统一的历史任务，作为民族复兴的关键标志；另一方面则显示中国共产党的高超治理能力及两岸中国人的团结与合作的政治智慧，构成一种让所有中国人自豪的“光荣伟业”。和平统一之路需要两岸相向而行，携手突破，而回到“九二共识”，坚持“一个中国”，始终是根本的法理底线和出发点。
三是制裁行动层次，即两岸和平统一遭遇到台独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国家必须加以制裁和反制，为最终统一创造全方位的有利条件。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台独”势力是两岸统一的“最大障碍”，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因此，反台独的全方位斗争，包括军机绕台、适当的经济制裁、台独分子制裁清单甚至《反分裂国家法》的细则解释或修订，都是必要而正当的国家行动。习总书记论及了中华民族的“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光荣传统，这是中华文明及其政治秩序延续数千年而实现“超稳定”的历史优势所在，也是“大一统”的智慧和历史韧性所在，台独挑战中华民族的这一根本利益和“大传统”，其结果只能是所谓的“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两岸统一的阻挠力量当然不限于“台独”，还包括外部干预势力。习总书记在讲话中专门提及了台湾问题的内政属性及反对一切外部干预的国家意志和国家能力。考虑到美国“台湾牌”的极限利用以及日本等国的地缘政治投机性，反干预的战略统筹和制度安排是切中要害的，而精准性的反制行动也需要果断而行，坚决斩断外部干预之手。
总之，辛亥革命的民主革命遗产和民族复兴目标，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和共同任务。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正确而深刻地解读和界定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和进步价值，又权威而坚定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与行动意义。涉台论述是这篇讲话的重要内容和落脚点之一，而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正是辛亥革命未竟事业、中国共产党历史任务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交汇点。站在这个交汇点上，两岸中国人就有了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感和集体行动意义，从而能够凝聚起全面的民族力量和全部的有利条件“反独促统”，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华章。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海峡两岸关系法学研究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