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台湾政局剧变的一年，岛内政治社会正在形成新的动力与矛盾。两岸僵局和岛内经济“寒流”之下，民进党“绿色执政”四面树敌、作茧自缚，引发强烈民怨，与韩国瑜等“非传统政治世代”掀起的民意“韩流”涤荡交汇，迸发出翻转政治生态和民意结构的巨大能量。新旧政治势力的交织博弈，最终通过“九合一”选举重塑了台湾政治社会的面貌。

　　“绿色执政”作茧自缚，危机四伏

　　两岸关系是台湾一切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总开关。民进党当局两岸对抗、内政独裁、经济无能的执政路线引发极大民怨，其作茧自缚、画地为牢的政策路线使其自身陷入困境。

　　蔡当局专制独裁引发“全民反民进党”。蔡英文首个任期内政主打“权力与财富再分配”来重塑政治社会格局，为其长期执政和“渐进台独”打基础。因此，其大肆挑动族群、世代、阶层矛盾对立，四处点火，四面树敌。两年来，重返执政的民进党从曾经的“理念型在野党”、陈水扁时期“粗糙的贪腐党”转变为“精致利己主义威权党”，迅速超越了国民党的“党国体制”。

台北城市景观

　　蔡当局推行多项倒行逆施的“改革”措施，在劳工权益、同性婚姻、少数民族等议题上出尔反尔，利用政治权力蛮横压制异见，将反对者污名成“保守”“反改革”势力；同时大肆酬庸亲绿“肥猫”。其中有三件大案动摇了民进党执政基础：一是“卡管、拔管案”。蔡当局坚决阻止台湾大学合法程序选出的校长管中闵就任，彻底磔伤了民众对“民主法治”的期望，导致其在知识分子和青年群体中的支持度大幅下滑。二是力挺“高级实习生”吴音宁任北农总经理。吴音宁因酬庸关系而稳居肥差，让青年和基层与民进党产生了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怨恨和距离感。吊诡的是，被吴音宁逼走的原总经理韩国瑜最终南下参选，以“草根对权贵”为旗号翻转台湾。三是张天钦“东厂风波”持续发酵。“促转会副主委”张天钦在录音带中骇人听闻地自许“东厂”，直言其政治使命是将国民党赶尽杀绝，引发全台哗然和蓝营义愤。尽管“促转会主委”黄煌雄被迫辞职，但“1124灭东厂”仍成为广为流传的口号和“庶民正义”的自我实现预言。亲绿智库民调显示，民进党的满意度和认同度仅用两年时间就暴跌至不足20%。最终，社会舆论从“沉默的大多数”延烧为要“用选票教训民进党”的星火燎原。但面对败局，蔡当局仍污指“假新闻”“境外势力介入”，彻底站到了民众对立面。

　　“绿色执政”恶化经济民生，波及民进党选情

　　蔡当局错误的两岸和政治路线必然导致其经济政策的困境与失败。蔡英文上台后大力吹嘘的“新南向”“前瞻计划”“5+2产业”等政策令民众颇为无感，而其在经济民生议题上的治理失能与刚愎自用，却激发了广泛的民怨。

　　一是无力做大蛋糕且分配不善。经过2017年的“平庸复苏”后，2018年，随着全球贸易的波动，台湾的GDP、出口、投资消费和股市等表现均明显下滑，近3年经济增长率平均为2.33%，是近30年来最低。“与大陆脱钩”的经济路线不但导致陆客赴台人数锐减至马当局峰值的1/4，观光产业收入大跌15%沦为“惨业”，也进一步恶化了相关业者的收入水平。同样原因也导致中南部农渔产品、水果蔬菜因滞销出现价格崩盘，直接冲击底层农渔民生存，南部因此出现“民进党不倒，台湾经济不会好”和农渔民焚烧民进党证的频繁抗议。此外，蔡当局强推“一例一休”和“年金改革”，让青年、劳工和公务员等工薪阶层普遍出现消费降级和阶层下移，进一步恶化内需市场同时也引发各阶层强烈民怨。二是“绿色执政”暴露治理无能。蔡当局对“五缺”问题和产业转型束手无策，持续动摇资本信心。在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的绑架下，其狭隘的能源政策导致全台“空污”日趋严重，导致其在台中等地被翻盘。而中南部水灾和频繁的弊案更是戳破陈菊、赖清德、林佳龙等民进党“政治明星”的政绩神话。韩国瑜之所以能让民进党经营了20年之久的根据地“易色”，根本原因也是高雄转型失败、人口老化、赤字冲高和空污治安等经济民生问题难解，民众亟需改变生存状态。

　　最终，蔡当局短视自私、四面树敌的执政路线招致民怨沸腾，在岛内激发起愈演愈烈的“厌恶蔡英文”“反对民进党”和“无色觉醒”社会意识，让民生议题成为地方选举主轴，波及民进党地方选情和选战布局。以“六都”为例，除桃园市郑文灿优势较大，其余“五都”皆陷入胶着或苦战。选战中后期，蔡英文已经成为民进党票房毒药。不少候选人拒绝与其同台合影，林佳龙等地方诸侯高声要其为败选负责。在不利局面下，民进党中央加大辅选和政策买票力度介入选举，如在高雄、台中、彰化等地许以数以千亿新台币投资的科学园区、轨道交通和离岸风电项目，同时豪赌“两岸牌”“公投牌”。但民进党流失200万票的惨败证明，台湾选民对蔡当局的厌恶，让政治恐吓和空头支票的威逼利诱不再有效。

　　“韩流”带动“非传统选举”翻转台湾

　　“韩流”带动国民党再现“蓝天”。尽管岛内“反绿”氛围浓厚，但国民党在内忧外患中依然步履维艰，其选举布局和党内整合起步更晚，乱象频生。但到了选战后半段，韩国瑜横空出世，再加上国民党内大佬积极投入辅选，蓝营士气大振，最终“翻转全台湾”。

柯文哲

　　国民党选举翻身的关键是韩国瑜。在孤身深入绿营腹地高雄，无力打传统组织战的情况下，韩国瑜抓住“高雄又老又穷”“北漂30万，负债3000亿”的痛点，利用直播、短视频等低成本方式进行网络营销，提出“货出去、人进来、发大财”竞选口号，以其真实、草莽，反权贵、有趣味的个人特质，形成了磁吸全台的规模化粉丝群体和“韩流”现象，民调从落后30%快速追到“黄金交叉”。10月初，韩国瑜的网络声量已数倍于“人气王”柯文哲，并通过10万人规模的“三山造势”实体化为“韩式义勇军”，夺取选战主导权并产生辐射全台的外溢效应，迫使民进党全线回防，帮助国民党稳住执政县市，并在中东部的艰困战区实现逆转乃至大胜。韩国瑜本人在高雄狂揽90余万票，取得奇迹般的胜利，成为台湾当下最炙手可热的政治偶像，以一己之力改变了国民党的选战结局和台湾蓝绿版图。

韩国瑜

　　“非传统政治世代”成为选战主角。“韩流”承袭了“柯文哲旋风”的政治新潮，注入韩国瑜个人理念特质，掀起更大的政治海啸，并引发一批中生代政治人物的效仿跟随。

　　国民党主要参选人均集体汇入“韩流”，侯友宜、卢秀燕与其结成“强棒联盟”，就连形象保守的丁守中也自封“非传统国民党人”。绿营意识形态颜色较浓的姚文智、苏贞昌、林佳龙和陈其迈全军覆没，而郑文灿、黄伟哲、林右昌等败军胜将无不诉求“超越蓝绿”，还仿效韩国瑜说出“台湾人民不欠民进党”“会抓老鼠就是好猫”要求民进党展开反省。最终，“六都”乃至全台县市长当选者几乎没有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传统政客，“非传统政治人物”在“无色觉醒”浪潮中成世代规模的崛起，是此次“九合一”选举载入史册的重要标签。

　　“九合一”选举翻转地方政治版图。11月24日，“九合一”地方选举举行,投票人数达到史无前例的1910.3万人。最终，在“韩流”的狂飙突进下，国民党执政县市由6席增加至15席，民进党由13席惨跌至6席。无党籍仅余台北市柯文哲一席。同时，此次选举历史性地捆绑的10项“公投”中，绿营力挺的“东京奥运会台湾正名”和“挺同婚”等“公投”遭否；反对民进党现行政策的“反同婚”，“反废核电”和“反核食”等获通过。绿营殚精竭虑“下修公投门槛”，还通过“中选会”进行政治筛选操作，却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日，蔡英文被迫辞去民进党主席，由基隆市长林右昌暂代。行政部门负责人赖清德和蔡办秘书长陈菊则提出口头请辞。

　　岛内政局的变与不变

　　2018地方选举选后涟漪效应持续扩大。国、民两党都爆发了激烈的派系斗争和布局暗战，进入了新旧势力的复杂博弈和力量重组阶段，新的民意脉动也为台海局势增加了不确定性。

台北街头

　　传统政党权力结构和政治生态备受冲击。一是民进党选后陷入内乱。败选后，民进党并未展现痛定思痛、深刻反省的决心，而是陷入了权力与路线的内部纠葛。其一，败选反省失焦。蔡英文虽辞党主席但并未真正反省，民进党检讨基调是党务系统选举策略失当、当局宣传不足、民众受“中国假新闻”蛊惑，“跟不上改革脚步”。同时，仅调整党务人事，辞退若干政务官敷衍了事，但已无法改变蔡已经进入“看守执政”的尴尬。其二，派系权斗加剧。败选打破了民进党的表面和谐，让党内派系汰换再次浮上台面。近年来“新英共治”垄断资源分配的格局引发派系反扑，在赖清德等人“辞职参选2020”的威胁下，蔡英文也有意拉拢其他派系进行制衡，以保住其2020提名权。民进党主席补选成为各方争夺焦点。目前看，郑文灿等中生代跨派系举荐“学运世代大师兄”、赖清德秘书长卓荣泰当选概率较高，其为洗脱蔡“垂帘听政代理人”嫌疑，提出蔡“无优先连任权”，党内更大的权斗风暴正在酝酿。其三，路线辩论浮现。在下台负责压力下，蔡英文政治路线更趋保守极端。“美丽岛电子报系”“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隆等党内“中间派”和反蔡势力则提出两岸政策辩论要求。其四，支持基础动摇。“韩流”还解构了中南台湾的“亲绿”格局。高雄、云林和“民主圣地”宜兰等地“绿地变蓝天”，“北蓝南绿”格局继续裂解，绿营版块更为碎片化。二是国民党“不变酝酿大变”。下野后，因为被党产清算和政治追杀，加上党务职务直选，国民党中央再难通过资源和权力去控制党务系统和地方派系，长期陷于领导不力，士气低落，各自为战的局面。但“韩流”和选举极大地改变了国民党的精神面貌。韩国瑜、侯友宜、卢秀燕等中生代选举时结成连线，与吴敦义的路线、言论进行切割，一度有分庭抗礼甚至指挥中央之势，也承担了泛蓝要求党务革新、世代交替的期望。岛内外台商、台侨给国民党的捐款多指名给韩国瑜，要求韩国瑜接替吴敦义乃至出战2020的呼声很高，甚至认为如韩国瑜能与柯文哲实现“蓝白合作”则无人能挡。

　　不过，中生代虽手握战功，构成新一代明星接班梯队，但受县市长现职任期限制，很难自毁承诺投身2020。而国民党权力核心也未厘清选举大胜更多是选民为“教训民进党”和“韩国瑜现象”使然，对于如何更加贴近民意，破除老旧僵化的官僚主义和宫闱政治，继续向“现代化政党”转型几无着墨。在“大好形势”下，吴敦义、朱立伦、马英九和王金平等大佬自恃布局操盘有成、辅选动员有功，仍不甘寂寞、不愿交棒，开始争夺2020“大选”党内出线权。这种只见权力斗法，没有改革气氛，不思顺应民意的景象，并不能让国民党收割民进党执政不力的成果。

　　“第三势力”进入调整积蓄重组期。两年来，“第三势力”遭遇瓶颈，不少被民进党收编为附庸或边缘化，但在基层选举领域如县市议员、乡镇市长等方面表现不俗，村里长当选比高达80%。“时代力量党”首次参与地方选举就在“六都”拿下7席议员，总计16席，占该党提名的40%。数据上，台湾政大选研中心、《天下杂志》等民调均显示5-7成民众“没有特定政党倾向”，6成乐见超越蓝绿的“第三力量”。“第三势力”未来发展仍有群众基础，但亟需格局高、能量强的政治明星进行整合。

　　刘匡宇 中国社科院台研所 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