酝酿数年，延迟退休终于迈出了关键一步。 

　　2020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实施”二字，意味着延迟退休将从研究层面变成现实。尽管目前尚未确定具体怎么实施，但诸如政策制定有何动因、弹性机制怎么实施、老龄人再就业有多大可能性等话题，受到公众密切关注。 

　　基于现实考量 

　　2017年3月29日，几位老人在上海市静安区彭浦新村街道卫生服务中心门前休息。截至2016年底，上海户籍老年人口比例超31%　

　　与世界大多数国家把退休年龄划在65岁相比，我国的退休年龄相对较早。1951年出台的《劳动保险条例》最早对此作出界定：男性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从事井下、高温、高空、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有害身体健康工作的退休年龄为男性年满55周岁、女性年满45周岁；1978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再次予以确认，并沿用至今。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房连泉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当前的人口老龄化现状在70年前并不存在，现行政策存在滞后性。“还有劳动能力的人过早退出劳动力市场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难以和我国当前的人口结构现状以及经济发展现状相匹配。” 

　　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5388万人，占总人口18.1%，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7603万人，占总人口的12.6%。 

　　老龄化进程加快最先考验的是养老金支付能力和社会保障体系。为统筹管理养老金，我国目前正推动养老金省级统筹向全国统筹过渡。房连泉表示，截至去年7月，全国已有26个省份实现省级统筹，预计2022年左右实现全国统筹。“到时资金将全国统收统支，养老金统一调度使用能力会大幅提升。” 

　　在此背景下，人们认为“延迟退休是给养老金‘减负’”。房连泉指出，二者虽不能画等号，但有一定关系。“参保人口增速、经济增速、工资收入增速下降的同时，养老金的领取人数却不断增加，此外养老金水平连续16年上调也在增加刚性支出。”他表示，延迟退休意味着个人收入和养老金缴纳时间都在增加，同时养老金领取年限在缩减，能在一定程度上收窄养老金收支增速“剪刀差”。 

　　但进展可谓艰难。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去年12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大约15年前学界就已经有了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讨论。 

　　实施方案也一度出炉：2015年3月10日，时任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表示，争取2015年完成延迟退休年龄方案制定，2017年正式推出方案，推出后经过5年过渡期，或将到2022年正式实施。目前方案仍未正式出台，房连泉表示理解，“其实还是公众接受度的问题。”此次《建议》旧题重议，“这个过程不会太长了。” 

　　实施不能太“刚性” 

　　2011年12月23日，湖北宣恩县沙道沟镇未参保的企业职工、67岁的燕正云展示刚领到的退休证　  

　　方案出台艰难，原因在于要全面衡量实施难度和化解社会情绪。受访专家认为，政策表述中的“渐进性”和“弹性实施”应当作为今后方案实施的重点。 

　　房连泉介绍说，“渐进式”是指把实现目标退休年龄放在较长期限内完成，每年延迟几个月或每几年延迟一岁。“目前讨论比较多的是一年推迟3个月或4个月，即4年或3年延迟退休一岁。”他举例说，女性工人从原来的50岁退休延迟到55岁，每年延迟4个月或3个月，最终延迟满5年可能需要15年或20年左右。“如此以减少心理冲击，对政策出台和推行有利。” 

　　这也涉及到男女是否同龄退休的问题。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适老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李佳表示，上世纪50年代制定政策时，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女工人在体力上不如男性，“让她们退休更早的初衷是保护，并非歧视。” 

　　男女同龄退休在国际上成为趋势，房连泉认为我国需要渐进式推进，一种常见思路是从最早退休的女性工人开始，然后是女性干部，再到男性。“这样会有时间差，对女性不太友好，社会反响也比较大。”房连泉赞成男女同时起步延迟，但为减少阻力，女性的速度应稍快于男性，最后实现同龄退休。李佳对此表示赞同，但他依旧主张把男女固有的生理差异考虑在内，“同龄退休不意味着打破对女性的保障底线。” 

　　也有人担心“身体熬不住”而对延迟退休投了反对票，专家表示弹性实施很有必要。“弹性的力度可以大一些，最好在法定退休年龄的上下15岁浮动。”李佳分析说，目前大多数人谈论的延迟退休以“假设所有人都有工作”为前提，如果因身体原因在法定退休年龄前失业，且手中的积蓄又不足以支撑到养老金发放，“对个人来说意味着基本养老保障的丧失。”他认为方案实施要重视养老金的兜底功能。 

　　房连泉也认可“双向选择”。他指出，诸如医生、教授等脑力劳动者50多岁时“正当年”，且工作经验丰富，过早退休妨碍技能发挥；工人等体力劳动者可视身体条件、就业意愿、收入需求等自行规划退休时间。但他也认为，延迟退休是大趋势，未来养老金领取可配以激励机制，即越晚退休领取的比例越高——既能拉开养老金档次，又能催热社会氛围。 

　　在新增劳动力减少、需要老龄人继续发挥价值的现实需求下，弹性机制的可取之处还在于把回归家庭的选择权交给老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面放开二孩政策5年来，出生人口数量在2016年达到1786万的高峰，此后数字便持续降至2019年的1465万人。 

　　“延迟退休能够缓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但也加剧了少子化——老人更晚退休意味着没有时间帮子女照看下一代，将进一步降低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在李佳看来，弹性机制下，老人能自主决定是否提前退休回归家庭帮忙照看第三代。“但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提前退休或许是更好的方案。” 

　　关联就业 

　　2004年，首次“银色年华”离退休人才专场交流会在厦门举办，该活动旨在鼓励帮助离退休人才重新登上职业舞台进行二次创业 　　 

　　延迟退休并不仅仅是晚领几年养老金这么简单。方案酝酿期间，关于老年人继续留在工作岗位会不会让年轻人更难就业，一直是热点话题。 

　　“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房连泉认为，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体制内的岗位一般比较固定，延迟退休后，在职人员工作时间变长，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新人更替。但他表示，老龄人和年轻人的工作有互补性，并不是简单的新陈代谢，“年轻人更适合对体力要求高、工作强度大的岗位，老龄岗位则更看重工作经验。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态过程也会创造更多适合年轻人的就业岗位。” 

　　他同时认为，和以前劳动力过剩相比，人口老龄化后新增劳动力总量在下降，总就业人口总量也相应下降，老龄人填充就业岗位、延长工作时间是我国要经历的转型过程。 

　　在《建议》提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之后，延长老人工作年限、提高其劳动参与率已成为我国充分利用人口红利的必选项。 

　　但事实上，尚且存在“35岁招聘年龄门槛”的就业市场并没有准备好迎接大龄就业者。 

　　去年10月，武汉市一处升级改造中的菜市场明文规定女摊贩不能超过45岁、男摊贩不能超过50岁，引发网友热议。体力充足者更容易受到市场青睐，受访专家认为改变这一现象并非一日之功。李佳指出，各年龄人群不同的社会参与方式能带来不同的社会价值，“如今的老龄群体要面对未来20、3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社会生活问题，他们更健康也更有活力，不应被排除在社会之外。” 

　　他总结发现，促进老龄人再就业的措施在国外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政府通过提供补助、减免税收等方式鼓励企业新雇或留用老龄群体；二是建立就业指导中心、就业信息库，给老龄群体提供就业帮助，鼓励继续就业或自行创业。 

　　“比如日本的老年人才中心会在老人退休前一年把简历放到人才市场预备好。这样的中心我们也在建，但实际落地的并不多。” 

　　2018年《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发布，开发老年人力资源被列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三大措施之一，并把落脚点放在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支持老年人才自主创业、鼓励专业技术领域人才延长工作年限几个方面。 

　　李佳认为，辽宁省以“用老”代替“养老”的思路没有错，下一步还应深入分析老龄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更深挖掘老龄群体价值。“未来要更多进行制度上的安排和创新，从而引导工作方式变革，给老年人再就业带来更多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