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的缘分贯穿我整个人生。我出生在1958年，1962年父亲开始在乌拉圭和南美发行销售中国出版物。从小我就在父亲的书房里看到了许多来自中国的图书。

父亲在1966和1967年两次受邀到中国。1975年，我17岁，随家人来到中国。与中国的联系从未断过。

最宝贵的回忆是我在清华大学的岁月，我在那里待了五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我“最中国”的岁月。教材是中文的，考试也用中文。我们有支球队，每天下午都踢球对我来说，那段时光是我在中国最开心的岁月。

对我来说，中国70年的变化我切身经历了44年。与我在中国生活时相比， 人民生活水平在各方面都显著提高了。

我生活的那个年代，如果有一辆自行车、一块腕表、一台缝纫机、一个收音机。当时称之为“四大件”，那就是很富足了。

这样的改变不胜枚举，但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极大改善）这个现象的话，那就是实施对外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成果 。

我儿子从很小的时候, 到他五岁，都住在中国。我的侄女去年12月来过中国，她出生在中国。我很希望我们家与中国的这种特殊关系可以一代一代地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