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副院长、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刘锐在浙江省代表团驻地接受了《今日中国》记者的专访，讲述了她扎根长三角近二十年，在嘉兴从事水生态治理的故事。 

　　1973年出生的刘锐在清华大学完成本硕博连读毕业后，曾赴日本学习工作6年。2007年，受到清华校友的邀请，她选择回国加入当时正在筹建的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是习近平主席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谋划、定名、部署、推动建设的新型创新载体，由浙江省人民政府和清华大学共同发起成立。”刘锐介绍道，研究院扎根嘉兴、立足浙江、面向长三角，以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运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为重点，探索出了一条省校合作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发展新路。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副院长、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刘锐 

　　“把美丽搬回家”：一个清华治水人的初心 

　　刘锐回忆道：“研究院的领导到日本找我，说嘉兴特别漂亮，又是清华自己新建的院所，研究方向可以自由选择。我在国外工作期间，对他们当时的环境治理经验和资源化利用技术很有感触，一心想着‘把美丽搬回家’，让身在祖国的家人朋友也能拥有水清岸绿的家园，所以很快就下定决心回国了。” 

　　长三角是中国河网密度最高的地区，河川纵横、湖荡棋布，人口密度大，城市群汇聚。清华长三院所在的嘉兴市地处沪苏浙三地交界，从地图上俯瞰，片片水域相连，如星子散落、珠玉成串。 

　　然而，刘锐低估了这座江南水乡的水系治理难度。当她真正深入嘉兴的水系调研时，才发现这片看似温婉的水乡，竟是中国水环境治理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嘉兴地处太湖最下游，是杭嘉湖平原的泄洪通道，85%的水源来自上游，自身水资源缺乏。更棘手的是，这里是典型的平原河网地区，2万多条河道像毛细血管一样纵横交错，水流动性极差，极易成为污染扩散的载体。历史上为了防洪修建的大量闸坝，又将水体分割成一个个相对静止的“圈”，进一步加剧了治理的难度。 

　　“嘉兴是一个典型的治水样本，一方面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新变化不断涌现；另一方面，由于地形原因，嘉兴虽然河网发达，却一度面临水质型缺水的困难。”刘锐解释道，“到处看起来都是水，但能找到的合格地表水很少。加上当时养殖业发达，生猪养殖量大，农业面源污染、工业废水、生活污水交织，真的是千丝万缕、困难重重。” 

　　但正是这份“被需要”的感觉，让刘锐留了下来。作为当时嘉兴引进的第一批大院名校人才，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与支持。“周围的人对你特别客气、特别扶持，那种被渴望、被需要的感觉，激励着我留下来。”刘锐笑着说道。 

　　二十年磨一剑：在“实验场”里攻克世界难题 

　　刘锐很快发现，嘉兴虽然治理难度极大，却是一个极好的“实验场”。这里的复杂性倒逼技术创新，而嘉兴人对好水的渴望，又创造了绝佳的工作环境。“管理部门特别配合，水务集团非常专业，整个社会氛围就是要把水治好，这种强烈的需求是别的地方没有的。” 

　　二十年间，作为浙江省水质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的牵头人，刘锐带领团队走遍了嘉兴的5个县、2个区，调研了1.47万公里的河道和周边近百个工业园区，完成了10余项国家和省部级重大课题，斩获多项科技奖项和发明专利。她告诉记者：“这不是一年两年能完成的工作，而是‘久久为功’的持久战。”早期，他们进行了大量的手工水质监测，在纵横交错的河网中寻找上下游的关联规律，建立预测模型。随着环保投入的增加，嘉兴建起了完善的在线监测系统，市县两级监测站形成了庞大的数据网络。 

　　“现在我们运用AI算法和智能技术，对这些海量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刘锐介绍道，“比如下雨了哪个地方水质骤然变差，就很可能意味着污水收集出现了问题；闸坝开关在特殊时期对断面水质影响巨大。通过这些关联分析，我们能精准找到污染的重点区域和关键时段、主要原因，从‘大海捞针’变成‘精准把脉’。” 

　　她特别强调，这种“数据挖掘”不是简单的技术应用，而是需要与地方特点深度结合的“集成创新”。每个地方都要量体裁衣。比如工业园区，各个园区情况不同，但当数字化到一定程度，就能找到各自的规律。未来如果能把地下管网信息与地上河网信息打通，融合地上地下所有的环保数据，就能实现更精准的预警和管控。 

　　这种“破案式”的治理方式，正是刘锐团队的工作日常。从数据中发现异常，追溯污染源头，再用具体的技术手段验证和细化，最终形成可落地的解决方案。二十年间，他们在嘉兴这个“实验场”里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也见证了嘉兴水质的历史性转变——从当年大量的Ⅳ类、Ⅴ类水，到如今Ⅲ类水比例达到100%，成为长三角地区水环境治理的标杆。 

　　从嘉兴实践到大国法典：一位人大代表的责任担当 

　　2018年，刘锐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并连任第十三届、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从实验室走向人民大会堂，她的视野从嘉兴的一河一湖，扩展到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局。每年赴京参会，她都带着沉甸甸的建议，而这些建议无不源于她长年扎根一线的实践与思考。 

　　今年，她带来了两份与环境相关的建议。一份关于“碳双控”——随着国家从“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她呼吁尽快完善碳评价标准、项目准入标准和碳交易市场机制，“让企业有动力、有选择地把减碳做好”。另一份则聚焦城市有机更新中的水环境治理，特别是雨水污水管网这个“城市静脉血管”的系统化改造。 

　　“管网建设已经三四十年了，很多进入更新阶段。但管网是系统性极强的体系，按传统行政区划管理缺乏整体性，靠感觉和经验想去投钱治理的地方未必是出问题影响最大的地方。”她建议，必须从法律制度层面确立系统化治理的要求，项目实施要拉高视角，不能简单以镇街道为单元，而要做好总体诊断、精准投资、后评估整改的全链条闭环，同时明确运维资金保障和管理机制，解决“谁来负责”的责任划分难题。 

　　作为亲历者，刘锐对正在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草案）》充满期待。“据我所知，这将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的第二部法典。”她解释道，法典草案分为5编1242条，从传统的污染防治扩展到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全链条，体现了“系统性增强”的最大特点。“这能更好地促进流域上下游配合、区域协调，实现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统筹。”刘锐指出。 

　　她特别提到法典的前瞻性——将绿色低碳、自然资源保护纳入其中，并与我国“五年规划”的制度优势相结合。刘锐补充道：“‘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20项主要指标。其中，绿色低碳方面，围绕降碳减污、生态环保等提出5项指标。此外，还有人大的监督制度保障落实，这些都体现了中国治理智慧和大国担当。” 

　　肉眼可见的改变：守护好子孙后代的绿水青山 

　　谈及这些年的治理成效，刘锐列举着普通人“肉眼可见的改变”。 

　　“2007年我刚回来时，水质很差，好多都是IV类、V类水，现在全国Ⅲ类水断面比例已达90%多。嘉兴作为太湖最下游、长三角生产生活密度最高的区域，Ⅲ类水比例达到100%，乡村的小河都清澈见底，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她说，以前可能是臭水沟的地方，现在成了村民休闲的好去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这里有了生动实践。 

　　空气质量的改善同样直观。“曾经一度空气质量不好，现在好天气越来越多，老百姓都能肉眼可见地感受到。”她表示，更让人欣慰的是，环境治理带动了乡村发展。“曾经在人口密集、土地紧张的长三角，乡村的绿色空间、乡愁记忆越来越稀缺；现在乡村环境变好了，老百姓利用绿水青山发展民宿、乡村旅游，实现了创收。这种变化是实实在在的，比数字更有说服力。” 

　　这些变化背后，是国家在环保上投入的大量资金和精力，也是无数像刘锐这样的环保人始终如一的坚守。从最初的手工监测到如今的AI智能分析，从单点治理到系统施策，从地方实践到国家立法，刘锐的“把美丽搬回家”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我觉得很幸福，”她说，“嘉兴给了我一个自由的探索空间、一个复杂而有挑战性的实验场。我在这里工作了近20年，感受很深。能把所学用于家乡建设，看到水乡真正变成‘水乡’，这就是最大的成就感。” 

　　如今，在全国两会驻地，刘锐想的依然是那片水乡的河道。她的建议里，有对碳市场机制的深思熟虑，有对管网治理的系统构想，更有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执着追求。从清华园到江南水乡，从实验室到人民大会堂，这位治水人用她的坚守证明：啃下最难的“硬骨头”，就能为子孙后代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