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伯红

记得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上，当时连任三届（每届五年）挪威首相的布伦特兰夫人说，在她的国家，一个10岁的孩子问他的母亲：“在我们国家，男的能当首相吗？”因为在这个孩子的一生中，从没有见过男性当挪威首相。

那么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妇女参政的进程到底如何呢？

"我一生下来就在当领导"

一次，我在芬兰开会时遇到一位70多岁的芬兰老太太，她的一番话让我十分感慨。她说，“谁说妇女不适合参政，我刚生下来在产房里，我一哭，其他小孩子就跟着一齐哭，我不哭，其他小孩也不哭了。我妈妈说我天生就是当领导人的材料。”这个老太太是芬兰一位很著名的女政治家。我非常钦佩她的幽默和自信。 在参政妇女的自信心上，中国女政治家们也许与西方国家在表达上有所不同，中国文化中有含蓄、隐忍的一面，对女性尤其如此，因此，中国公众不喜欢外向、张扬的女性，这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参政妇女的自信心和形象。

据统计，在中国668个城市中，正职女市长比例仅为1%。至今进入国家核心领导层的女性可谓凤毛麟角。社会对妇女参政的认同氛围还不十分浓厚，女性参政能力尚显不足。

尽管如此，当今中国省级党政领导班子中还是至少有一名女性，省部级女干部占同级干部的8.0％，比1990年增加了1.8个百分点。社会公众希望有更多的女性参与高层决策，对于“在政府高层领导中，至少应有30%是女性”的主张，不仅有74.7%的女性表示赞同，而且有75.5%的男性也支持这一主张。

中国近当代有许多女性参政的榜样，近代显赫的宋氏三姐妹、从抗大革命军第一女参谋走上国家领导岗位的陈慕华以及被视为“强有力谈判对手”的国务委员吴仪，被人们称为入世的功臣，那智慧、干练、锋芒和坚韧的形象及卓越贡献，不仅长久彪炳于世界经济史册，更铭记在人们心中。她为中国赢得了利益甚至赢得了对手的尊敬。……她们都是中国20世纪的杰出女性，是中国政坛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女人以柔见长，相对于政坛上刚气十足的男政治家，女性的微笑和关爱常常更能征服天下。美国第一夫人劳拉在前不久美国广播公司年度十大魅力人物的评选中，当选为“全美最具魅力人物”，因为她在9.11事件以后出色地演绎了第一夫人的镇定和慈爱。同双眉紧锁的小布什相比，她的笑容成了美国大众的定心丸。加拿大星岛日报用“淡定”这个词来评述劳拉在9.11后的公众表现，所谓“母仪天下”也不过如此，劳拉很轻易地得到了美国人民对这个第一夫人的肯定和尊敬。

性别在重新划定社会分工

在人类的文化和历史上，几乎在所有国家，“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模式都占主导地位。因此随着婴儿的第一声啼哭，英国首相开始休起产假时，世界妇女都瞩目于这个家庭。

就拿发源于北欧、发展于其他发达国家的父亲产假来说吧，在上世纪80年代兴起时，挪威大约有12%的父亲休产假，现在已上升到80%多。包括意大利、英国的首相，尽管首相公务繁忙，但他们还是挤出时间休产假。据说，此举使他们的支持率上升。在民众看来，一个政治家，首先应该是文明理念的实践者，如果一个政治家对家庭不负责任，怎么可能对国家负责？

在社会分工中，如果男性在家庭中能够担当重要的角色，也将推动整个社会更快地向文明迈进。在一次联合国会议上，人们问担任了13年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执行主任、在人口可持续发展和生育健康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纳菲斯·萨迪克博士：“什么人什么事对你的政治生活影响最大？”她说：“是父亲决定让我上大学对我影响最大。”当时，她面临着嫁人或上学两种选择，是父亲做出让她到美国上大学的决定。之后，她学了医并读了博士，为后来的政治生涯积累了重要的资源。

一些国家认识到，平等地参加公共生活同时意味着平等地分担家庭责任。因此，就有了一个响遍世界的口号：“分一半权力给妇女，分一半家务给男子”。它不但意味着要改变“男主外，女主内”传统观念，增加妇女参加政治生活的机会，还意味着男性也要平等地分担家务，孩子也有要求父爱的权利。 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不管作风如何泼辣，也还要给一家人做顿早餐，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关于自己是谁和菲利普公爵的对话更是被广为传播，她最后回答“我是你的妻子伊丽莎白”。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男人本质上是政治动物（Man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animal）”，而女性则比这些政治动物更贴近生活本质。

对女性双重角色的认同

一次，在国际妇女论坛上听加拿大前女总理金·坎培尔平静地而坦然地谈起自己的三次婚姻，我想，中国的女政治家很难有这样的勇气。在中国，一个成功女性的标准是，既要有事业上的发展，又要有幸福的家庭，而且还得是一个贤妻良母。实际上，这也是文化对女性的苛求。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事事尽善尽美。由于文化不宽松，中国的参政妇女们常常为自己不能尽家庭的义务而自责（男性却不必如此），如果一个女人因担任某一种领导职务而导致家庭分裂，那她就会面临更大的社会压力。而在一些西方国家，现代的女政治家就不必为此诚惶诚恐。 这种在女性双重角色认同上的差异，使女强人在中国几乎是一个负面词。很多女政治家、女领导人不喜欢人们这样称呼她们。因为中国的社会文化还没有完全建立起以人为中心、尊重多样化、尊重男女选择、张扬个性的精神。不过，中国正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经历着巨大的挑战和改革，我坚信，中国政坛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兴起真正的性别平等之风。

在早期参政的妇女中，因妇女极少有机会掌权，为了获得主流政治家的认可，往往以男性为榜样，甚至比男性还强硬，她们照样以武力解决争端、大规模削减公共福利，做出不利于性别平等的决策，出现了高层妇女不支持其他妇女，也不倡导妇女事业的事情，其代表就是撒切尔夫人和甘地夫人。她们虽然通过个人奋斗走到了权力之巅，但同样对女性怀有偏见，当然也不可能从社会制度和各项政策上去寻求消除这种不平等的途径。在女性双重角色的认同上，中、西女政治家都应该注意误区，引以为戒。

为什么妇女参政要有一个硬性指标？

妇女参政的数量是妇女参政的重要基础和指标，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要求女性在各级权力机构中的比例在2000年实现30%。而我国八届人大女代表的比例为21.8%，数量仅仅是瑞典女议员的一半。

为给各国做出榜样，为实现在联合国系统内男女各占50％的性别平等目标和政治承诺，联合国秘书长带头进行改革，专门制定了联合国内部的阶段目标和各项政策，包括提名或任命妇女出任联合国的高级领导职务。

从1893新西兰妇女第一次获得选举权开始到今天，世界妇女参政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进展。根据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2000年的统计，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冰岛、德国、荷兰、南非八个国家妇女在议会中的席位占30%以上，其中最高的瑞典为42.7%。目前，有10余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的首脑是女性。在部长或市长的位置上，更不乏女性的身影。在中国，妇女参政的力度也在加大，目前设立的668城市中，有将近500位正副女市长。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整套培养选拔女干部的政策和机制，促进了女干部走上政治舞台，一项对中国女市长的调查证明了这一点。当提问女市长“步入政坛的原因”时，21位被访者中有5人填写的是“组织安排”；关于“谁鼓励您参加竞选”，21位被访者中回答是组织的有10人；关于“女性的事实是否在竞选和职位任命过程中成为障碍”，认为没有障碍的有17人；被访者中少数民族女市长认为，作为少数民族女性，性别不但没有成为参政障碍，反而因此获得了机会，这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现行党和政府的干部政策为女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参政提供了保障。 我国八届人大女代表的比例为21.8%，尽管人们对我国人大女代表是否相当于国际上的女议员还有争议，更多的观点认为人大常委会中的女委员（11.9%）才相当于国际上的女议员。我国的妇女研究还发现，在1933年中央苏区、1939年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就提出女代表、女议员的比例要达到25%。从1933年到2003年，70年了，我们深切期待着全国人大的女代表能实现70年前的指标，达到25%。

刘伯红：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