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娟

十年前在公司打工时，一个同事曾充满向往地说：“我的愿望就是能挣到50万元钱，那样就不用上班了”。后来得知在中关村做电脑生意的她，已然是一个不小的“款”了，“班”是不用上了，可比上班的人更忙。这几年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一种事实：似乎是不经意间，周围的亲戚朋友中，有的摇身“变”成了有钱人，有的则因企业不景气等原因失去原来稳定的收入；挣到钱的人，会有更多的渠道去发展，取得更大的收益，而一些最需要钱的低收入的人却无力改变现状，日子过得越来越窘迫。有钱人和没钱人沿着各自的轨迹，相背而去，越走越远。

一“高”一“低”差距几何

“近几年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国际上衡量收入差距的一个数量化指标，以家庭为衡量单位）1996年为0.42，1998年变为0.45，2000年达到0.458。根据国际一贯的经验数据，基尼系数达到0.4是一个界限，如果超出过个警戒线，就有可能引发社会矛盾，甚至社会动荡。我认为，收入差距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市场经济研究所主任廖英敏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以数字印证了我们的感觉。 廖英敏认为，我国收入差距是在经济体制转制过程中出现的，它有自身合理的一面，但目前这种不断扩大的趋势必须遏制。她说，目前收入差距扩大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由1996年的2.27:1扩大到2000年的2.5-2.8:1，按照国际上同等发展水平看，城乡收入应该在1.7:1比较合适；

二是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1990年，我国最高收入行业的收入是最低收入行业收入的1.72倍，2000年达到2.63倍。其间，最高收入行业也发生了变化，1990年为采掘业，现在则变为科技、技术服务、金融、房地产等行业； 三是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以华南农村与西北农村收入比为例，1978年为1.68:1，到2000年时扩大为2.15:1；以城市为例，东南地区与西北地区的收入相比，1979年为1.69倍，至2000年达到2.48倍。

廖英敏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个现象：一是近几年收入差距出现的贫者更贫，富者更富的现象。虽然改革以来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但90年代中期以前的收入差距扩大是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或多或少提高基础上的扩大，而在近几年，这种扩大则伴随富有者越来越富有、贫困者越来越贫困的特征，1999年国家统计局曾做过一个调查，20%低收入户中70%以上收入减少。二是收入分配秩序混乱，分配不公的现象，如行业垄断、非法所得、腐败现象等，这对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国家已着力解决这些问题。朱镕基总理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里，将“农民和城镇部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拉大”作为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金人庆也表示，收入差距问题不解决，会影响社会稳定，特别是经济发展。

谁是中国的“富人”

研究机构所称的“高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被老百姓通俗为“富人”和“穷人”。

在百姓眼中，“穷人”如同金字塔的底部，涵盖面极大，人们会掰着指头数出：贫困山区的农民、城市中下岗工人、低收入的工薪阶层……

而“富人”又是哪些人呢？他们富到什么程度？他们的收入来源和资产状况如何？——中国人一向不喜露富，但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个新兴的群体，越来越显山露水，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我们得到了这方面的资料。2000年城调队将高收入现象作为一个课题，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浙江、湖北、云南、陕西、广东、辽宁等10个省市，对9956户城市高收入家庭进行了入户问卷调查。调查抽样样本由三部分组成：拥有商品房，同时户均收入3万元以上的家庭；拥有私人汽车，同时户均年收入3万元以上的家庭；虽然没有商品房和汽车，但户均收入远远高于3万元的家庭。

城调队的曹子玮博士介绍说，改革开放在中国走过了二十多个年头，这一过程其实就是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个人之间的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是政策导向的主观结果，也是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客观要求。自从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城市高收入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其主要构成也在不断变化。人们一直想知道先富起来的这部分人到底是谁？调查结果表明，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在城市高收入人群中的比例最大，占31%，尽管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在总人口中占有较小的比重，但却在城市高收入群体中占的比重最大；其次为专业技术人员，占城市高收入群体的25.2%。几年前人们还谈论过的“脑体倒挂”现象而今已成为历史。调查结果显示，伴随着知识和技术的市场化而形成的“知本家”脱颖而出，人均月收入逾万元，成为城市高收入群体中的佼佼者。

城调队的有关同志分析说，从学历角度，城市高收入群体中收入最高的是硕士及以上学历者，其次为小学文化程度者，第三位的是初中文化程度者。低文化程度者之所以取得高收入，主要是由资本带来的（他们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已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从年龄角度来讲，高收入群体中比例最高的是30-40岁的人，占城市高收入群体的37%，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精力充沛，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而成长起来的。其次为40-50岁的人，占城市高收入群体的31.3%。该年龄段的人经验丰富，经济基础较好，事业有成，收入较高而且稳定。排在第三的是20-30岁的人，该年龄段的人所具有的知识与技能较新，年轻而且富有开拓精神，相当一部分人是IT业的从业人员。

中国的高收入群体是怎样形成的？有人形象地称之为“七十年代靠劳动力，八十年代靠财力，九十年代靠智力。”在曹子玮看来，是四次机遇造就了中国的“富人”。第一阶段是流通领域的市场化，一批个人通过简单的商品贸易形成城市高收入群体；第二阶段是生产资料的市场化，一些人通过投资实业或从事更大规模的物资流通而不断增加个人财富；第三阶段是房地产和金融领域的市场化，一些人通过运作土地和证券而成为城市高收入群体中的新贵；第四阶段是知识和技术市场的市场化，一些“知本家”通过知识和技术脱颖而出。曹子玮具体分析了这几个阶段的特点，认为早期主要是政策的导向造就了一批“富人”，随着体制改革的逐渐进行，一些人开始利用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利润空间暴富起来，具体途径一是利用价格双轨制，二是权利的市场化，当时通行的话是“有没有关系和路子”，这成为能否暴富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今天，个人素质已成为收入高低的重要原因。曹子玮认为，前三个阶段的市场化过程是爆发式的，所以很快就成为过去，而知识与技术的市场化由于门槛较高，将会有相当时间的持续，而未来会更多产生富裕者。

北京的中关村是“知本家”崛起的典型地带，它被人们称作“富人扎堆的地方”。今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关村年在的海淀区的个人可支配收入已跃居全市首位，达112亿元。一大批国内知名企业与跨国公司，在中关村造就了无数个富翁。中关村的富有人群，以智力和丰厚的知识储备赚钱，他们有很高的消费能力：购房买车、休闲旅游、购买保险、投资子女及个人教育，过着国际公认标准的高质量生活。

如何面对收入差距

有人曾对现在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状况最直接地用数字做了描述：我国将近7万亿人民币的储蓄存款，其中80%属于不到20%的储户。

面对着相差越来越悬殊的收入差距，百姓“到底意难平”，特别是低收入者，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更为敏感。

林明军，46岁，下岗前在一家电子管厂工作，他说在工厂时自己连续当过好几年劳模，像许多人一样，回忆起当年的“全盛”时期，他带着几分得意。如今找了一份在停车场收费的工作，“这活儿，搁过去咱北京人谁干它呀”，但现在，身体不是很好的他不得不珍惜这份工作，因为不久前爱人也从单位“内退”，家里的日子更紧张了。提到收入的话题，老林不愿提自己挣多少钱，估计是顾及面子问题吧。但说起高收入的人，他明显激动了：“真有本事的，人家挣多少咱不眼红，像人家科学家、大学教授、搞研究、搞计算机的那些人”，没上多少学的老林始终认为，知识就是力量，有学问的人应该挣大钱，“但怕就怕那些贪官，手里有了权，就给自己捞钱，太不地道 ；还有那些个歌星，动动嘴唱个歌就挣好几万，好家伙，够我们干一辈子的，郭兰英不比她们唱得好？恐怕也没挣那么邪乎。”喜欢科学家和郭兰英的老林说，他这辈子就算交代了，就看儿子将来能不能争气，干个挣钱多又体面的工作。

32岁的陈师傅刚刚与朋友合开一辆出租车，“白天晚上两人倒着班来，挣钱多少得看运气，我刚干，路不熟，不过有一点跟老出租们的感觉是一样的，每天一睁眼就欠公司200多块钱”。陈师傅说自己也算是个有脑子的人，只是命不好，他是眼看着人家发起来的，前几年生意好做，“只要有货源，倒腾点什么都能发财。”他的一个同学，有个舅舅在钢厂当头儿，“人家靠关系倒钢材挣了钱，如今也开了公司，人五人六的，有一次碰上了，让我到公司给他开车，您说我能去吗？”，“有人说如今挣到钱就是有本事，我不服，我当时要有个当官的舅舅叔叔的，现在还至于出来再干这个？”光顾聊天的陈师傅车子开过了站，他说，得往前找找看哪儿能调头，车不敢随便停，“警察罚得特狠”。 与百姓们的感性比起来，专家们要理性得多。廖英敏说，如何看待收入距问题，首先要确认什么是合理收入？她说我国分配体制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二个领域。在初次分配中，遵守国家法律、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根据劳动贡献和要素投入所得的收入，无论多少，都属于合理合法的。廖英敏分析说，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目标总体思路是效益优先，兼顾公平。拉开收入差距有其合理性，在初次分配的环节中，要依靠市场机制，在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下，鼓励人们靠自己的劳动致富。同时，廖英敏认为拉开收入差距虽然是必要的，但必须有一个限度，否则恐怕会达到社会不能承受的地步。针对目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她认为国家应该通过再分配即税收来进行调节 另外有专家分析指出，人们心中对于收入分配差距还是有一定的承受能力，经过多年市场化洗礼的中国人，对于收入分配，大多数人的观念已从过去的“不患寡，患不均”转变为“不患寡，不患不均，患不公平”。调查显示，尽管人们都注意到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并对此现象表示担忧，但没有人愿意再回到过去吃大锅饭的年代，不愿回到那种虽然收入差距不大但物资极为紧缺、人们生活水平普遍低下的状态。人们对于靠能力致富并合法纳税的高收入者表示尊重和肯定，而对于靠不正当手段“致富”者，人们表示痛恨与不平。

个税：“紧盯”高收入者

不久前，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税务部门加强对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征管。

本次高收入征税试点选定北京、天津、南京、广东4省市。

这次被国家税务总局列为“高收入行业”的行业包括：金融保险、电信、房地产开发、足球俱乐部、外资企业、星级饭店、娱乐业以及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而“高收入个人”除了针对规模较大的私营业主、企业承包承租人、建筑工程承包人外，还包括演员、时装模特、足球教练员和运动员，以及律师、会计师、审计师、大（中）学教师、医生、导游等。而对于“高收入”门槛的确定，专家将其分为“年收入在3万元以上，有车有房”，或者“年收入在6万元以上”等几种标准。

高收入者的个税征收一直是个难点，主要原因是由于高收入者收入隐性化、多元化，易于偷逃税。来自国家税务部门的数据表明，2000年我国收取的个人所得税为661亿元，但在个人所得税收入结构中，劳务报酬所得、生产经营所得等一些取得高收入的项目比例相对偏低；广东省地税部门所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当中，高收入阶层缴纳的比例仅占2.33%，这说明从总体上看，个人所得税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吴哲，北京市西城区地税局阜外所的工作人员，作为一个年轻的基层税务干部，她对此感触颇深。她认为对高收入者收税难主要是目前政策中尚“有空子可钻”，要解决这个难题，必须从源头上下功夫，制定政策要“钉是钉，铆是铆”。

各地地税部门对高收入者个税征收更是绞尽脑汁：如北京海淀区为百名影视人员制作了记有纳税号的个人所得税登记证，广东省为高收入者建立税收档案，天津对重点纳税人实行单独的档案管理，通过网络与全国各地的税务系统联系，及时追踪其经济活动和收入情况。 在谈到加强对高收入者税收征管问题，廖英敏认为：这是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重要措施。她说，我国分配制度的两个环节中，初次分配要体现“效益优先”，劳动贡献和要素投入都要获得合理收入，鼓励人们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勤劳致富，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再分配则要“兼顾公平”，通过政府调节，从高收入群体中征税、通过转移支付来保护低收入者的利益，以达到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

在廖英敏看来，要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完善个人税收体系、加强税收征管是当前必须进行的工作。她说，我国现有的个人税收体系不够完善，已开征的有个人所得税和利息税，遗产税和赠予税都未开征。就已开征的两个税种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较低，像很多人讲的，个人所得税征的多是工薪层的税；利息税也未实行差别税率，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以相同税率征收，未能起到以税收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而个人收入管理亟待加强，她认为，关键是要增强收入的透明度，杜绝“灰色收入”，“地下收入”，让所有的收入都纳入正规收入轨道中来，完善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和个人储蓄实名制，是最基础的工作；同时廖英敏认为要建立个人纳税信息管理系统并严厉惩处、打击逃税行为，对逃税者，要重罚，要曝光，使其逃税成本大于纳税额，并记入个人信用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