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佳

2001年2月13日，中国富国基金管理公司与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的目的在于“联手打造基金业国际巡洋舰”。同时举行的，还有中加两国近200项、总值53亿美元的合同、协议和合作意向书的签订。不寻常的是，当时正在中国访问的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出席了签约仪式。此前，华安、博时、华夏等数家基金管理公司和一些大券商都与国外金融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而此后，陆续有国泰君安证券与德国德利银行、建设银行与美国摩根大通银行、交通银行与美国大通银行集团、南方基金管理公司与香港汇丰银行牵手。

华夏证券分析员胡志光认为，近期合作频繁，是国际资本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信号。一句话：国际资本即将以空前的规模和深度进入中国。

不得不爱的国际资本

在国人心目中，国际资本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侵略剥削的化身，是帝国主义吸血鬼的代名词。曾经，当我们自己宣布“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时候，喜悦和轻松确实是发自内心的。然而，建设也需要资本。虽然从总量上来讲，中国自身的积累已经相当可观，居民储蓄数额已是天文数字，但这并不代表可用资本就有那么多。由于持有资金的高度分散，来历不明资金不敢公开投资，民间资本缺乏法律保障，银行信贷问题严重等因素，这批庞大资金并不容易转化为现实投资。不论从结构还是总量角度来看，资本依然稀缺，因此引进国际资本也就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缺钱是引进国际资本的主要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国际资本并不单纯就是钱，同时还结合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进入中国的国际资本同时也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带入中国，这种效果不是我们自己攒点钱所能达到的。外资利用得法，对提升经济增长速度、促进人力资本开发与利用、增加国际收支盈余等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据测算，中国GDP 在1980-1999年的20年间保持了年均9.7％的增速，其中约有2.7个百分点来自外资的直接和间接贡献。按照这一平均贡献率计算，“十五”时期为了实现年均7.5％左右的增长目标，累计吸收直接投资应达2500亿美元左右。所以，利用外资将是一项长期国策。

事实上，经济全球一体化就包括了全球资本一体化。国际资本并不完全意味着外来剥削，相反很大程度上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心剂。经济繁荣的国家，往往也是大量引进国际资本的国家。例如美国引进的国际资本占全球国际资本三成以上，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更是成了资本避风港，有力地促进了“新经济”的繁荣。

资本无国界，利润是故乡。大量资本涌入中国，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中国经济前景喜人。

第一次战略转变

长期以来，来华国际资本数量有限，种类单一，形式呆板，主要是部分友好国家的中、长期政府贷款，辅之以扶贫性质的世界银行贷款等。从客观方面来讲，这是当时国际资本尚不发达决定的；从中国自身考虑，则主要出于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担心，以及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所形成的制约。

随着开放的加深和体制的转轨，90年代以来，中国在吸收外来资本方面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首先是吸收的国际资本数额大大增加。1993年到1998年，中国在吸收外资方面连续六年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位和发展中国家的首位。尽管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1999年实际利用外资比1998年下降了12.8%，但2000年又重新开始恢复。截至2001年1月底，仅外商投资一项，全国已批准企业365974个，合同外资6815.75亿美元，实际使用3508.45亿美元。今年势头同样喜人，1月份实现开门红，投资企业1629个，合同金额48.56亿美元，实际使用22.21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为14.32％、40.59％和21.23％。

其次，私人资本取代官方资本，成为国际资本的主角。政府中、长期低息、无息贷款，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唱主角的局面从1992年开始改变，对外借款比重逐步降低，外商直接投资成为重点。1993年后，外商直接投资占据了主导地位。外经贸研究院外资部主任马宇认为，这是中国利用外资过程的一个历史性突破，也是利用外资的第一次战略转变。

时间进入21世纪，正当中国引进国际资本的第一次战略转变即将完成之际，国际资本市场情况又有了全新的变化，要求中国作出新的应对。

2000年5月，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在美国亚洲协会企业年会上就新经济条件下的国际资本流动问题发表演讲，认为国际资本流动已从银行借贷为主转变为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银行借贷三足鼎立。三者中，对外直接投资总体规模在不断扩大，增长迅速，1998年尚为6440亿美元，2000年已突破1 万亿美元。同时跨国并购成为直接投资的主导形式，1999年购并总额高达7200亿美元，占直接投资额的83.2％，比上年增长了35．4％。由于跨国公司购并大多通过股权交易或金融资产重组方式进行，由此造成证券投资占国际投资比重明显上升。此外，90年代中期开始，跨国直接投资突破了传统的汽车、电子、医药、化工等制造业领域，向服务业等大举延伸，近年来服务贸易领域的跨国投资已占投资总额一半以上。

根据以上情况和中国自身的发展实际，马宇主任认为，国际资本的引进正面临着第二次战略转变。

新的战略转变

第二次战略转变主要是吸收外资的产业重心与引资方式的改变，其最终结果将是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并与国际资本市场相结合。

过去制造业一直是外商投资的主要方向。已批准设立的36万多家外资企业中，约26万家、70％以上属于第二产业，投向第一产业的不足 3％，投向第三产业的不足25％。中间大，两头小，呈现出鲜明的“纺锤”型。随着国际资本市场向服务业的倾斜，来华外资投资重心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将是必然趋势。中国政府已明确宣布在服务贸易领域以更积极的姿态扩大开放。去年开始，外资银行和商业零售企业的试点已扩大到中西部地区，并开始允许设立外资电信企业和旅行社，也放宽了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限制。目前，外资在金融、商业、电信、信息、交通等领域所占比重仍然很低，发展前景广阔。

另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领域是农业。外经贸研究院外资部主任马宇认为，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有可能而且也应该成为中国吸收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之一。事实上，外资的注入，不仅可以很好缓解目前农业生产资金紧张的局面，同时还有利于引进和移植先进的农业技术、生产组织和管理经验。有专家认为，这可能是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大农业生产跃进的一次天赐良机。当然，农业吸引国际资本的难度较大，首当其冲的就是过于分散的土地使用状况以及灵活度不够的土地使用权。目前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改革与建设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同时部分地方也已经在实际操作中探索新路子。例如全球500强之一的跨国集团施格兰目前正在四川省忠县采取租赁农民土地、雇佣农民生产的方式，从事果品生产加工，据说已经有9万农民加入了这个“旱涝保收”的洋项目。此外，山东青岛城阳区的东铁村也采用类似方式与香港恩利集团进行合作。所有此类探索很可能最终开辟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另一个广阔天地。

引资方式的转变同样意义非常。长期以来，中国引进外资主要是直接投资和银行借款；直接投资中在重点行业要求实行合资，并且不论在股份、人事安排等方面，中方都要占据一定地位，甚至是控制地位。应该说，这些规定对于保证经济安全、维护本国经济利益起到了有效作用。但也要看到，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的新变化，有些规定已经显得不合时宜，甚至有些僵化。刚刚结束的人代会对有关外资企业的法规进行了修订，在许多方面放松限制，就是为了更好地适应这一变化。

跨国资本并购是目前直接投资的新主导力量，中国引进国际资本也不可避免地要走这条路。因此，20年来外商在中国疾风暴雨、遍地开花式的绿地投资（新建企业投资）已基本告一段落，而会更多地采取收购兼并或增资扩股的方式进入中国。为了很好地适应这一变化，及早为企业牵线搭桥，数年前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例如搞世界500强论坛等，就很有“鹊桥会”的味道。这项工作现已开始见效，仅上海一地，500强中已有过半数（254家）安家落户，合同外资金额达到93亿多美元，而且项目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此外，北京、天津、深圳、江苏等地在吸收跨国公司投资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证券化是另一个主要潮流。中国吸收的外资中，证券投资比重一直偏低，这种状况正在悄悄改观。目前除了跨国并购中逐步以股份证券方式与国际接轨以外，另两个主要的证券化途径业已开辟。一是走出去，国内企业到海外上市融资；二是引进来，让国际金融资本进入国内证券市场。目前第一种模式开展较好，已有许多国有和民营企业成功地在国际证券市场上立稳脚跟，筹措了大量资本；但后一种模式却颇受政策和实际情况的限制，进展有限。这其中自然有经济安全方面的考虑。但是，不管担心不担心，国内资本市场的开放又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折中的选择是确定一个不太长的过渡期，逐步放开。有专家建议，过渡期内，应首先在适当时机允许中外合资基金进入A股市场，同时借鉴日韩曾长期奉行的“原则上禁止、个案例外审批”政策，允许部分特准外商按规定的产业领域和持股限制比例入市交易。

中国引进国际资本的新的战略转变的最后一步将是资本市场的开放，这也是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标志性阶段，不仅意味着国际资本更为大量、直接、方便地进入中国，同时也意味着作为核心力量的国际金融机构最终进驻中国，对于国际资本在中国的长期发展意义深远。根据中美1999年11月达成的协议，这一开放的初步进程表已初步确定，即中国入世两年之后，所有外资银行可在指定城市区域经营人民币业务，五年后地域限制取消。随着入世的临近，国际资本力量已经行动起来，力图抢滩，在这个全球最大的存款拥有国占领先机。早在几年前，美国摩根斯坦利添惠银行就与中国建设银行合资组建了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并成功地将中国联通、中石化等几大国有企业送到国际资本市场；目前，全球30多家大金融机构均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每天穿梭奔忙，寻找合作伙伴。前述的蒙特利尔银行与富国基金管理公司的合作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小插曲。

优势与不足

虽然中国目前已是吸收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约占全球直接投资总额的5%，但比起吸收对外直接投资的头号大国美国来仍然差距不小，仅是其六分之一左右。同时，随着经济模式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的升级换代，吸收更多的国际资本是很迫切的任务。这方面，可谓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据估计，中国的经济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同时，即将加入WTO、西部大开发、外资政策的优化、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以及蓬勃发展的新兴产业等，都是吸引国际资本的“兴奋点”。在以追逐利润为唯一目的的国际资本眼中，中国魅力依然，风采更盛。

然而美好的前景不等于真实的未来。如果我们对中国吸收国际资本面临的诸多问题视而不见，以至于真的以为躺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大把美元就会从天上掉下来，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事实上，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可供中国争取的国际资本总量并不很大。近几十年来，国际资本60%以上一直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际资本直接投资的流向更是发生重大变化，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额急剧减少，从1997年的1472亿美元降为1998年的1275亿美元，其中亚洲地区下降幅度最大，达22.1%，同时发达国家所占比重却逐年增大，到1999 年占了77%。目前，这些资本仍然在以美国为首的富翁俱乐部内部流来流去，何时能流出来、能流出多少还是个未知数。因此，中国实际上是要和众多发展中国家争抢30%左右的份额。

就是这有限的份额，竞争也日趋激烈。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各国，普遍正在调整外资政策，改善投资环境，欲与中国一争高低。亚洲各国从1998年开始大幅度调整本国外资政策，进一步开放债券、股票、短期资金市场，鼓励外商兼并，简化审批程序，完善服务体系等。同时，各国货币大幅度贬值后，价格、成本等比较优势反而得到了释放，对于外资吸引力加强了，所以1999年开始，部分国家吸引外资就呈恢复性增长。有学者认为，今后2-3年，不仅亚洲地区，还有拉丁美洲乃至非洲，随着经济的恢复，对国际资本投资的吸引力将逐步增强，客观上增加了中国吸引国际资本的难度。

最为关键的是，中国自身也存在着许多隐忧，制约着引资前景。

首先是吸引直接投资的基础优势有过时之虞。中国吸引外资直接投资是从“三来一补”的简单国际贸易逐步发展起来的，许多企业看中的是极为低廉的劳动力，因此中国吸引直接投资的基础优势主要是工资成本优势。因此很多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其中超过一多半又是香港、台湾企业来内地办厂。据统计，香港和台湾合计对祖国大陆的投资就占了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58％。由于新经济条件下，简单劳动密集行业的利润率远远低于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因此，不断追逐更高利润的国际资本理所当然地向后几者倾斜。资本密集型企业需要的是熟练技术工人，技术密集和高新技术企业需要的是大量高、精、尖技术人才，这些恰恰都是中国的弱项。

其次，吸引直接投资的手法比较简单低级。通常做法是政府在税收、外汇管理等方面给予外资企业优惠，然而其他一些必要的服务条件却不具备，例如长期以来，国内金融机构面向外资企业的信贷就一直存在诸多限制。一句话，吸引外资的工作重心落在具体的政策性优惠上，而没有着力创建制度性的优势，因此吸引力难以持久。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外商投资享有的一些“超国民待遇”还将逐步减少直至取消，中国用什么来吸引国际资本值得仔细研究。

再次，外资企业赢利状况不佳，抑制了进一步的投资热情。据统计，在华的外资企业，特别是欧美日德等西方大型跨国企业，经营状况并不很好，利润不足，甚至亏损。它们进入中国并维持存在，很多情况下是出于对未来赢利前景的预期，从而不计成本地抢占市场。这种情况如果没有根本改变，指望外资进一步大量涌入是不现实的。

另外，企业体制上的差异制约了跨国并购。前面已经提到，跨国并购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导形式，但大批国有企业在跨国并购中存在着先天性产权交易障碍。虽然中国欢迎国际资本进入国有企业，但我们私下里希望的是外资投向老工业基地、传统产业和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希望它们收购、兼并、租赁、承包48万多家国有中小型企业——一句话，帮忙解决困难。而国际资本盯着的却是占全部独立核算国有工业企业资产总额85%以上的14800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并且希望深度介入，因为后者拥有中国最好的经济资源。由于这方面比较敏感，因此国有企业能否真正吸引到足够外资，值得打个问号。

还有，发育不善的证券市场制约了证券化投资。中国证券市场主要是国有企业圈钱的场所，民营企业上市依然困难重重，这也就决定了证券市场、特别是股市，对国际资本的诱惑力并不太大，B股的低迷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前不久，以吴敬琏为首的一些经济学家更是直指股市为黑市，虽然可能言辞稍过，但中国证券市场的不规范却是人所共知的实情。此种情况不改观，很难设想国际资本会轻易涉足，除非是对冲基金之类的国际套利游资居心叵测、存心狙击。

最后，制度和体制等“软环境”的不完善对吸引国际资本制约很大。20年来，中国在制度建设和改善投资环境方面不懈努力，但法律法规的欠缺，政策的不稳定，行政效率的低下，迄今仍成为投资者的抱怨对象。蒙特利尔银行与富国基金管理公司的合作，双方从接触到正式签署协议花了4个月时间，在我们看来已经足够快，但蒙特利尔银行亚洲事务顾问廖德却觉得节奏还应该再快一些。目前各国引资竞争正在从单纯的优惠政策竞争向综合的制度环境竞争方向发展，如果中国不能及时赶上，引资雄心恐怕难以圆满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