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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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在历史上是由物质、思想与人共同走出的路,玄奘走过,张骞走过,马可·波罗走过,科学家彭加木与探险家余纯顺的脚步更是永远停止在这充满神秘与危险的地方。在21世纪到来之时,西出阳关有新人——

清华女孩穿越荒漠

余 玮

2001年新春的一个午后,记者在北京的一家酒吧独家专访了西出阳关探险的清华女孩包丽敏。一个女孩沿古丝绸之路西行5000多公里,穿越神秘险要的罗布泊,夜宿茫茫的沙漠与戈壁,探寻西部平凡人的生活,一方面是对个人体力与自己心理素质的挑战,另一方面也是对世俗的挑战。然而,谈起穿越罗布泊,行走在“死亡之海”,对面的包丽敏是那么的坦然。

西部的大漠、风沙、烈日,我们来了。

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暑假应该干点什么,回家?打工?突然有个想法一下子窜了出来:去西部走一遭。这个想法立刻让我兴奋起来,那个晚上我失眠了很久。以后的一段日子里,这个想法就反反复复地在我脑海中盘旋。非常幸运的是,我的导师李希光恰巧在筹划这么一个活动,于是我们一拍即合。可能是我阅历少,对于西部的危险缺乏真切的预想,倒不很害怕,而我的父母十分担心。

爸爸开始说:“你要去我们也不拦你,去见识见识也好。”然而第二天晚上,急呼我,连呼三遍,在电话里父母轮流劝我放弃,都哭了,当时我也不好受,但我已决定了。妈妈在好在电话那头强笑着说再见,一路顺风。放下电话,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如今我很庆幸当初作出了坚决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在那17天获得的东西并不少于大学四年。20岁的人想不到30岁人的事儿,你需要时间来熬。一个人的成长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但你也可以主动加速这个过程。

2000年7月26日,北京虽然没有太阳,却依然像座烤炉。在清华大学的一幢不起眼的砖红色老楼中,几个圆鼓鼓胖嘟嘟的大旅行包从大门内摇晃着出去。一行九人,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为总领队,曾担任过中国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探险队前导的著名探险家、摄影家林永健担任此行的向导。

每一个人都兴奋异常。对于大漠艰苦生活的想象,给每个人的心增加了一点沉甸甸的东西。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的激扬情绪,反倒凭添了一种悲壮。当挑战就在面前时,往往会本能地激发人们斗志。

经过两个小时的飞行,晚上6:55,飞机在兰州的中川机场安全着陆,终于踏上“西出阳关”第一站——兰州永登县。

最大的愿望是能遇见一个人,最恐怖的还是邂逅一些人。

8月3日,我们开始深入“死亡之海”——罗布泊。前一夜,在敦煌休整时,我有一种小动物在地震发生前的那种不安,有些害怕,但更激动,因为我觉得那关键性的一刻就快到了。在一间小旅店,店主得知我们去荒漠,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说“在那里边,第一天是女人,第二天不男不女,第三天,嘿,什么男人女人,都不分了。”她的小女儿更是着急,“那里可是死人的地方,你们进去一定没命的。”“我们就是要去那里,不然怎么叫探险呢?”同伴回答。小姑娘一脸疑惑地默默看着我们,过了好久才说了句:“我们拉个勾,过一个星期再见。”说着,我们把手拉到了一块。 从玉门关驱车大约360公里,我们进入罗布泊境内。茫茫大漠,两三百公里的行驶中,几乎没有见到一丝人烟。当车子在下午7点多驶进罗布泊所在地时,我们惊异地发现在这个几乎什么都干热得冒烟的大漠中,居然有几座矮小的泥房。车子驶过泥房,房前零零落落地站着好几个黑黑的汉子,都是二三十岁年轻的脸。他们敞胸露怀,有的光着膀子,甚至有的穿着短裤衩。身后是用石头和泥块糊成的地下窝棚,一双眼睛在沾满黑泥的脸上闪烁着某种惊异和饥渴的光。车子从他们面前驶过,他们便爆出一阵飞哨。

同车的男士立刻警告我们:低下头去!接着一顶帽子不由分说地扣上了我的头。只听一个心有余悸的声音说:“不要让他们发现车上有女人!这些人可能好几年都没见过女人了。” 车子继续沿着罗布泊的边缘往前行驶,沿途又看到了同样的几处窝棚。当时针指向8点时,本该扎营了,但疲倦的沙漠车依然坚持往前开。太阳渐渐下山,罗布泊的雅丹地貌在夕阳中涂上了一层玫瑰红,艳美无比。然而所有看过的恐怖片中的镜头一幕幕地涌上心头,只觉得夕阳从未有过如此地令人恐怖。

天色越来越黑,这些窝棚终于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选了一块避风地,扎下了帐篷。一颗心终于放下了。大家在发电机的隆隆声中,兴奋地吃第一顿野餐。突然不知是谁向我急急地低喊一声:“快躲进帐篷!”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我一头钻进小帐篷,坐在里头屏息凝神。然而每次我忍不住探出头去时,便见一束手电光直向帐篷群中射来,总有男士喝令我将脑袋立刻退回,有的甚至神色凝重。我与北京女孩许山山挤在帐篷中,开玩笑说,如果有人冲进来,就咬舌自尽,要不就拿刀自裁。重重黑影在我们的帐篷上晃悠,每晃一次,我们的心都荡一下。半个多小时后,三菱吉普呼啸着离去了。原来我们的同伴极力和他们周旋,不让他们靠近帐篷。

地图缺少一部分,我们迷失在“死亡之海”。

8月4日10时许,车子在曾被称为我国“第二大咸水湖”的罗布湖湖底的雅丹上艰难地行驶,以与地面60度的倾角左右摇晃着,就像北京游乐园里的“吃惊房屋”一样。似肥虫般爬行的车子,时速连3公里都不到,再快点人就会晃出去。车子在盐碱地中像是跳起了迪斯科,我们便如皮球,在车的两壁间左右弹跳,个个肝肠寸断似的。身上几乎每一寸肌肤的纹理中都填满了罗布泊的尘土,刚穿上两天的T恤衫差不多像块抹布了。一头长发像挂面一样垂着,队里已经有人流了鼻血。

高大的沙漠车沿着罗布泊的北缘蹒跚,领头车时不时停下,便见有人跳下车,在路边摊开地图,几个脑袋挤到一块,向远处指指戳戳,连司机师傅也吃不准路线了,几次利用卫星导航仪重新修正方向。晚上8点,太阳依然精神抖擞地蹲踞在天边,领头车再次停下了,地图再一次摊开,然而这次时间比以往更长,每个人都锁紧了眉。我们找不到路了。从罗布泊到楼兰的地图中,缺了两张,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走一段没有任何参照的路。小小的土墩对我们虎视耽耽,种种忧虑刹那间涌上心头,沉重写满了每个人的脸。如果迷路,走不出罗布泊,那么……

太阳渐渐西沉,土墩影子越拉越细瘦,每个人都知道,如果走不出盐碱地,我们只有睡在小土墩上了。心里没有着落的我们,无意中发现车上四百多个馕(维吾尔族一种烤制的面饼)都已发霉。迷路把李老师急得从最后一辆车走到第一辆车,又从第一辆车走回来,不停地说:“干粮没了,路也找不到了,这可怎么办?”多亏司机根据楼兰的经纬度找出了眉目。

顺着大伙一块商量出的路线,沙漠车载着像丸子一样在车内滚来滚去的我们,又上路了。突然,层层叠叠的盐壳中,一条小路蜿蜒而出,惊喜中我们拾路而行。

罗布泊那苦涩的泪水,为谁而流?

司机讲,1996年余纯顺徒步穿越罗布泊,是他事先开车把水埋上,五公里埋一次,做上标记,可余纯顺在进入罗布泊第二天就脱水死去,因为没有找到埋水的位置。车子继续往前,每个人都不说话,突然司机回过头来,指了指我前面的座位,咧开大嘴:“当年余纯顺就坐在这里。”

整个罗布泊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个字--荒,我想世界上很难再找到一个这样的地方。四周只能看见地平线,罗布泊湖底寸草不生。白花花的盐碱覆盖着黄色的土地,让人感到这里是死亡之神的乐园。

我们在罗布泊湖底穿行,白色的盐碱壳间,我们突然发现了白花花的鱼骨头,这些骨头半埋在湖底的土壤里,仍然能够看出原来的形状和姿势。尽管这些骨头我们不了解它们的年代,但是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70年代,这里仍然还有季节性的水存在,这些鱼骨头的年代已经无从考证,或许只有考古学家在若干年后才能发现,但是这些骨头的存在证实了罗布泊曾经有过生命的繁茂。

8月5日下午两点左右,下车溜达时同伙偶然发现了“泉水”,许山山这个活泼可爱的女孩立刻要来小铲,跪在地上一铲一铲往外掏泥,泥越掏越稀,掏到二三十厘米处,在薄薄的盐层下,清澈的水汇成了四股细细的水流。我拿矿泉水瓶小心翼翼地接下半瓶水,将舌尖凑过添了一下,又苦又涩又咸,口水一口口吐满了水坑的边缘,甚至想将肚中所有一并吐出。这肯定是罗布泊的眼泪,否则怎会如此苦涩,人们毁了罗布泊的容颜,她的泪水只有暗暗地流。

罗布泊湖底的鱼骨头到处都是,从新奇到习以为常,我们也习惯了。但是,当傍晚时分,我们在罗布泊湖中央停下准备住宿的时候,我们却意外地发现罗布泊中除了我们以外还有一种生命在和我们一路相伴,那就是苍蝇。“我发现苍蝇啦”有人开始大惊小怪的叫起来,其实说他大惊小怪也有点冤枉他,在这寸草不生的死亡之海,发现一只苍蝇,其神奇无异于你登上了月球。

探寻传说中神秘的古城,我们触摸到历史的脉搏。

当车子在荒漠中颠簸时,一条测线在面前蜿蜒,我们循着这条测线前行,当夜幕即将降临,我们走到了测线的尽头。远远地,一座风化了的土堆高高矗立,有人欢呼:“那是楼兰的佛塔!”我心头的激动难以用语言来描述,那神秘的如童话般的楼兰王国就在我面前,那是一块只属于梦中的地方,却站在我面前。真应该感谢那些地质工作者,用他们的勇敢和坚强换来了通往神秘王国的路。 昔日繁盛的楼兰如今只剩下一座风化了的佛塔和三间半土房依稀有当年的模样。所谓土房,其实只是四堵厚厚的土墙。在佛塔四周,散布着早已风化了的方形木头,猜想是房梁,当年肯定雕满了精致的花纹。在佛塔的四周,散落着房屋的遗址,当年曾给楼兰人遮蔽风雨,今天却只剩下几根柱子和茅草,勾勒出大致的房屋的轮廓。其中有一座保存得相对完整,一对粗大的门柱卧倒在房外,从几根竖立的木柱中竟然可以看到低矮的门框。 楼兰奇迹般的消失在古老的历史中,沉睡了1600多年才复活,究其消亡原因,考古学家众说纷纭,但是,当我们围绕着楼兰遗址远远的走了一圈,看到那些在沙化的地面上半掩埋的断壁残垣的时候,我们或许理解了很多。

8月6日,早上八点钟的太阳已经使人睁不开眼,帐篷里很快热得像蒸笼一样。空气中没有一丝风,挡住阳光的沙漠车下是唯一可以乘凉的好地方。在佛塔周围,一些用塑料袋装着的罐头盒和矿泉水瓶半掩埋在沙土中,看得出这些垃圾不是随意乱扔的,只是这里长久的风吹日晒,使这些本来就难以腐烂的塑料和铁制品有机会重见天日了。看着楼兰古城中现代人带来的垃圾,想到城市里成千上万的像矿泉水瓶这样的塑料垃圾,不由得令人寒噤,是否有一天,人们将生活在自己制造的永远难以清除的垃圾中。在李老师的召唤下,队员们清理了围绕佛塔500米的一圈中所有的垃圾,足足拣了16袋。

8月8日中午,我们从楼兰驱车两百多公里后,见到了这些天来第一股水流、第一户人家、第一个村落。当水从站立着的约一米多高的水龙头中喷泄而下时,车里的人们欢呼一声扑了过去,哗哗的水声几乎是我们这些天来听到的最动听的声音。立刻,洗手、洗脸、洗头,甚至还有人洗起了澡。远远地,见两个女人带着两个小孩背靠着泥房正向我们好奇地张望。我们走了过去,她们用善意的带着一丝羞怯的笑容迎接我们:“你们是从楼兰来的吧?从楼兰来的人都到我们这儿来洗手洗脸。”

车子继续西行,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库尔勒。一进入库尔勒郊区,手机终于有了信号,而打给家人和朋友的电话中,“我们终于活着出来了!”成了大家共同发出的信号。

采访快结束时,现在正攻读清华大学新闻硕士专业的包丽敏如是说:“在西部的十几天里,每天都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会发生什么,而这也正是探险的魅力所在。这条路,在西游记里走了十七年,而我们来回只用了十七天。我们利用网络时代的媒体技术和传播手段再现了唐玄奘和马可·波罗的远征,每天及时向网站发回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还在网上同关注这次活动的网友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她并表示,有机会时会选择下一个探险目标,接受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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