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婚姻·家庭·感情以及其他

碧海心

找一位“爱人同志”

中国是一个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与社会的发展是互动的，综观中国近代婚姻家庭的变迁，几乎总是与重大的社会变革相伴。自从 “六礼”在周代形成之后，传统的婚姻仪式几千年里一直比较完整地被承袭着，中国的婚姻家庭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的婚姻家庭才开始出现变迁，而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婚姻家庭变迁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

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并决定从当年的5月1日起公布施行。当时的《人民日报》社论评价道：“从此，旧中国所遗留的封建主义的婚姻制度将彻底被废除，而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将普遍实行于全国。”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最主要意义在于婚姻自由得到法律的全面保护。尽管1930年颁布的《民法·亲属编》中曾涉及了婚姻自由，但它所能够涉及到的社会层面是有限的，相对于观念的传播，婚姻家庭民俗相对显得滞后。由于建国初进行了大规模的贯彻新《婚姻法》的运动，它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妾媵制和男尊女卑的夫权意识，保护了新式家庭……旧婚姻家庭制度崩溃，新婚姻家庭制度得到了健康地成长、发展。 建国初期，各地包办婚姻、买卖婚姻、歧视和虐待妇女的现象仍非常严重，许多妇女因此被杀或自杀。1951年，中南区有1000多名妇女、山东省有1245名妇女惨死，浙江省平均每天有23名妇女死于婚姻纠葛。当时的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在关于婚姻法的报告中说：“婚姻案件中离婚与解除婚约的，在农村中平均占５４％，城市占５１％到８４％。离婚原因主要是包办强迫、买卖婚姻、虐待妇女、早婚、重婚、通奸以及遗弃等，共占７８％到８２％，提出离婚的主要是女方，占５８％到９２％。”当时离婚案件的当事人绝大多数是青壮年劳动人民，《婚姻法》的颁布使婚姻自由的观念深入到最基层的民众。 童养媳曾是中国非常普遍的婚姻形式，童养媳往往沦为婆家廉价的劳动力。直到建国初期，童养媳现象还很普遍，民间有“养媳妇（即童养媳），实在苦，淘米拎水爬滩坨，冷粥冷饭吃一肚，挨打挨骂真正苦”的民谣，真实地反映了童养媳生活的苦难。不仅“吃不饱、穿不暖”是家常便饭，童养媳受虐待，甚至被毒打致死的事件也时有发生。湖北省武昌县有一个李胡氏经常打骂童养媳，素有“母老虎”之称，她1940年打死了大儿子9岁的童养媳；1950年又将二儿子的12岁的童养媳活活打死。《婚姻法》颁布后，许多童养媳纷纷提出离婚。当时进行的一个社会调查中，14位被调查的童养媳，除3人被虐待致死外，其余11人均向法院提出离婚解除婚约。由于解放前妇女长期处于弱者的地位，即使是明媒正娶的媳妇受虐待也是常有的，当时天津的离婚案中，一个孙姓妇女婚后一直受到丈夫和公公的打骂，她的丈夫经常说：“我拿她当狗看的。打死她有我！她不出错还罢，她要有了错我拿她当块泥，把她捏出去！”安徽某县的赵玉兰1948年结婚后与丈夫感情不合，1950年她因回娘家住了几天，她的身为村长的大伯子就挑动群众毒打她。她的公公将她吊在树上，用鞭子沾水抽她；婆婆还用针扎她的嘴；嫂子用粪池水往她的头上浇；群众不仅不同情她还做了帮凶，乡支书也威胁说要枪毙她。《婚姻法》颁布后，随着广大妇女普遍获得就业机会和男女平等思想的传播，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她们勇敢地提出离婚，把自己从苦难的婚姻中解救出来。中国的大男子主义严重的丈夫们也由于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学着对承担着同样家庭义务的妻子变得尊重。妻子不再是他们眼中的牛马，而是和他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是和他们共度人生的伴侣。 《婚姻法》涉及了离婚的自由，规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节无效时亦准予离婚”，这使当时的离婚率创下了今天看来仍然很高的记录。据社会学者统计，1949年下半年，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四城市共有4650件婚姻案件，其中3009件是离婚案。按此推断，全国每年要发生290820件离婚案，直接卷入或受影响的人数约为200万。1950—1953年更是离婚率直线上升的时期，据全国法院统计数字，1953年全国离婚案高达117万件，以陕西省为例，1953年的离婚率比1950年增长了28倍。数百万男女摆脱了传统婚姻对他们的桎梏，这可以说是当时百业待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它使婚姻家庭在短时期内出现了较大的变化。

但由于当时“政治决定一切”和“阶级斗争为纲”社会环境所决定，婚姻家庭也被烙上深深的时代烙印。婚姻家庭从内容到形式都被革命政治化了。出身成了最重要的择偶标准，“历史清白、根红苗正”是最重要的的择偶标准。党团员、干部、贫农是理想的择偶对象，与他们结成志同道合的政治共同体、阶级兄妹婚是理想的婚姻。出身不好的“地、富、反、坏、右”也想通过与他们联姻从而获得境遇上的改善。如果在择偶时考虑到对方的经济条件和外在形象，会被斥责为是低级庸俗的资产阶级择偶观在作崇，是拜金主义，是以貌取人。爱情被描绘成是一种公而忘私的无产阶级感情。至于 “性感”、“性欲”一类的词汇则一概被认为是淫秽和下流遭到舆论唾弃和被社会所禁忌。婚姻是革命理想和思想意识一致的男女的结合，人的个性被无情地漠视，男女之间的缠绵之情被视为是会削弱人的革命意志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组织和舆论可以无限制地“关心”一个人的“个人问题”，毫无隐私可言。婚姻被严格控制在社会和舆论之下，甚至连当时的法律也受“政治道德一体化”的影响左右着人们的婚姻家庭。从50年代末期始，由于当时将低离婚率看做是社会稳定和社会制度优越的象征，因而舆论对待离婚非常苛刻，离婚者的个人前途也会受到影响，因而许多人为了所谓的社会安定和政治斗争需要，牺牲了个人的幸福。在司法实践中，离婚案多立足于调节，离婚标准偏严。

面对选择

有评论认为，毛宁是2000年最大的媒体牺牲品。这种说法是否公允有待评说，也不论毛宁付出的代价是否应该，这一评价的可圈点之处在于：中国人已经开始容忍另类的感情选择。当然社会的宽容，绝非是所有人都尝试上述生活方式，而是我们可以坦然接受他人不同于己的选择。

1981年国家颁布了第二部《婚姻法》。在文革长期对人性的压抑之后，人们引经据典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说过：“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原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中的婚姻也需要感情，人们渴望对个人欲望的尊重。第二部婚姻法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80年代的《婚姻法》规定， “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将计划生育上升为法律。这一法律规定不仅遏止住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控制了人口的基数。同时它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和家庭结构。祈求人丁兴旺几乎是所有婚礼中必须的仪式，传统的汉族人结婚时要在床褥上撒栗子、枣取“早生立子”之意；满族结婚是新郎新娘要吃子孙饽饽，祝福小两口“多子多孙”，可见中国人生育观念之一斑和家庭之理想图景。计划生育政策彻底打破了中国人的大家庭的梦想。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妻子没有生育是离婚的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被堂而皇之地列为“七出”之一。四世同堂的中国家庭日益少见，家庭的规模逐渐变小，三口之家成为中国最典型的家庭模式。年轻的夫妇们没有子女之前习惯于自己的二人世界，有了子女后也大多是三口之家。亲属关系变得逐渐简单，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这样的亲属关系正在逐渐减少。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不再承担帮助年轻的父母抚育子女的职责，他们有了自己幸福的晚年生活。 将计划生育列入法规对中国人的传统生育观念是一个冲击，在广大农村涌现了无数个“超生游击队”， 曾经受到群众尤其广大农村群众的抵制，许多农民背井离乡、穷困潦倒只为能生一个可以“传宗接代”的儿子。罚款等行政手段成为推广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措施。今天当人们真正感受少生子女的好处后，计划生育已经成为人们自觉自愿的选择，在一些大城市，人口已经开始呈现负增长。甚至有许多城市中的文化层次较高的居民自愿选择了不生育，即所谓的丁克家庭。丁克家庭源于英文译音，在西方国家颇为流行，指夫妻双方有收入、有生育能力而无小孩的家庭。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1986年，在广州有生育能力而不愿生育的夫妇达3万多人，1989年猛增至10万；北京市1984年以来结婚的夫妇中，约有20%自愿不育，多达近10万人；上海市1979年至1989年10年间，有113万男女登记结婚，其中164800对夫妇至今没有生育，占结婚总数的14.5%。1994年，全国各大城市的“丁克家庭”总数已突破100万。丁克家庭的出现可以说是对中国人传统的生育和家庭观念的冲击，它提供了一种新的家庭模式。

1981年颁布的这部《婚姻法》还对离婚进行了补充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改革开放初，陈世美式的男人受到社会的普遍谴责。1981年11月，北京25名妇女成立“秦香莲上访团"，联名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要求对破坏家庭、道德败坏分子予以法律制裁和经济制裁。陈世美们被舆论所唾弃，他们离婚的要求不但被无情地驳回，前途往往也被白白搭上。妇联一类的群众团体纷纷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秦香莲们做主，连法律似乎也披上了道德的外衣。用平和的眼光回顾，“陈世美现象”某种程度上是对因文革这特定历史时期而涌现的不正常婚姻的清算。即使陈世美们应当受到谴责，难道一个人应该为他一时的错误而付出终身的代价吗？那些秦香莲们仅仅因为值得同情就有权毁掉另一个人的终身幸福吗？“孩子的健康成长”也曾是拒绝离婚的托词，过多地关注单亲家庭中孩子的不幸，遮盖了在不睦家庭中孩子的不幸。林林总总都成为一种借口，因为我们认为“宁拆一座庙，不破一桩婚”。

马克思说过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同时，还说过“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强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得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经历过离婚；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别人离婚；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同情和理解别人离婚；越来越多的人以离婚来解除失败的婚姻。统计数字显示，1994年中国有离婚人口619万人，离婚比例已由1990年的5.9%增加到了1994年的7.1%；有些地区的离婚比例超过了10%，且中年人离婚比例最高。与以往女人害怕离婚相反，随着女性自主意识的提高，现在的离婚案例中有2/3是由女方提出的。据京、津、闽、黑、豫等地的调查，由女性提出的离婚案高达70%以上，有的地区甚至达到84%。

离婚可以说是中国人重视婚姻质量的表现，他们希望在婚姻中获得幸福，当种种努力都没有意义之后，他们会选择离婚，去寻找自己新的幸福，不再为孩子之类的借口而牺牲自己的终生幸福。中国人愈发地懂得了婚姻和人生的意义，即寻找幸福。社会学家李银河认为，离婚是一个趋势，是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虽然离婚过程中有许多痛苦和伤害，我们能够做的只是设法减轻这些伤害，却不能扭转离婚率增高的总趋势。离婚成为我们面临失败婚姻的一个明智选择。

当离婚从被人排斥到变得稀松平常，我们发现原来许多让我们瞠目结舌的有关婚姻家庭的现象，现在也正逐渐走进我们的视野，而我们对它们也正在变得宽容。

独身主义最初在“五·四”时期提出，当时非常具有革命性，提出者将其作为反对传统，做一番大事业的必要牺牲。妇女更是通过独身而摆脱 “为生殖而生”的命运，认为“如要恢复女权，伸张女子的能力，改造现在半身不遂的社会，非拒绝婚姻营独身生活不可。”中国古代社会婚姻存在的价值在于维系家族的延续，个人不过是传宗接代的工具，男女私情不过是其中意外的副产品。林语堂曾说，中国女子最好的归宿还是婚嫁，下意识中，所有中国姑娘都向往红色婚礼裙子和喜轿，其实这是大多数传统中国人的归宿。如果拒绝成为家族延续的一份子，你就要为此付出代价。围绕着独身者会有无数个版本的传说：生理缺陷之版本，感情受打击之版本……独身者要承受巨大心理压力和无端的歧视，尽管他们没有伤害任何人，仅仅是没有结婚。 今天，独身早已失去其冠冕堂皇的意义，它变成与婚姻一样有利有弊的生活方式。目前，北京市年龄在30至40岁之间的独身女性就有5万人之多。独身者不再是在人们的种种不怀好意的猜测下，谨小慎微的生活，他们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甚至被一些“围城”里的人称之为“单身贵族”。独身并不意味着缺乏感情的选择，他们的选择不具有所谓禁欲主义色彩，只是他们拒绝婚姻这种形式。一位曾经历过婚姻，现选择独身的女性谈到独身所面临的舆论时说，“虽然我现在独身，但是并不是说我没有感情生活，我有自己的男性朋友，可能因为我是在文化圈里的缘故，我并没有感觉到周围人的异样的眼光。而且，我许多已婚的朋友很羡慕我的生活。”

传统的中国人也许是在婚姻的围城中或进或出，没有第二条道路。而当代的中国人似乎站在城墙上，不愿错过任何风景。今天的婚姻与传统的婚姻相比更呈现出其开放与自由的特点。有社会学家认为，婚姻中的男女应该拥有自己的异性朋友，当然其间尺度，要由夫妻双方两个人共同把握。这是观念的进步，更是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不得不选择的态度，因为我们面临了我们从未面对过的人际关系，包括异性关系。

据社会学家李银河80年代末的一项北京市随机调查显示，婚外恋的比例仅为6.4%；82.4%的人不赞成婚外恋；更有93.1%的人反对婚外性关系，而且对女性的婚外恋比对男性的婚外恋态度更为严厉。而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于1996年所做的《站在城墙看“围城”》对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哈尔滨8个大城市的抽样调查显示，人们对“婚外恋”所持的态度分别是：42.31%理解；38.46%默认、34.9%赞同；28.57%反对。《一声叹息》和《花样年华》可以说是2000年两部反映婚外感情比较成功的电影作品。前一段时间，人们纷纷进入影院去看据说比《一声叹息》更深刻和细腻地探索婚外感情的《花样年华》，虽然也有人认为真正吸引观众的是影片女主人公的旗袍。《一声叹息》展现的是一个中年男人面对仿佛自己的左右手一样无法割舍的妻子和鬼魅一般的年轻女性的感情的难以抉择。影片最终以一场意外事件，让男人回到了他从未想抛弃过的家庭。至于《花样年华》按照导演王家卫的诠释，影片想表达的并不是婚外的感情会不会发生，怎样发生，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临它，而是我们“为”与“不为”的抉择。如果你认为影片中的主人公之间发生了什么，那么他们就发生了，反之亦然。婚姻的日常性和我们需要的爱情的壮美总是那样矛盾，我们好似在鱼和熊掌之间难以抉择。日本作家渡边淳一曾对婚姻中的男女做出了精辟的分析，认为人们“想从婚姻的形态中寻求到一切，如安定的生活，安逸的日子，围着孩子尽享天伦之乐，而且还要充满激情的性爱，这显然是无理要求。如果想永远保持充满激情的性爱，那么妻子们就必须生活在非日常性的世界里。”于是，我们就可能面临一份婚外的感情，做出“为”与“不为”的痛苦抉择。

还有许多年轻人在尝试婚前同居，或与婚姻无关的性行为。性曾经是婚姻的专利，即使20世纪90年代的青年读物中，还经常刊登开导失去贞操的少女的文章，让他们扬起生活的风帆，未来的男友会原谅她的。与婚姻无关的性行为是不被鼓励的，如果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发生了性关系，就意味着他要对她终身负责，要娶她，否则他就是一个“白眼郎”，受到社会的谴责；而这个女人虽然会得到社会的同情，但她未来的幸福也可能会因此而丧失，一个“正派”的男人恐怕是不会原谅和接纳她的。今天，许多人已不再把性行为必然地和婚姻联系起来，对非婚姻的同居行为人们越来越持一种宽松的态度，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同居，还有人会尝试婚前同居。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每年至少有3500对青年男女组成“试婚”家庭。武汉市近几年也查出不登记先“试婚”者7126对。同居和试婚成为两情相悦的男女的选择。一些尝试同居生活的人认为，如果两人生活在一起的原因仅是爱情，婚姻的形式则不必要。据广州市卫生部门1999年的统计，在全市每年的引产手术中，未婚女性约占4成，其中19岁以下的少女约占2成。另据上海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199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未婚女性中有69.3%有过婚前性行为，39.9%有过婚前妊娠史。

有社会学家曾说，“爱”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在我看来，它不论发生在什么样的人之间都是美好的，都是一种不可多得因而值得珍视也值得尊重的人类体验。虽然当事人有时不得不为了其他的价值牺牲爱……爱本身是没有罪的。如果一桩爱情发生了，它就是发生了，它不仅不应该因为任何原因受责备，而且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它肯定是美的。

越来越多新现象的涌现使已实施20年的《婚姻法》，这部在当时还具有超前性的法律，表现出它的滞后性。这些新现象有些还停留在道德意义上的争论，有些已实实在在产生了现实意义上的纠纷，我们的法律如何应对，已经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人们呼唤着第三部《婚姻法》的出台。

浮出海面

1999年3月，广州街头出现100多台安全套自动售货机，只要投入两枚面值1元的硬币，即可得到一只安全套。虽然当时曾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地讨论，但安全套自动售货机还是在城市中扎下根来。性仿佛跟随时代的脚步变得快餐化起来，性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褪去了它神秘的色彩。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性”曾是我们绝口不提的字眼，对性的无知是纯洁的象征，是引以为荣的事。甚至生育也是秘不可宣的，多少孩子曾经对自己是从垃圾箱或其他什么地方拣来的说法深信不疑。中央电视台今年的一期《半边天》节目中，女主持人问一个相信自己是父母从卖废品的老人那买来的小孩，是否知道卖多少钱一斤哪？很多人是在新婚之夜才获得了性的启蒙。曾经有西方观察家评价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与性别有关的服饰特点就是故意不渲染男女之间的区别。男人和女人都被包裹在无甚线条和美感可言的灰色、蓝色的服装里。

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可能还经历过对“性”的难以启齿。她们低头含胸，因为乳房像怒放的花蕾一样疯长；她们夏天还穿着肥大的裤，因为臀部像小鹿一样蓬勃。他们沉默，因为悄悄生长的喉结让他们发出尴尬的声音；他们烦躁，因为唇边泛青的胡须。他们的身体让他们感到羞耻，他们无法坦然接受青春的来临，身体的成长让他们的纯洁显得孱弱，道貌岸然透出苍白。性知识的学习和获得显得那样艰难，常常与罪恶感相伴。生理课上关于生殖系统的内容，心照不宣地被错过了，那些月黑风高之夜偷偷翻看的内容，似乎同样令斯文不坠的老师们感到难堪。

仅仅二三十年的时间间隔，“性”不再是中国人的一种禁忌。今天，令人忐忑不安的不再是第二性特征的出现，而是它们不够明显。女性们纷纷暴露自己的曲线美，超短裙、牛仔短裤、吊带背心、露背装……如今的时尚是“做女人‘挺’好”！身体成为女性永远精益求精并永不满足的作品，脂肪总是在它不该堆积的地方堆积，不断喝各种去脂减肥茶，做一个抽脂手术身轻如燕后，再试试广告中说有塑身功能的内衣；用一些丰乳霜；或者一劳永逸地注射英捷尔法勒（一种被广泛用于隆胸手术的填充物）。有数据显示，中国90年代以来的离婚案中，60%的离婚诉讼由女方提出，34.7%的离婚理由是“性生活不和谐”。

其实，据流行歌曲中说，男人们最近也比较烦，当然有许多堂而皇之的理由，养家糊口比较烦，工作压力比较烦，原来和女人一样，男人也在暗暗担心自己不再性感。窃窃地相信满街散发的有关此类小广告当然是下下策。中华医学历来是药食同源，民间自古就有“吃哪补哪”之说，各种牲畜的“鞭”自然不在话下，更要讲求“动物凶猛”，越生猛越具威力，于是眼见珍惜动物日益稀少。

性成了人们随随便便谈论的话题，而且也成为商家吸引注意力的手段。许多网站都以两性知识和话题来吸引人，在搜狐网站中登记的关于两性的网站就有280个之多。而上网者对此也视若平常，FM365的调查显示：66.5%认为大多数网站以两性知识来吸引人，是满足人们的第一需要。只有3.68%持反对意见。

上海女作家王安忆在她的一部80年代的作品《小城之恋》中，描写了一对青春期的男女舞蹈演员，为了排解自己青春的冲动而不停地练功，以至身体都变了形。那冲动是说不出的，连他们自己也弄不清，他们只有不停地练功才能获得短暂地喘息，读后让人不禁悲上心头。而今天的新人类女作家们已经开始用自己的身体去写作了，她们一边享受着性的快感，一边写作。性正变成越来越唾手可得，当懵懂的孩子引用卫生巾广告对家长说，我睡觉时一定不“侧漏”的时候，当中学生对发廊里的小姐说：“小姐，我有5元钱，我可以泡你吗？”的时候，我们不禁要诧异，关于性是否太过泛滥了。一位学者曾说，在文革时插队的知识青年，两个人只要轻轻地握过一次手，就足以让他们激动两三天的了。今天当我们轻而易举地就可以获得性满足的时候，那种狂喜与愉悦反而消失了，爱是否会失去了它的心灵价值？关于性似乎有些矫枉过正了，只有通过这种极端我们才会从长久的禁欲氛围中解放出来，最终获得一颗关于性的平常心。

带着枷锁跳舞

布雷多克在《婚床》一书中说，“自从婚姻问世以来，人们就总想冲破已有的婚姻习俗的制约；而当冲破它之后，又希望一种新的婚姻法规来约束自己。”人类一直在进行着两性关系的探索，婚姻是其中的一个形式。任何一种婚姻方式往往都是以一定程度对人性的压抑为代价的，婚姻也许并不是两性相处的最佳方式，但却是目前最有效和实际的方式。如果将婚姻比做一种游戏，那么它是有规则的游戏，参赛者必须遵守它。其他任何一种方式也是如此。人类就是在不断的变化中探索着，某些东西永远在不断地消失，某些另外的东西则永远不断地在产生，它是一个增长和改善的过程。而我们的行为永远都是兼容着新与旧的总体选择的过程。我们在自诩自己现代与进步的时候，会不经意间显示自己本质的保守。

有一本名为《神秘的舞蹈》的探讨人类行为演化的书，作者用倒叙的手法表现人类的进化，轻灵曼妙的舞者突然转过她的身体，原来却是我们祖先红红的发情的屁股，观者瞠目结舌，原来在人类华丽的外衣下是其遥远的历史。人类的民俗更是如此，它的变化是那样缓慢。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新潮时尚的观念是我们的浓妆重彩，细眉、小眼、黄皮肤是我们的本质。许多我们自认为已经淡忘和放弃的观念，还深深植根于我们的灵魂深处，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20世纪50年代的《婚姻法》的一个非常划时代意义的举措是废除了中国的妾媵制度，确立了一夫一妻制度，结束了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一夫多妻制，确立了现代婚姻制度。然而一种拥有新的名字却与妾媵婚姻异曲同工的“包二奶”现象，却在我们的生活中滋蔓着，拷问着我们的灵魂。与妾媵婚姻不同的是，妾媵婚姻是中国封建社会婚姻制度，它是人类在婚姻发展史中必经的一个阶段，在当时是合法的。即使如此，它带给妇女的也是痛苦与悲愤，可以说一夫多妻制是以牺牲妇女的幸福为代价。陆小曼对著名诗人徐志摩说，有人说男人仿佛一把茶壶，而女人则是一个个茶杯。一把茶壶需要为许多个茶杯添茶。但你不是我的茶壶，你是我的牙刷，牙刷是不能共用的。而今天妾媵婚姻不仅是违反人性的，它还是违法法律，然而有许多人正在做着这违法的勾当。

其中原因何在，用马克思的话来评价再精辟不过了，“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财富，而是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许多中国男人在言语之间会流露出对封建社会男人三妻四妾的生活的怀恋，文人们大多将这种意识流露于笔端，而拥有了大量的财富的男人则去积极实践了，这其中不乏受过现代教育的男人。男人用金钱去垄断一个女人固然可卑，更加可卑的是许许多多受过现代教育、自诩爱情至上的女人甘心为了金钱而委身于一个男子，并得意于由此带来的衣食富足的生活，仿佛笼中的金丝雀沉醉于自己美丽的外衣和歌喉，而忘记了被囚禁之苦。她们的脸上没有一丝痛苦，仿佛全然没有意识到她们的行径与妓女出卖自己的肉体，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许多妻子也对丈夫纳妾的行为默然忍受，为了苟且富足的生活，而宁愿丧失尊严。金钱使一夫多妻制在中国销声匿迹了将近半个世纪后，死灰复燃了。这无论是对实践者还是我们这些旁观者都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因为我们的沉默仿佛是对他们的默许。真正的爱情是“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这是马克思在一个多世纪前说的话，它让我们感动，也让我们汗颜。

贞操产生于男人确保女人为他生育自己的后代的心理，他要确定这个孩子是他的，而不是其他人的。为了让妇女保持贞操人类曾煞费自己的想象力：中世纪欧洲的贞洁带、现在在非洲还被施行残忍的割礼……中国古代为了让妇女保持贞操也殚精竭虑，缠足就是其中一例。而它从来都是单方面的，从来没有人要求过男人的贞操。无论任何一种婚姻制度的背后，通常都是男人的一夫多妻制。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妇女自主意识的增加，贞操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从而逐渐被现代人所摈弃。贞操已经不再成为一种道德追求，它只不过是个别人的洁癖罢了。中国妇女由于拥有许多发达国家妇女所没有的经济独立地位，而拥有更多的自主意识，但关于贞操的观念却还萦绕在她们的脑海中，或者说萦绕在中国男人的心中，和那无边无际的社会氛围中。最近有某东北人发明了一种名为“贞洁裤”的服装，居然还申请了专利。分男式和女式两种（这点倒是比古人进步），穿着这种服装不影响日常生活，但要与人发生性关系，必须将服装上安置的密码锁解开才行。此人想将这项专利买给公安局，将其在三陪小姐们中推广，以控制她们的经营行为。据这个发明者说，他这个发明的初衷源于对“第三者”的痛恨，因为，小时他的美好的家庭因为父亲被第三者勾引而被拆散了。可是他想错了：穿贞洁裤钥匙由谁来掌握呢？自己吗？恐怕也就没有了穿的必要，“性”之所至还要脱来脱去，不免碍手碍脚；丈夫或妻子吗？是不是我们仅仅因为与某人有一纸婚书，就要将自己与发生性关系的自由控制在其他人的手中，就将我们的身体出卖给对方了吗？凤凰卫视的《假如给你20万》节目对此进行了社会调查，被采访者对这一发明都嗤之以鼻，舆论对“贞洁裤”的评价倒还是斥责多于赞誉。还好目前还没有投入生产，否则就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社会有问题了。

“处女情结”是贞操观念的副产品，它是男人们验证女人贞操的一种手段，随着贞操观念的落伍而落伍了。有作家曾说，“所谓的男人的处女情结，实际上跟男人脆弱敏感的神经不无关系，它只不过是那些不成熟的、自我意识强烈的男人们一相情愿冀求的东西。”据报载，目前许多医院的处女膜修复门诊，十分火暴，手术的价位也迅速提高。许多女性因处女膜得以修复，而恢复了对生活自信。原来以现代、开放著称的女性们的生活信心竟全系在那一块毫无实际功用的进化的遗留物上。据说，最喜爱这一手术的是那些从事色情服务的女性，她们往往屡次接受处女膜修复术。原来奥秘在于 “女为悦己者容”，不是女性自身需要它，而男人需要。某网站的调查中显示52.31%的男性在乎对方是否是处女。男人们是许多所谓的“前卫生活”方式的实践者，许多女人之所以接受这些生活方式是因为男人们喜欢。许多女性之所以尝试婚前性行为是不愿意拒绝男友的要求。男人们转而又要求女性的贞操，这种双重道德标准，揭示着“现代男人”们的伪善。

我们是带着枷锁的舞者，那枷锁是如此沉重，它承载着沉重的过去。在我们忘情飞舞的一瞬，仿佛忘记了它的存在，而当我们落下时却感到它的沉重。我们愈是无法挣脱，愈是忘情舞蹈。因为我们带着枷锁，舞蹈中获得自由才显得更加可贵。因为自由是相对于不自由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