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祖国，不忘家乡

--记美国夏威夷侨领谢月梅和她的家庭

 

詹志芳

谢月梅捐资18万元建成的幼儿园

中国和美国最初只有联络处的关系时，夏威夷侨领谢月梅就帮助联络处做事，几乎所有驻美的中国大使她都接待过，并且和这些中国大使都是朋友，她是中国大使馆、领事馆最可靠的朋友，她还协助接待了李先念、杨尚昆主席等中国重要的客人。

初识谢月梅大姐

我认识谢月梅大姐是在1981年的秋天，那天我先生说：”从夏威夷来了一个老朋友，我今天有事不能去，你带孩子去华侨大厦看看她。”

下午，我接了孩子到华侨大厦找到谢月梅的房间，她满脸笑容和我们做着手势（中国六的手势），说：“ALOHA！”夏威夷语：你好的意思。

谢月梅大姐当时已经60岁，但看起来只有40岁的样子。她中等身材，红光满面，脸上总带着微笑，人很随和。她拿出给孩子学英语的学习机和一些吃的。当时，我们不熟，只叫在幼儿园的女儿表演了几个节目，就告辞出来了。

后来，我从我先生那里知道，谢月梅的父亲在夏威夷时，就支持过孙中山先生革命，她自己自年轻时也积极参加进步活动。我先生70年代在美国参加学生进步运动时，就和她有过接触，还曾住在她家。那时她家就是进步学生的接待站，大家都在她家免费吃住。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她每年都组团回中国，对居住在夏威夷的中山乡亲进行实地的爱国主义教育。

她觉得像我先生这样一些放弃美国生活回国工作的人很可爱，当时中国还很困难，她就尽力帮助我们。

1991年，我先生去世，她从夏威夷打来电话，说她很难过，并问我有什么困难，她可以帮忙。为了安慰我，她让人从夏威夷给我带来两颗珍珠。

1995年，她又到北京，打来电话。我当时手术后不久，行动很困难，就叫了出租车去国际艺苑看她。她那天没有和其他人一起去参观，专门在房间里等我，我们见了面有许多话说。吃过饭，我就没有体力了，于是她让我在她的床上睡了一觉。我醒来时看见她正慈祥地对我笑，有一种像看见母亲一样的感觉。谢月梅大姐就是这样对人体贴入微。

我的大女儿在美国没有衣服时，谢大姐也给她寄过衣服和方便面。

以后，我们经常通电话。她告诉我，她在广东中山翠亨村有一栋房子，每年都回去住一段，也请我去那里住。当时，我经过三次大手术正在恢复中，孩子还小，正上中学，我要管孩子的饮食、学习，所以不能去。

谢月梅大姐的家乡

詹志芳与谢月梅在中山的谢家门前合影

2004年，小女儿终于上了大学，我的身体也好些了。我就在去年12月，到中山市去看她。

在她中山家的客厅里有许多奖状和聘书，我有些不解，中山的华侨多了，像她这样的人应该有许多，为什么中山的地方政府这样看重她呢？

有一天吃过午饭，我和她坐在门前的台子上。她指着远处换电线杆的工人，说：“你看中国发展得多快呀，夏威夷还是木头的电线杆呢。”然后，又指着一条小路说：“我小时候，每天就是走这条路去上学的，我常在那边的山上割草。”

一天吃过早茶，谢月梅带我去参观孙中山纪念馆。在孙中山的故居前，她和我说：“小时候，我每天都路过这里。孙中山家是客家人，所以他们不住在村里，而在村外盖了这楼。”她还记得当年这楼是什么颜色，她指给我看她每天要经过的孙中山家后门。

从孙中山纪念馆出来，三轮车带着我们来到一所学校，一进大门就看见谢金连纪念馆的铜牌，谢金连就是谢月梅的父亲，这个馆，就是谢月梅的几个姐妹用父亲名义捐献的。学校里的一间教室是谢月梅捐的。

三轮车拉我们在村里转了一圈，谢月梅一一指点着。

我带着对她家的许多的疑团，请教谢月梅。她说：“给你书，你看了就明白。”第二天，她的妹夫老罗送给我一本他写的《凤凰山岁月》。我们约好两个月后，在夏威夷再见。

回到南海市，我开始看《凤凰山岁月》，在那里我看见了一些为抗日，为了解放全中国出生入死的青年和学生，他们在家乡，也就是孙中山的老家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里面就有谢月梅的两位妹妹谢月香、谢月珍和妹夫罗章友。对他们的家事，我更加感兴趣，我盼望着到美国探亲的日子早点来临。

今年2月25日，我飞到了旧金山，28日，我迫不及待地飞往夏威夷。在机场，谢月梅大姐把夏威夷的花环戴在我的脖子上，然后开着汽车带我回家。她已经80多岁了，开车一点也不迟钝，我有点惊呀，因为在美国许多五十岁左右的女人就不敢晚上开车了。我确实看见夏威夷都是木头的电线杆，我们笑着说美国发展慢了。

华侨家庭

谢月梅1920年7月1日在美国夏威夷出生。祖籍是广东省中山市南蒗镇翠亨村的一个小山庄，客家人。父亲谢金连，字锐明，13岁到夏威夷，艰苦创业，在夏威夷经营一家小商店，他是当地的四大同乡会的理事之一。1894年前后，受到孙中山先生在华侨中宣传革命思想的影响，深深感到中国人在外国处处受歧视，备受污辱。1920年，北伐成功，谢金连先生毅然结束了生意，带领太太及五个女儿回到家乡。因大儿子在中学读书，就将他一人留在夏威夷。回国时，受当地华侨的委托，带了一笔捐款，交给孙中山先生做革命经费。当时，谢月梅大姐才三个月，是家中的第六个孩子。

谢金连先生回乡后，任农民协会副会长。谢月梅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和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说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名字。他们家虽然地处小山村，可是家中常年订有报纸。父亲还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用镜框装起来，挂在家中教育子女，不要他们忘记国耻。

1927年大革命失败，谢金连被国民党抓了起来。家里托人花钱才把他保出来。父亲是个非常严肃的人，经常对子女讲：“国家不强大，在国外的华侨就要受人欺负。更不要说做亡国奴了，做了亡国奴连狗也不如。”这些话，谢家的孩子至死也不会忘。

后来，大哥受不了美国人的欺负，只身一人回到中国，连证件也不要了，他决心再也不回美国。父亲卖田，给哥哥做生意，钱被合伙人骗走了。这时，又发生了“七?七”事变，父亲受不了这双重打击，一气之下，中了风，再也没有起来，去世时58岁。

谢月梅说，她父亲母亲的去世，都和日本侵华有关系。

谢月梅三年级时，日本入侵东三省。那时，人心惶惶的。父母商量后，决定把四个在夏威夷出生的孩子送回美国。13岁的谢月梅由姐姐带着，在海上漂泊了两个月才到夏威夷。

到了夏威夷，四姐妹没有生活来源，四个人都去打工。白天，她去上学，下午四点放学后，就去餐馆打工，削马蹄，一小时要削一桶。她也擦桌子，那些大人欺负她，让她擦没有小费的桌子。当时，每月工资才十美元，星期天也不休息，这样少的钱，她只能吃酱豆腐和米饭。

当时，教她中文的是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和她的大女儿赵如兰（现在是哈佛大学的退休教授）。赵元任家搬走后，是韩权华来教他们。韩权华后来回国嫁给了卫立煌，韩权华的姐夫是清华的老校长梅贻琦。谢月梅那时通常下午四点到晚上十二点在学习中文。

她做过售货员、菠萝罐头厂的工人、饼干厂的工人，在那里一天一块钱，但是要自己带饭。在饼干厂时，有一天，她的左手食指被机器给轧碎了，疼得钻心，在医院切掉了被扎碎的一截手指，厂方只给两百元了事。以后她转到“留香斋”干活，每月三十五元，最后做两份工，每月拿到七十元。那时，她把省下来的钱寄给在中国的弟弟妹妹，供他们生活上学用。妹妹们都念了高中，大妹还上了大学。可谢月梅自己断断续续上夜校才勉强初中毕业。

热心为祖国与家乡贡献力量

1948年谢月梅从夏威夷返乡与游击队队员合影

1939年，两个妹妹月香和月珍都参加了抗日先锋队，在游击队里她们被称做大谢、小谢。当时游击队的生活非常艰苦，两个妹妹就把谢月梅寄回家的成百上千的美元和港币都给了游击队，还把母亲留下的金器也都给了游击队。游击队的队长曾谷说：“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姐妹两人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都表现得很出色，但个人经历却很坎坷。

谢月梅的哥哥谢日恒和弟弟谢日强解放前都参加了革命队伍。

在夏威夷有谢家四个姐妹，即二姐月娥，三姐月瑛，四姐月瑗和最小的月梅。她们都记得父亲的教导，虽然远离祖国，可是她们一刻也没有忘记祖国、家乡。

谢月梅在解放前就支持家乡的游击队，那时，她两个参加游击队的妹妹给她们写信，告诉几位姐姐日本人在中山的暴行，谢月梅及几位姐姐非常同情游击队，于是她开始在经济上帮助游击队，她寄给妹妹的有时几百，有时上千的美金，妹妹们都给了游击队。那时，她自己也并不富裕。

谢月梅于1942年结婚。婚后不久，她开了自己的餐馆，丈夫在菠萝罐头厂做糖水车间工头，下班后常常来帮助她。他们的餐馆开了20年。

1947年，她从夏威夷经过菲律宾到香港，在船上她遇见了戴爱莲和叶浅予。船上几十个人住一个大房间，其中许多是从美国进修回来的教师，都比较进步。叶浅予他们白天看书，晚上开会。叶浅予看见谢月梅在看书，就考她注音字母，因为她学过，没有被考倒。叶浅予还给她画了一张像，很遗憾，她没有保留下来。戴爱莲还在船上给她们跳舞。谢月梅大姐看见这些人都很聪明，思想很先进，通过与他们的交谈，她在许多方面有所收获。

她回到家乡，游击队的领导就到她家里看望她。她也到附近村里去看望游击队的同志们，还留下了一张四个游击队领导各拿着一支驳壳枪与她合影的照片。谢月梅大姐原来以为参加游击队的都是穷得走投无路了，接触到游击队员时她才知道，有的队员父亲是三藩市的巨富，有些人是大学生。谢月梅大姐深深地为他们的行动所感动。她问游击队有什么需要，当时游击队连饭都吃不饱，可是他们说的不是粮食、药品，而是望远镜。谢月梅回到香港给游击队买了两架当时最先进的望远镜，这两架望远镜分别给石门武工队和长江武工队使用（其中一架现陈列在中山革命历史陈列馆）。她看见队员经常露宿山林，备受蚊虫的困扰，就买了一批驱蚊油给游击队。当她看见游击队队长连手表都没有，又送给曾谷一块手表。她看见郑文衣服单薄，准备送他御寒的衣服，但是衣服还没有到，郑文就牺牲了。她得知后，长期为自己送晚了衣服而内疚。以后，她从美国寄来十件大衣给需要寒衣的战士，她还做了许多的好事，游击队的同志们永志不忘。我在谢月梅夏威夷的家中看见一封感谢信，是中山青年战时工作队和中山青年义勇游击队于1941年5月22日，收到夏威夷的乡亲捐款后写的，谢月梅和谢月瑛的名字都在前几名。

1972年，谢月梅回到中国，本来是要坐火车去北京的，工作人员告诉她，周总理派了飞机来接她们，到了北京在华侨饭店八楼，周总理来见了她们。那时中美没有建交，怕美国政府迫害，就没有照像。

中美建交后，几乎每年谢月梅都回国。谢月梅捐给家乡两所幼儿园，其中一所就用了18万元人民币。还有用父亲名义捐了礼堂，她的两个孩子也像她一样的爱国，他们用父亲的名义捐了教室。石门小学旁边有一条小河，三个自然村的孩子来上学，都要涉水而过，她就主动捐资兴建了一座钢筋水泥桥。她还给石门小学捐了整套的乐器，给中山华侨中学和云街中学各捐一个教室。为了发展家乡的养殖业，她还投资28500元人民币（其中有她在夏威夷的几个亲戚的钱）兴办石门水产实验场。1997年，谢月梅在《中山日报》上看见一名广西打工的儿子小铭益患了白血病，无钱治疗，她看后彻夜不能入睡。不久后，她回到中山，委托别人将4.8万元港币交到中山市红十字会，资助小铭益治病。谢月梅究竟做了多少好事，数也数不清。

谢月梅是夏威夷中华总会协理，夏威夷崇正会1997年和1980年的主席，也是夏威夷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会员和夏威夷四大都会协理……在她的家乡，她还有许多的头衔。

可是，如果我不是亲眼看见，我绝对不会相信，她睡的床单是六十年代的；她家厨房用的纸巾，是洗过再用的；她在家穿的衣服，颜色都褪了，也小了……。

在夏威夷的一周，我们常常开着车，唱着中国的歌曲。谢月梅还帮我纠正唱串了段的歌词。在这里，我了解了谢月梅一家，并被这一家几代人所感动。

詹志芳，中国中央电视台高级工程师，北京市台胞。业余写作十余年，许多文章被国内外报纸杂志刊登。

她的丈夫廖秋忠是从美国回中国工作的哲学博士，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台联副会长、台湾同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991年在北京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