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师益友爱泼斯坦

张彦

张彦（右一）与夫人裴毓荪同祝爱老（中）八十大寿。

我一生中，拥有众多的朋友，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而且，不少人还是可以推心置腹的至交，伊思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就是其中的一位，我们都喜欢昵称他为“艾培”（Eppy）。外表上，他是个十足的大鼻子洋人，但在感情上却是个朴素的中国人，而且已经早在1957年就主动申请加入中国籍。听过他分析评论中国问题的人，不能不承认其深度为一般中国人所不及。高层面外国人访华，都以能与他见一面为极大荣幸。今年4月20日将进入九十高龄的爱泼斯坦，实际上是以他独特的视角见证了二十世纪中国绝大部分岁月，他的众多著作已成为中国历史宝库中的特殊财富。

早在抗战时期，我就读过爱泼斯坦许多精彩的战地报道，为之肃然起敬。但是，与他本人第一次见面，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盛夏的一天。他和他的夫人邱茉莉应宋庆龄之邀，从美国绕道欧洲回到中国，抵达前门车站。前往迎接的是正在筹备出版宋庆龄创办的英文刊物《中国建设》的著名学者陈翰笙先生，我是以当时业已创刊的《人民中国》负责人身份随同前往，因为他也应聘担任《人民中国》的改稿专家。没有想到，我们虽然素昧平生，却一见如故，而且半个世纪以来他们两人在我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三个老战友重聚一堂。自左至右：张彦、爱泼斯坦、刘尊棋。

我们曾经同住一个四合院，东西厢房门对门，彼此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我和艾培的办公桌紧挨着，无论是在《人民中国》或是后来在《中国建设》时期都如此，我们随时交换意见；“文革”中，当他们夫妇被诬陷为“国际间谍”关进秦城监狱时，我也因此遭到一连串残酷的审讯。当然，漫天乌云过去以后，我和艾培又坐在一起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为复兴我们心爱的杂志而共同努力，这也是我在工作中感到最幸福、最有作为的时刻。在我心目中，艾培既是挚友，又是老师。

一般地说，我们聘请外国专家主要是为了润色文字使之适应外国读者。但是，艾培所发挥的作用则远远超过这个水平。由于他博学多闻和经验丰富，特别是由于他熟悉中国历史而又了解世界，一篇四平八稳的文章经他一改，可以变得既富针对性又极有说服力，令人佩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艾培对于对外宣传效果的关心，已经远远超过一本杂志，而是顾及各个方面。他曾经多次以书面形式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系统的建议。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艾培时刻都在阅读。除了他在谈话、写字或者用电脑，你都会发现，他总是在读点什么，不是报刊就是书本，真是手不释卷。这可能是他积累知识的主要手段，而且是无止境的。他这一习惯，给了我极大启发。新闻工作者的成功，在很到程度上靠“功底”，而“功底”靠的就是“勤奋”。

“精益求精”，已成为艾培一“癖”。无论什么稿子，只要经过他的手，几乎没有不改的。错了当然非改不可，即使没错，为了更好一些也要改，这就是他的原则。对此，有的同志说他到了清样还改，给印刷工人造成困难，是缺乏群众观点。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他改了以后就是大不一样。

艾培有一个特点，总是努力使自己不脱离实际。从中国对外宣传着想，不仅不能脱离国内生活的实际，也必须掌握世界的情况和世界对中国的反映。每隔一段时间，他总要安排去美国和欧洲走一趟，进行广泛的接触。带回来的不仅是大量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如何提高中国对外宣传针对性的宝贵意见。

作为一名记者和作家，艾培发表的文章不计其数。自1939年在伦敦出版第一部著作《人民之战》以来，问世的著作已经超过十本，而且每本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为了写《西藏的变迁》，他不顾高山反应四次进藏，访问了几百人，阅读了在国家图书馆里能找到的外国人所写有关西藏的书籍。为了完成宋庆龄生前委托为她作传的嘱托，艾培前后费了足足十年的工夫。在《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的“总序”里，他写道：“我已在我的能力和我所能收集或查询到的材料的范围之内，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使宋庆龄真实生动地出现在所有读这部书的人面前。”

艾培的一生与中国革命领导人有着不解之缘。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样的人物实际上已经为他指引了人生的道路。他长时期与宋庆龄的亲密合作，对他的事业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庆祝他七十大寿时，邓小平和邓颖超亲自前来祝贺。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贺信中特别指出：“在十年浩劫中，您蒙受重大冤屈，然而丝毫没有动摇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热爱和信赖，您不愧为坚贞的国际主义战士和爱国主义的公民。”又十年之后为他做八十大寿，当时的领导人江泽民和李瑞环代表中央前来祝贺。出人意料，寿星在答谢时，却针对当时我国对外宣传存在的问题发表了系统的意见，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刊出了这篇别开生面的《答谢词》。前年，艾培八十八岁米寿时，新一代领导人温家宝专程登门祝贺，并征求了老人对当时工作的意见。

张彦：原《今日中国》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