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爱老

沈苏儒

2000年4月20日在“祝贺爱泼斯坦同志85寿辰暨为华工作65周年”庆典上，本文作者（左二）向爱老祝酒。

我初识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是在1953年调到《人民中国》（People‘s China）工作之后。那时，他主要的工作在《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s）(现名《今日中国》)，《人民中国》请他兼任改搞专家。1963年我调到《中国建设》，同爱老的接触多了起来。八十年代以后，我翻译他的《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突破封锁访延安》、《见证中国》和其他许多作品，又得到他对我的研究工作的指导、鼓励和支持，随着交往的日益频繁，加深了对他的了解，敬爱之情也随之加深。

他平易近人，单位同事和熟悉他的人都亲切地称他“艾培”（Eppie或Eppy，是英文Epstein的昵称），大概到他八十岁以后，为了表示尊重才改称“爱老”。大家敬爱他，是因为他对人类进步事业、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我敬爱他，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作为知识分子、新闻工作者，他在许多方面堪称楷模。

好学不倦、勤奋终身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爱老是自学成才的。他的学历大概只相当于国内的高中毕业，十五岁就进入报界工作。据他自述，八岁时因车祸左腿骨折，卧床数月，开始认真读书，以后终生好学不倦。现在在他寓所里占地最多的仍是藏书。因为好学，所以他的知识渊博，思想上也能永葆青春。

爱老工作的勤奋是有口皆碑的。他无论开什么会，人们总会看见他拿笔在记，这已是他记者生涯养成的习惯或者说“本能”。他所写的稿件不到上机开印，不会停止修改润饰，精益求精。为了写“宋传”他焚膏继晷、四海奔波，耗时十载；为了报道西藏，他三登雪域，前后历时近三十年，第三次进藏时已年逾六旬，三次所作采访笔记逾百万字，最后才写成《西藏的转变》一书，于1983年出版。他又在1985年第四次访问这一美丽的“世界屋脊”，继续收集新的材料。

求真务实，直抒胸臆

爱老热爱中国和中国文化，但他不爱中国旧传统中那种“面子”观，不受“明哲保身”哲学的影响，保持实事求是、实话实说的可贵风格。他所以能这样做，一是出于诚实这一品德，二是由于他把革命、进步、正义事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他那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这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的。

例如，在“宋传”中，他专门写了一段话，说明不少书刊把他列为“保卫中国同盟”的创办人之一是误传（“保盟”成立于1938年6月，他到9月才参加，11月才接任宣传工作），宋庆龄本人在1977年给他的亲笔信中说：“保盟”的名字是他取的，“这是老年人常有的记忆上的差错。”

老同事张彦在一篇有关他生平的文章中讲到，1995年为他庆祝八十寿辰时，当时的党中央领导人亲临祝贺。“出人意料，老寿星的一篇答谢词，没有半句客套话，却是语惊四座地对我们国家对外宣传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和建议。这个答谢词受到了特殊的重视，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全文加框发表了。”

1993年有关部门安排他到南方去休假，他回来以后给有关部门的汇报却是一大篇关于深圳、珠海两个特区“成本昂贵”的英文出版物中不可胜数的错误（仅六页内就有约50处）。

观察敏锐，大师手笔

如果我们所从事的新闻报道这个行业也应有“大师”级人物的话，我想爱老以他的资历、成就、水平而言，是当之无愧的。他有敏锐的观察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第六感”），能一眼就看到那些反映事物本质的现象，并用概括的或形象的手法把它们表述出来。他有很深的文字功夫，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找到一个词、一个成语或一个比喻来恰当地描述一个人、一件事或一种状况。我觉得研究他的通讯集《突破封锁访延安》就可以写出一篇很有价值的新闻学博士学位论文。这些通讯当时是为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写的，要通过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所报道的则是不为世人所知或备受歪曲污蔑的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任务艰巨，可想而知。但当时年仅三十岁，却已有十五年新闻工作经验的他，发出了24篇新闻通讯，这些通讯具体、生动、通俗易懂、无政治说教，是继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之后的又一杰作。除新闻报道外，爱老还有一些业务方面的著述，提出若干极具理论价值的观点，如“事实是第一位的，写作技巧是第二位的”，“保持报道上的平衡，既报成绩，也报问题”，“对外发出的新闻或评论，一定要与国外读者的社会生活搭上点儿边，否则不如不发”，“宣传一定要客观一些，辩证一些，尽力避免作绝对肯定性的预言”等等。

有人情味，富幽默感

爱老待人接物有人情味，他的作品中也充满了人情味，对人和生活的描述很多。在他的回忆录《见证中国》中，随处可以感到他浓郁的亲情、友情和同志情。他也有很强的幽默感，平时我去探望他或找他谈工作上的事，他总会讲一两则笑话给我听。在回忆录中，他还记述了宋庆龄说的一些俏皮话和趣事。我还发现爱老虽然不认为他是诗人，心里却很有些诗情画意。这里是他回忆录中的一小段：

“这时已是四月，路旁的树木和麦田刚显出一片嫩绿。我陶醉在这片熟悉的、稚嫩的、很快就会消失的色彩中—每年，在冬季光秃秃的褐黄色和夏天潮湿的、浓密的绿色之间，总有这么一段短暂而使人感到温柔的过渡期。它显示出大自然每年给予华北地区的新生。华北，这是我成长的地方，我所认识的惟一的真正的故乡。”

多么美的意境！要知道，这是他在“文革”期间被非法押送入狱时凝望吉普车窗外大地时所产生的啊！

爱老在他回忆录的最后一段里写道：“在以后十年里—如果我能活这么长的话—我也许还会写一段’尾声’。”我相信他一定会写出这段“尾声”的。到时候我也一定还要自告奋勇把他这段“尾声”译成中文。

沈苏儒：原今日中国杂志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