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家属出书和媒体发烧

解玺璋

前一个时期，有几本书国内媒体炒得很凶，一本是葛优母亲写葛优和葛存壮的《都赶上了》，一本是王蒙夫人写王蒙的《我的先生王蒙》。其他还有，但都不及这两本书名气大，叫得响。后来就听到有了不同的声音，以为这些书是不应该写的，或者说，这些名人怂恿他们的家属写书夸耀自己，赚读者的钱，更是不应该的，至少是有失风度，给人留下一种浮躁和无聊的印象。

名人家属写书是不是真的成了一个问题？我想我们还不能轻易地下这个结论。杨绛写过《记钱钟书与〈围城〉》，就没有被人视为问题。她写《干校六记》，钱钟书先生为其写了“小引”，人们也没有觉得是个问题。如果仅仅从家属身份这一点提出批评，理由恐怕不是特别的充分。因此，在这一点上，说谁的书该写，谁的书不该写，就显得有点儿轻率，有点儿双重标准的意思。至于水平高低，文笔优劣，倒是可以批评的，但这样的批评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

其实，名人家属写名人，有优势，也有其劣势。他们能近距离接触和观察名人，知外人所不知，他们的感受和观察角度也不同于外人，有其独到之处。但由于写的是自己的儿子或丈夫，又难免写得不很客观，我们历来有“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传统，这个传统至今也没有失传，倒是被发扬光大了。明末的张岱批评当时的历史写作：“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家史失谀，说的就是家属写书，容易出阿谀的毛病。所以，读名人家属写的书，我是要在大脑中画个问号的，其真实性究竟如何？一定要经过多方面的验证和考察，才能了解。但如果你要批评哪本书写得不够真实，那么，你必须拿出真凭实据来，笼统地说名人家属写名人就一定不真实，也是有失公允的。

在这里，一个更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问题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名人家属写名人，都在媒体的娱乐版上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们的写作真的那么值得媒体重视和关注吗？我以为，这个问题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我们的新闻价值观出了问题；第二，再次暴露了我们的新闻资源的贫乏和有限。写什么，写不写，是应该每个人自己决定的事儿，非要替别人决定，就有点儿强人所难，也和我们的文明原则不相符。但如何评价具体的写作，哪些写作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关注的，却可能量出我们的新闻价值观。比如说，我们的价值标准是不是只有人的名气这一条？甚至成了惟一的一条？从媒体这么热衷于炒作名人家属写名人这件事可以看出，我们的新闻价值观是有偏颇的，一定是出了问题的。至少，除了名人家属写名人，我们还有更有价值的新闻是不能忽略的。

所以说，有问题的不是名人家属或名人本人，而是我们媒体自身。我们得病让别人吃药，总是不大合适的。即使是想给过热的名人家属出书降降温，那么，这盆冷水也不该泼在名人家属的头上，而应该泼在媒体的头上。媒体能保持冷静，对所谓名人家属出书热来说，是釜底抽薪的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