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人士话慈善
文/ 汪 边
靳羽西：慈善使人生更加美丽
靳羽西，美籍华人，国际知名电视制作人、社会活动家。她写过一本叫《魅力何来》的书，专谈礼仪和美，但她认为：魅力的源泉，不在财富，也不仅是礼仪举止、优雅的风度和仪容。更重要的是内心真诚友善的意愿——是否拥有一颗愿意关怀别人的慈善之心，并且付诸实践。
这些年，羽西为中国一共捐了多少款项，做了多少善事，人们弄不清，她也不愿意说。“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并不在乎别人知不知道。”靳羽西做慈善，投入的不仅是金钱，还有大量的心力和时间。作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儿童基金会大使，羽西和许多世界名人以前发起全球“向孩子承诺”活动，呼吁给儿童一个健康、和平、美好的生活环境。她还出席各种会议，用三种语言拍摄公益宣传片，在中国1000多个羽西产品专柜上发送“向孩子承诺”表格，回收后上交到联合国。对时间就是金钱的靳羽西来说，这是一种选择，因为“一个人的生活总要有价值”。
羽西认为：“在中国经济日益繁荣的今天，中国人的现代文明领域里应该更加富有。”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民族能充满热情、善良、关爱和礼貌，每个中国人都自觉想到他人，有关怀之心。羽西有句话说得好：“我觉得我的一辈子是在为了更多的人变得更加美丽而工作，我的人生是因为他们的美丽而美丽的。”
茅于轼：发展慈善事业，增进全社会的幸福感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先生，一直关注着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他说：“发展慈善事业，可以起到增加全社会幸福感的作用。施惠的一方，帮助别人，精神上得到了满足，社会也给予充分肯定，增加了幸福感。受惠的一方，不仅在物质上得到了帮助，增进了他们的幸福感，在精神上也会感到温暖。整个社会会从慈善事业中得到和谐协调。”
他认为，单纯从经济学看，慈善事业是财富的转移，不是财富的增加。但从社会心理学看，慈善事业却可以增加全社会总的幸福感。他虽然是一个经济学家，但他承认，社会心理的考虑比社会财富的考虑更为重要。慈善事业是快乐的事业。
茅于轼以一个学者的良知和责任谈到：“中国的慈善事业刚刚起步，有许多富人愿意出钱帮助穷人，但是不知道有什么渠道。有一些政府办的慈善活动，效率不高，还出现过漏洞，使人望而却步。对这类慈善活动，要加强管理，提高效率，恢复信誉。民间的慈善事业要大发展。有组织的，零星的，一帮一的，实物的，货币的，采取多种形式让它们寻找最适当的方式来发展。”
李扬：爱是人间最美的语言
李扬现任香港李扬传播公司董事长，身兼数职的社会活动家，但无论多忙，他仍非常热心地参加扶贫慰问、心连心艺术团基层演出、慈善义演等多项公益慈善活动，不计报酬，不讲条件，他还为一个素不相识、面临失学的小姑娘捐助学费，并送她进私人舞蹈学校深造。在家庭中，他悉心照料着90岁高龄的姥姥、姥爷。
当记者采访他时，李扬诚恳地谈到：自己总是挤出时间参加公益慈善事业，因为每个人都应该对社会，对他人奉献一份实实在在的爱。爱是人间最美的语言。
余彭年：儿子强于我，留钱做什么？儿子弱于我，留钱做什么？
余彭年，祖籍湖南。他从一个勤杂工，奋斗成为一位商界成功人士，香港五星级酒店的老板。多年来，他把自己一生辛勤积蓄的数十亿元财产捐献给了祖国的福利事业，使贫困地区的4万多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他的无私奉献，受到社会各界赞赏。已近80岁的余彭年先生特别要求深圳人大立案，保证他的财产60年不变，以利于将他所经营酒店的利润，全部捐献。他立下誓言：在他百年之后，该物业的产权不准抵押，不准转让，不准继承，所得利润不准改做他用，专做善事，全部捐献给社会。他还在一篇《我的感言》中，写下了两句耐人寻味的话，表达了他不让儿孙继承财产的思想由来已久：“儿子强于我，留钱做什么？儿子弱于我，留钱做什么？”
朱琳娜：当志愿者已然成为了我的生活方式
朱琳娜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青年志愿者。几年来，她先后在北京市第三聋人学校、第四聋人学校、北京市盲校、北京海淀区培智中心学校，为残疾孩子们付出爱心，从事扶残助残的志愿活动。
朱琳娜说，在我们志愿者之间，流传着一句话：痛并感动着。我们痛不是为自己，而是因那些孩子在社会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我们感动，也不是为自己，而是为那些孩子在特殊境遇中的顽强和自信。有一次朱琳娜到第三聋人学校搞主题班会活动。主题是：活着为什么。一位聋哑孩子站起来，用手语说，他活着就是为了关心和爱护自己的人，特别是他父母，他要用自己的努力给父母带来生活的慰籍。从那一刻，朱琳娜心中又有了一个新信念：“可能我活着有很多原因，但做志愿者，做一名文化助残的志愿者，就是为了让这些孩子们过得更快乐些。”
朱琳娜回顾几年的“志愿生活”时，深有感触地说：“自己刚成为志愿者时，还只是觉得新奇、激动，可真正从事了几年志愿助残活动之后，志愿者已然成为了我的生活方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相信在我年老时回顾自己的青春，我可以骄傲地说：爱心助残，青春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