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程车司机眼中的台北万象

文/河汉

在台北，出租车叫计程车。

台北街头的双层停车场

在车水马龙的台北，计程车像早些年北京城里奔跑的“面的”一样清一色的明黄，从早到晚穿梭在台北的大街小巷，成为台北最引人注目的流动风景。

据说台北市有计程车六七万辆以上。除台北市区里的车外，还有台北县、嘉义、桃园的车进入台北市区讨生活、抢生意。一个计程车司机开的车要是不属于自己，就得向车行交行费，大多数司机都说：“杂七杂八的费用一扣除，也没有什么好剩的了。”不过他们的算法也蛮特别的，比如说台北的计程车司机们常常把自己的吃便当（快餐）、抽烟、喝茶水的花销从总收入中如数扣除，剩下的才算作他们所说的“收入”，刚到台北，听到这种算法真的很惊讶，依这种算法，计程车司机的收入自然很少。

台北的计程车显得很宽敞，因为没有安装安全隔离护拦。一般台北人坐计程车，都不会坐到司机的邻座，司机也常常把邻座往前移，放些瓶装水、报纸、书等杂物，似乎在提醒人们，这个座位最好不要坐。诚然，你执意要坐，他也不会有意见，他们会很迅速地把座位上的杂物移开，然后把座位调整到原先的位置，并斯斯文文地对你说声：“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台北的计程车起步为1500米70台币（1台币等于4元人民币），然后计价器就是每300米跳5台币。对于生活在台北的市民来说，这个价钱也不便宜。而对不熟悉台北市公共交通的外来客，这个价钱自然包括了“向导费”，能省时便利地到达目的地，坐计程车是最佳选择。

计程车坐多了，开计程车的司机也便成了笔者了解台湾社会、台湾民众的一扇窗户。

“下次老伴去大陆，我也会同行。”

一次在饭店里写稿忘了时间，匆匆赶到大厅旁门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了，打开圣旺车行陈荣华的车门，说了声去“台大”，三点的采访已经迟了。陈荣华看看表，说十分钟就够了，很近的。

用眼睛的余光瞥见陈荣华咧开的嘴中露出两颗金牙。头顶上几缕疏松的白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你是从哪来的？”年过半百的他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问我。我说：“大陆。”他显得有些兴奋：“哦，大陆这些年发展得真快。”“去过大陆吗？”我问，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一次都没有去过。”

他说他和妻子都是本省人，但妻子的姐姐嫁给了一位“外省人”，因此这几年她们多次结伴游大陆，都跟上了瘾似的，说大陆的消费真便宜，“一百元都可以吃非常好的日本料理。”陈荣华说，“下次老伴去大陆时，我也会同行。最好那时直接三通了，又省钱又省时间。”

许多台湾人对大陆的了解都是通过传媒的报道和亲朋好友的口耳相传，这样不免多少带有了媒体与个人的观点，因此在他们眼中的大陆，往往是片面、支离的。比如一提大陆，许多人就只知道北京、上海、深圳等被台湾媒体格外关注的发达的都市，或者就是老家连抽水马桶都没有的尴尬传说。

“经济不景气，哪儿都不好过，还是自己给自己当老板”

台湾厨师用冬瓜雕刻关公像。

万事兴交通事业有限公司的宫能鑫的车里弥漫一种烟草的幽香，洁净、豪华的车内装饰，使乘客坐他的计程车犹如坐私家车一般。再看他的衣着，白色的衬衣质地精良、挺括，黑白杂陈的头发整齐地梳成一个偏分的传统造型，一副传统绅士的派头。

“你们是哪里的？”话匣子是他打开的。“大陆。”“来做什么的？”“采访。”“哦，你们是记者。”

性格开朗的宫能鑫侃侃而谈，他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与当地的华人结婚生子，后来又离了。“我想回台湾陪母亲，她不愿回来。”离婚的理由被宫能鑫简化成一句话。一子一女都留给了在美国的妻子，离婚时他和妻子没上法院，就好像国内的协议离婚。他说他什么也没有要，孑然一身回到台北陪着孤单的老母亲过。

“经济不景气，哪儿都不好过。”宫能鑫原先干过饭店的部门经理，但他觉得上司对他的态度不好，薪水又低，大约台币两三万，“不够花”。后来他干脆把自己用的一辆私家车改装成出租车，一月交一千多元的管理费，他说一天挣够二千多就回家去了，但每天也要跑满八个小时，别人上班时我也驾车出门，中间还有时间吃午饭，休息，蛮好的。也许是自由自在的天性使然，宫能鑫选择了自己给自己当老板，且知足常乐。

“之前我也到过广州、海南做生意，但都被别人坑了钱，小额生意不好做。”宫能鑫说：“北京也去过，在一家美国公司做，因为在美国呆过好多年，所以口语不成问题，但月薪只有五千人民币，又要租房，又要消遣，不够花，所以还是回台湾了。”

至今没有再婚的宫能鑫说，有时想想生活好没意思，“孩子大了，只是在节日给他们寄钱去的时候他们才给我打个电话。”反视镜里，宫能鑫的双眼满是惆怅。下车时，宫能鑫递上一张印制精美的名片：“下次你们要包车，包我的好了。”

“外省人”的尴尬

早晨七八点钟上班高峰时间，饭店前的马路上有时也会闹“计程车荒”。索性徒步往前走走。在仁爱路与复兴南路交叉口附近的路边停车位上，曾有一辆出租车静静地停在那儿，仿佛与满街行色匆匆的人没有任何关系，年轻的司机还悠然地翻阅着报纸，笔者问：“这车开吗？”司机有些舍不得地放下手中的报纸，打量了一下笔者然后礼貌地说：“上车吧。”

这是一辆有些特别的计程车，打开车门，童趣盎然：侧车窗上有色彩鲜艳、造型夸张的卡通贴画，后座背后摆放着绒毛玩具，狗呀熊呀，可爱至极。“这是计程车吗？”笔者好奇。“是呀，也是私家车。早晨送完孩子上学、妻子上班，就可以做计程车了。这不刚买了张报纸想看看。

透过厚厚的镜片，一双眼睛笑意盈盈，台北县立升计程车运输合作社的张姓司机，始终不愿意向记者透露他的名字，但一听笔者来自大陆，倒也口若悬河起来。其实他是一位补习班的数学教师，月薪有四万多。夜里教学生，白天开计程车。他开计程车交完五百多的行费，一月挣两万多，这样一来就可以补些家用了。他妻子在一家公司做会计，月薪只有两万多，他说在不景气的时候有份工作就不错了，所以他得自己多干活。31岁的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一个孩子上幼稚园一月要花两千多台币的学杂费。还有他在台北县汐止新买的房子，做的是20年的按揭，每月要付四千多，上次“纳莉”台风引发大水时，他住的房子也进了水，他至今仍在后悔要这套住房。“唉，只怕是连卖也卖不掉了。”

“我父母是四川人，这里的人说我是外省人，可一回到大陆人们就说我是台湾人了。”说笑中有几分无奈与尴尬。在台湾，1949年后到台湾的人都被称作是“外省人”，一种政治与历史混杂的称谓，每每在政治斗争激烈的当口就被搬出来。从台湾的“总统”选举到台北、高雄市长选举、到县市长和“立法院”选举，主张“台独”的政客一次又一次激化族群矛盾，意在分裂民众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

像许多“外省人”的后代一样，台湾出生的张老师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找到怎样的位置。问他去过四川没有，他不无遗憾地回答：“没有。”“不过爸爸、姑姑等长辈有好多在成都买了房。叶落归根嘛。”“大陆现在这种发展势头很诱人，我也想到付完这边的贷款后，就到四川买房。”“听说那边一百万新台币就可以买上很好的房子了，不知到时候会不会涨价？”车到目的地，他问笔者。

在台北，打车常常遇上大学教授、高级工程师等许多拥有高学历的人在为你开车。台湾的高等教育并没有发达到如此程度，只是迫于生存的压力，无可奈何都会选择开计程车养家糊口。以至于初来乍到的外地人误以为开计程车是台北最热门的职业，而闹出笑话。

老兵新传

在重庆南路搭上了尹姓司机的计程车。他的“国语”倒也字正腔圆。一打听原来他是一个军人的后代，47岁，父母活到了90多岁，他在家排行老小，一个哥哥三个姐姐，哥哥是台湾师范大学的外语教授，他说一个月他哥哥给补习班上课就可以挣六万多，“可那是人家的，没有我什么事，得靠自己。”

身材高大的尹当了15年兵，“15年里没有打过一次仗，浪费青春。”他说那时他月薪才两万多，现在的职业军人月薪都涨到六万多了，“没有赶上。”他用英文说：“没钱、没房，没妻、没儿。”酸酸楚楚的。

妻子与他离婚了，孩子跟了母亲，他一个人住在租来的房间里。“寂寞，当然有，没有办法。谁让我这么没用，结婚时的钱都是妻子的自然要归妻子，我们没有上法庭，所以是那种好合好散的。”

他说话时喜欢夹杂几个英文单词，听说笔者来自大陆，立刻清了清原本就很浑厚的嗓子，模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口吻来上一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说当兵的时候，他们偷偷地听对岸的广播。他父母是福州人，他四岁时随父母来到台湾，按照台湾的有关规定，现役军人不可以回大陆。所以前些年有心想去大陆看看也不可能。现在退伍了，可以回去看看了，但还得到香港或澳门转机，真是麻烦。还是等直接“三通”了会比较方便些。

“摇滚”人生

淡水街的清洁车，街旁有素食招牌。

墨国华的背影很酷：一条被粗粗的橡皮筋束起来的马尾辫披在白色短袖Ｔ恤上。是男是女笔者上车时还疑惑不解，还没坐稳便冒昧地感叹：在台北头一次遇上女司机。墨国华马上把脸转过来，坑坑洼洼散布在黑黝黝的脸上，额顶泛起丝丝白发，一个雄性十足的大男人。

“你像个搞艺术的，是搞摇滚的吧？”笔者无法免俗地判断。“是的，以前搞过。”“知道大陆的摇滚歌手吗？”“什么健？”他极力地回想着。“崔健。”“对，崔健，你们大陆的摇滚歌手水准都挺高的，什么锁呐、二胡都加进摇滚，玩得不错。”显然他对大陆的摇滚还有所了解。“台湾呢？”他没有回答，打量车前车后，笔者眼里尽是他修饰车内用的毛绒小动物，不知是为女儿准备的还是为抚慰自己未泯的童心。“赵传现在在大陆还挺火的。”“赵传？他就住在我家附近。”车在拐弯时他的动作有些大，“这是你的正职还是副职？”“就算是正职吧。”“这么说还有副职？”墨国华淡淡地回答：“帮人搞搞创意设计。”

“其实我老婆要我在家歇着。”笔者好奇地问：“怎么你老婆很有钱？”“对，她有钱，可我不能闲着，她是空姐，我们才从法国意大利度假回来。”墨国华似乎还沉浸在假日的幸福之中。“你有孩子吗？”笔者继续追问。墨国华笑了笑说：“有啊，一个儿子。”“台湾人一般都要两个，你怎么不多要一个？”记者问。“因为我老婆不适合怀孕。”“是怕怀孕被解职吗？”墨国华有些惊讶地看了看笔者：“哈哈，不会的。”

“去过大陆吗？”“没有，我是江苏人，我父母他们常回去。”“我也想过，我有几个朋友去过上海后回来动员我去，说那里的姑娘特别漂亮。”也许是觉得泄露了天机，墨国华连忙补充道：“当然我老婆也漂亮，可不一样。”接下来的话尽是他夸赞老婆的了：“我老婆有免费机票让我去欧洲度假，我们只用花住宿费，我在当地借用一辆车就可以周游世界了。”墨国华有些陶醉。

“为什么不再玩音乐了？”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我受伤了。”他举起左手说：“我的手指被门夹烂了”。这时笔者看清他的食指与中指短了一截：“当时我痛苦了好久。”车厢里一直都在播放着的背景音乐似乎在这时在笔者耳边清晰起来，这是一支慢摇滚，有些淡淡的忧伤。

不能退休的老者

夜幕降临的台北，街上的霓虹闪烁开来。伸手拦下一辆慢慢行驶的计程车，上了车笔者才发现他是一位老者，坐稳再看一眼车内，座背里的海绵从包皮的破洞中裸露出来。“您多大年纪了？”“七十多了。”“怎么还不退休？”“穷啊。”计程车转了一个弯，遇上了一盏红灯，老者缓缓地回过头来微笑着。“您是大陆人吧？”笔者试探着问。“是啊，湖南常德的，民国三十八年从上海到台湾，也就是你们说的1949年。”

计程车随着车流走走停停。“回过大陆吗？”“回过好多次。”“还有什么亲人在湖南？”“哥哥。”老人的回答很简练。“他们还好吧？”“好，只不过不像我们这样打拼了，他们已退休了。”言语中流露出几分羡慕。“你觉得大陆好吗？”记者追问。“当然。你看这台湾成什么样了，他们把我一辈子的积蓄全骗去了。”不忍心打开老人结痂的伤口，但还是禁不住几分好奇：“怎么？”“就是那些不良的传媒，散布假的消息，引人上钩，然后把我们的钱款卷跑了。”原来老人将自己一生的积蓄，全都投到金融诈骗的圈套里去了。“我干出租30多年了，现在只剩十几万了。”“有孩子吗？”笔者希望老人看到一个能期许的未来，可老人说他有一个女儿，嫁了一个军人，日子也不好过。“您自己再没找一个老伴？”“在大陆找了一个死了丈夫的，这边有规定，她一年只能来6个月。“笔者下车时的价格表上是195元，笔者递过去200的纸币，结果他找给笔者10元，“拿着吧！”一丝微笑在忧郁的双眼掠过：“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