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仁

我当过六年兵，1965年从部队复员以后，参加了一个为期15个月的英语强化班，然后就被分配到《中国建设》杂志社，也就是现在的《今日中国》杂志社。那时候我们九个人在一间大办公室里办公，我每天从早到晚坐在角落里打字，屋子里除了我以外还有五个中国同事，两个美国专家，一个英国专家。后来我才知道, 美国专家爱泼斯坦先生是宋庆龄女士的朋友 （宋女士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也是《中国建设》的创办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誉主席），也是《中国建设》的创办者之一，英国专家邱茉莉女士是他的夫人，她来自英国一个显赫的家族，另一位美国专家就是克艾文女士。

我的同事们每天都很忙，中国同事整天埋头翻译，外国专家忙着修改文章，而我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打字。为了便于与外国专家沟通，我们在办公室里用英文交流，这可苦了我。我虽然学过一段英语，可听力和口语还是很差，几乎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所以在那段日子里，我觉得自己被孤立了。在我的眼中，外国人是神秘也是遥远的，他们每天坐专车上下班，在当时这是大官才能享受的特权，我觉得和那么多外国人共处一室很不自在。

有一天克艾文女士走过来对我说：“我能和你说几句话吗？”“什么？”我很紧张，甚至忘了站起来。克艾文女士拉过一把椅子坐到了我旁边，“你一定要敢于学习，”她说。“可是我的英语不好，”我费劲地说出这几个字。“别紧张，你应该多多练习。如果你愿意，早上提前半个小时来，我帮你纠正发音。”我当然非常愿意。

第二天早上，我们开始上课。克艾文女士的丈夫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他们一家住在清华大学里。在那以前，她每天早上先骑车到友谊宾馆（大部分外国专家住在那里），然后从那里换班车到单位。而现在她每天早上都骑一个多小时的车，顶着刺骨的寒风来给我上课。

为了提高我的英语水平，克艾文女士制订了很多计划，可是由于政治动乱，这些计划都没能付诸实施。1970年，克艾文女士的丈夫被误划为特务，她也受到了牵连，被软禁起来。1978年得到平反以后，她回来继续工作。在那时，许多和她有着同样遭遇的知识分子变得有点愤世嫉俗了，可她还是和从前一样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和生活。她非常热心地帮助我们这些年轻的没有经验的翻译们，尤其是我，当时我只能做最基本的校对工作，也就是对着原稿改方版。克艾文女士继续给我上英语课，我找到一种提高英语的方法，就是找一些短篇的中文稿子，翻成英文，然后交给克艾文女士修改。虽然这些稿子不会被发表，她还是非常认真。在她的帮助下，我的英语水平渐渐地提高了，也开始有了自信。1980年，我参加了政府组织的考试，赢得了去美国学习两年的机会，这是成为一个优秀的翻译的必要条件。克艾文女士向我表示了衷心的祝贺，我没有说谢谢，因为我知道她不是为了这个。

克艾文女士很多年以前就退休了，她和她的丈夫还有两个儿子现在住在美国。两年以前她回来过一次，还请我去友谊宾馆吃饭。我知道应该我请她，可我没有，因为我觉得虽然我那时已经58岁了，可在她面前我永远是一个小学生，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