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国家的孩子”展览馆里，一面照片墙记录着60多年前从南方来到草原的孩子们成年后的面孔。满都日娃、乌仁高娃、胡日查……一个个名字旁边，标注着他们各自的人生：检察官、牧民、司法干部……照片墙边陈列的纪实雕塑、珍贵旧物，将人们的记忆拉回60多年前那段跨越山河、守望相助的岁月。 

　　“国家的孩子”是上世纪60年代内蒙古草原牧民对一批南方孤儿的亲切称呼。它不意味着“孩子属于国家”，而是指这些孩子在国家协调下被送到内蒙古，由牧民家庭抚养长大。这个称呼承载着感激、归属与共同的身份记忆。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国家的孩子”展览馆内的照片墙（摄影：刘畅） 

　　跨越千里的生命接力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国遭遇严重经济困难和粮食短缺。长三角一些农村家庭因无力抚养孩子，无奈将幼童送往周边城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孤儿院（当时政府设立、专事收容救助的社会福利机构）收留了大量孤儿，数量比正常年份多出几倍。据《上海民政志》记载，上海市社会福利机构1958年共收容婴幼儿1770人，1959年达到3525人；1960年仅1月至3月就收容了5277人。孩子们普遍营养不良，面临疾病和死亡的威胁。 

　　当时，地处广阔草原的内蒙古自治区肉食和牛奶相对充足。在中央政府协调下，内蒙古自治区决定支援。起初，经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请示，周恩来总理希望内蒙古支援一些奶粉，时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政府主席乌兰夫答应了。然而，支援奶粉只能解决眼前困难，以后怎么办？答案是：让草原人民把他们养育大。 

　　在中央政府统筹安排下，内蒙古自治区迅速响应。为尽快把孩子们接过来，自治区采用火车作为交通工具，设立“专用车厢”，各盟市（内蒙古的行政区划单位，相当于内地的地级市）派出接运小组到上海接收。本着“收一个，活一个；活一个，壮一个”的保育原则，自治区党委增拨100万元卫生事业经费，迅速建起10所大中型育婴院，紧急培训保育员，开展体检、登记、制定食谱和分类治疗。草原各族人民也自发支援，送牛粪、送奶块、送奶牛，参与到这场生命接力中。 

“国家的孩子”展览馆内的雕塑（摄影：刘畅）

　　就这样，3000多名南方孤儿被分批次送到内蒙古，通过儿童保健站和育儿园进行健康恢复后再送至牧民家庭。在领养环节，民政、公安、妇联和居委会深入申请家庭实地考察，确保孩子有健康的成长环境。符合条件的家庭准备好新衣、玩具和食物，骑着马或赶着勒勒车来接孩子，并亲切地把他们唤为“国家的孩子”。 

　　草原母亲的爱 

　　初到草原时，孩子们衣服上都别着一块写着数字编号的小布条，那是他们的代号。保育员们觉得孩子们应该有自己的名字，就给他们取了满都拉、格日勒、娜仁花等充满生机、美丽响亮的名字。 

　　保育员们有的还没有结婚，却像母亲一样照顾孩子。上世纪60年代初，年仅19岁的都贵玛被分配到乌兰察布四王子旗的保健站，抚养刚刚接收的28名移入儿童。这些孩子最小的刚满月，最大的才6岁。在她的悉心照料下，28个孩子无一因病致残或夭折。2019年9月，都贵玛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她说：“这个勋章不只是给我一个人的，是颁给所有‘草原母亲’的。” 

　　如今已年近古稀的“国家的孩子”满都日娃（蒙语意为“牡丹花”）于1958年来到内蒙古，在养父母的呵护和照料下长大。回忆起童年往事，她仍然记忆犹新：“我5岁那年生了一场病，那时家里没钱，养父母就跟牧民们借了600块钱，背着我去北京看病。辗转了好几个大医院，在北京住了一个月，病才终于治好了。”现在讲起来，满都日娃依旧感动不已。 

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满都日娃（摄影：刘畅） 

　　通嘎拉嘎（蒙语意为“清澈、明亮”）当年从安徽来到锡林郭勒大草原，养母是一名教师，养父在供销社工作。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她却什么都没有缺过。为了能更好地照顾她，养母甚至辞去了教师工作，一心在家养育她，还教她刺绣的手艺。看着玻璃展柜中放着那双已经陈旧的小小绣花鞋，通嘎拉嘎动容地说道：“额吉告诉我，这双绣花鞋是我来时带来的，应该是生母给我的纪念品，后来鞋底磨破了，额吉又在上面缝了一层皮底。这是两个地方、两位母亲的爱心，也是两个民族团结的见证。” 

通嘎拉嘎儿时的绣花鞋（摄影：刘畅）

　　把爱传下去 

　　岁月更迭，大爱永续。当年被草原养育的孩子们，长大后大多扎根北疆大地，投身牧区建设、守护草原山河，用实际行动回馈草原养育之恩。 

　　斯琴巴特尔（蒙语意为“聪明的勇士”）曾是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的一名农电工。上世纪60年代初，幼年的他来到锡林郭勒大草原，被养母用爱抚养长大。牧区地广人稀，供电线路绵延上百公里，斯琴巴特尔骑着马、跨着摩托车，巡遍了牧场的每一根电线杆。暴雪天深夜抢修故障线路、逐户上门排查隐患、手把手教牧民安全用电，他大半辈子的时光都奔波在草原的风雪里。“冬天手脚都冻麻了，但是为了草原，我愿意。”说这些话时，他笑得灿烂又幸福。如今已经退休的斯琴巴特尔依然时常嘱咐徒弟，要好好为草原服务。 

年轻时的斯琴巴特尔（左一）与家人合影（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池玉英则把爱给了更多孩子。上世纪60年代初，刚出生几个月的她就被送到内蒙古，被一家汉族人收养。1988年，她开办了当地第一家私立幼儿园。当时公立幼儿园只收大孩子，她招收的是一岁多、刚会走路的幼儿，最多时带了30个。当时4岁的女儿曾嫉妒地问：“妈妈，你怎么这么爱他们，不爱我了？”池玉英告诉她：“妈妈的工作就是幼儿园老师，要对他们负责。妈妈当年八个月时来到草原，保育员也是这么对我的。”退休后的池玉英与当年幼儿园里的孩子仍保持着联系，她参加老年大学和各种公益活动，学业优秀的女儿从武汉高校毕业后也回到草原家乡，供职于住建局。 

池玉英在自己开办的幼儿园里照顾孩子（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的孩子”也在用各自的方式回馈草原。小时候穿绣花鞋的通嘎拉嘎1999年利用养母教的蒙古袍制作技艺开了裁缝铺，后来发展成服装店兼“民族服装制作培训班”，免费招收家庭困难的学徒；满都日娃长大后则成为一名检察官，工作中曾立过三等功。2010年，在满都日娃的组织下，包括通嘎拉嘎在内的孤儿们自发成立“国家的孩子”爱心协会。协会会员从最初的70名发展为如今的200多名，遍及内蒙古各盟市。协会经费全部来自“国家的孩子”和本地牧民、退休干部等爱心人士的自愿捐助，至今已资助145名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通嘎拉嘎（左一）、满都日娃（左三）与“国家的孩子”爱心协会成员在一次爱心活动中合影（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他们永远是草原的孩子 

　　从南方到草原，“国家的孩子”用一生诠释了超越血缘、跨越地域的大爱。他们常说：“我们永远是草原的孩子。”草原也始终记得他们——照片墙上的孩子们，如今有人成了检察官，有人守着牧区的电线杆，有人自己办起了幼儿园；由他们发起的“国家的孩子”爱心协会，至今仍在资助贫困学生。这不是孤立的善举，而是当年许多素不相识的普通人共同完成的生命接力：政府协调、牧民收养、母亲照料，一个孩子也没有被落下。如今，这群从江南北上的孩子早已在这里扎下根，成了草原的孩子，也成了守护北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