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裁军的呼声，早在核武器问世之前就普遍存在。有良知的科学家们曾在核武器研发过程中，一再反对其研制，并在其出现后不断呼吁完全消除核武器，还人类一个“无核世界”。被用于实战的原子弹，验证了科学界呼声的正确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尾声阶段使用的核武器，不仅加速了战争的进程，使日本军国主义者意识到不应再坚持无谓的抵抗，也令美国决策者发现这种威力巨大的武器对人类而言不啻为毁灭性的灾难。如果核武器在全球扩散开来，抑或在战争中将核武器像常规武器那样轻易投入战场，则没有人会以胜利者的姿态笑到最后，人类世界必将在无法看到曙光的“核冬天”中走向灭亡。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中，美苏两大阵营的争霸主题之一就是占据核武器领域的优势地位。这导致双方急剧扩张的核武器库除了给自己带来短暂而微弱的心理安慰，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刷新人类文明可能被核弹头彻底抹除的次数。值得庆幸的是，美苏双方的决策者至少还抑制着在局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冲动，尤其是1985年美国总统里根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发表联合声明称，美苏双方在维护国际和平方面具有特殊责任，“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核武器不可使用”的共识成为“冷战”不会滑向“热战”的防护栏。在冷战的中后期，美苏还达成多项重要的核裁军协议，有核国家共同推动形成了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基础的国际核裁军体系。 

　　然而，随着美国近年来意识到其全球霸权地位愈发不稳固，开始重拾大国竞争战略，不断增加大国间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导致将核武器作为战术手段用于局部战争的论调再次抬头。换言之，“核战争”这一人类文明的终极阴霾没有因冷战的终结而消散，而是随着大国对抗的升级和全球核不扩散体系的动摇，成为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下国际社会面临的最紧迫威胁之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俄法英美等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共同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便具有十分突出的现实意义。这是人类理性战胜战争偏执与疯狂的积极一步，是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与国际和平的重要进展。但仅有这一联合声明还远远不够，整个国际社会还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才能逐渐减轻乃至最终消除人类面临的“核战争”威胁。 

　　“核战争”威胁加剧根源在大国对抗升级

　　作为世界上唯一曾在实战中使用过核武器的军事霸权国家，美国对于核武器在现代战争中的使用采取何种政策，一直备受国际社会关注。长期以来，美国奉行的是所谓“有算计的战略模糊”政策，即美国对大部分无核武器国家限制使用核武器，但并不排除在特定情况下使用的可能。这就给了美国决策者以充分的灵活性，保持对所有可能敌手的巨大战略威慑力。相较之下，同样作为核武器国家的中国则明确向国际社会承诺，始终奉行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无条件地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对于美国不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美国国内及其盟友存在一种所谓的理由，即在冷战期间，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在欧洲拥有和部署的常规武器在数量上超过了美国领导的北约。基于“相互确保摧毁”理论，美国制定了包括动用核武器在内一切手段以在战争中击败华约组织的方案，同时以核武器慑止苏联发动常规武器进攻的尝试。随着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不复存在，美国面临的战略威胁显著下降，但其仍未实质性改变核武器政策。 

　　近几届美国政府领导人都曾尝试改善美俄关系，修复双方已严重受损的战略互信，以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但在北约东扩等事关俄方核心利益与欧洲安全稳定的重大问题上，双方的矛盾尖锐对立。不仅如此，美国还接连退出了包括《中导条约》在内的多项国际军控领域基础性条约，多轮相互制裁更使美俄关系跌入谷底。围绕乌克兰问题，俄罗斯与北约在现阶段甚至有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与此同时，美国在联邦政府赤字激增的情况下逐年扩大军事开支，其中包括斥资更新并扩大核武库，还研发新兴战略武器与投射装置。如此一来，美国针对中俄等竞争对手采取的大国竞争（甚至是大国对抗）战略，必然引发中俄的强硬回应，于是导致美国挑起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如高超音速武器的竞相研发和有关太空战场化的讨论越来越深入具体，网络空间和人工智能也成为军备竞赛的新兴领域。 

　　总之，美国不能客观地看待当今国际格局的变化，错误地以对抗而非建设性方式处理大国关系和地区热点冲突，力不从心却又执拗地要维持军事霸权的绝对领先地位，以弥补综合国力相对优势日益缩小的颓势，纠结于是否将核武器作为挽回在同盟中战略信誉的可行手段之一，还执行双重标准与作为无核国家的军事盟友开展涉及核武器的敏感合作，进一步动摇核不扩散体系。国际社会不能任由这种危险的趋势一步步恶化下去，担负特殊重大责任的五个核大国必须扼住这一势头。 

　　防止“核战争”迈出积极但有限的一步

　　严峻的“核战争”威胁恶性循环，让美国决策层意识到不能在战略稳定领域一味执迷于大国对抗，必须保持适当的克制。美国国内也存在很多对现行核武器政策的质疑声音。例如，有观点认为，缺少足够的事实证明“核威胁可以慑止常规战争”。还有学者提出，如果美国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可以有效降低战略误判的风险，使战略对手不必担心美国会发动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打击。在这一派观点看来，美国对敌方首先使用核武器不仅无必要，反而可能使常规战争升级为“核战争”。 

　　为有效降低“核战争”风险，2021年3月，拜登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中提出，美国要采取步骤和措施，逐步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2021年6月，美俄领导人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面对面会晤，并就战略稳定问题发表了一份重要的联合声明，一方面将本应于2021年2月到期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期5年，另一方面决定重启美俄双边战略稳定谈判。这一旨在恢复美俄关系稳定和可预测性的双边对话机制，已于2021年7月和9月举行两轮，并成立了两个跨部门的专家工作组，其中之一负责设计未来军控的原则和目标，另一个负责规划具有战略效果的能力建设及行动方案。 

　　可以说，现阶段的美俄关系充满火药味。但即便如此，双方依然希望向全世界表明，无论存在多少严重分歧，美俄在战略稳定领域仍然可以找到合作空间，通过共同努力来降低军事冲突与“核战争”风险。值得一提的是，在会晤期间，美国总统拜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重申了美苏领导人有关“核战争打不赢和打不得”的共识，而这一重要共识也在此次五核国领导人联合声明中再次被着重强调。 

　　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有核国家，五大国领导人此番首次就核武器问题共同发声，是继2000年五国领导人在纽约举行会晤并发表声明后再次就重大国际议题共同发声。除强调核武器须服务于防御目的、慑止侵略和防止战争外，这次的声明还有三个重要关注点：一是重申不将核武器瞄准彼此或其他任何国家，这有利于增进战略互信，降低误解误判引发的核冲突风险；二是，强调维护和遵守双多边军控协议和承诺的重要性，这有利于增加国际社会对大国遵守军控条约的信心；三是强调避免军事对抗、防止军备竞赛，这有利于纠正宣扬大国战略对抗的错误思维，改善大国之间的关系，并推动合作应对地区冲突和热点问题。 

　　作为五核国合作的积极推动者，中国一方面帮助重启陷入僵局的五核国合作进程，在2019年举办五核国北京会议，另一方面推动在联合声明中写入重申不将核武器瞄准彼此或其他任何国家等重要内容。除此之外，中方还认为，应将战略稳定问题涉及的领域与时俱进地扩大，五核国需要就反导、外空、网络、人工智能等广泛议题持续进行深入对话。 

　　对于全球核裁军来说，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但国际社会尤其是五大核武器国家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用对话谈判取代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降低大国战略对抗风险，同时不断夯实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基础。虽然五核国领导人的联合声明是有限的一步，但正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确保全球“核”平需要有核国家持续的共同努力！

　　张旭东 同济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