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极力拉拢和施压之下，其西方盟国在表面上取得了一致，要用更加强硬的态度对待中国，并在涉疆、涉港等非常敏感的中国内政问题上亮明要继续干涉的立场。不过，会议中和会议结束后传出来的各种消息表明，西方国家尤其是七国集团内部在对华关系的定位上并不一致，甚至可以说分歧相当明显。作为欧盟大国的德国和法国，试图避免西方整体上与中国的关系变得更具敌对的意味，而美国在拉拢小集团强化与中国对抗上的做法却愈发表现得像“自我实现的预言”。 

　　欧洲不愿丧失独立性而陷入与中国对抗的轨道

　　特朗普政府的下台，让美国的欧洲盟友集体松了一口气，但拜登政府试图让西方发达国家跟随美国共同组织起与中国对抗的联盟，则一定程度上走了特朗普政府的老路，尽管后者更习惯于单打独斗。对此，已相当厌倦被美国发号施令的欧洲国家，尤其是作为欧盟双核心的德国与法国，明确表示应对当前严峻的国际气候、健康危机，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 

　　在此次七国集团峰会上，即将于2021年年底卸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延续着她一贯的冷静，富有战略思维地指出：“我们需要世界上的所有人”，“我们希望一起合作，特别是在气候保护和生物多样性方面。如果没有中国，我们将永远无法在这些领域找到解决方案。” 

　　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世界就进入了全球治理机制更新换代的时期。彼时，人们就发现七国集团的作用和影响愈发下降，而新崛起的二十国集团越来越成为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应对全球性危机的最重要多边论坛。这样的趋势时至今日仍在延续，尤其体现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疫苗合作上。 

　　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所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提到在2022年底之前，七国集团将为全球提供10亿剂新冠疫苗，以推动尽快结束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大流行。此外，还将合作加强全球卫生应急体系，争取将科学研发新疫苗的周期缩短至100天。 

　　如果这些承诺是在一年前作出的，人们有很大的理由对疫情的发展形势感到乐观，甚至有相当多的人会为七国集团重新担当起其自诩的责任而振奋。但现实是，截至2021年6月上旬，全部新冠疫苗的44%被用在富裕国家，而用在最贫困国家的只占0.4%。即使七国集团如其许诺地捐赠出了10亿剂新冠疫苗，距离实现全球性免疫所需的上百亿剂也远远不够。换言之，新冠病毒很可能还要长期伴随人类，且在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持续肆虐，严重阻碍全球实现均衡复苏，也必将拖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社会生活恢复原有秩序的进程。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国际救援组织乐施会的卫生政策负责人马里奥特表示，如果七国集团最多只能捐赠10亿新冠疫苗，那么“这次峰会是失败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认为，七国集团作出的承诺虽然是值得欢迎的正确决定，但西方国家在全球抗疫领域做出的努力“远远不够”。 

　　相较之下，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6月上旬，中国已经向其他国家出口了3.2亿剂新冠疫苗。即使七国集团不愿公开承认，也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现实是，恰恰是中国而不是西方在领导此次全球抗疫，也恰恰是中国而不是西方为最终战胜疫情做着最大的贡献，而且这还是在西方不断寻求将新冠疫苗溯源问题政治化，搞“疫苗民族主义”的情况下做到的。如果将时钟拨回至一年前，给西方国家重来一次选择，他们会作出与中国全面加强合作以抗击疫情的正确决定么？ 

　　引人注意的是，在此次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媒体表示，他不希望七国集团变成“与中国敌对的俱乐部”。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贸易等问题上，七国集团成员仍要与中国一起努力。而对于越来越将中国纳入视野的北约，马克龙也强调，不要让中国问题分散了其对于更紧迫问题的注意力，并指出中国既是一个“可以在全球问题上共同努力的大国”，也是一个“竞争对手”。 

　　美国在对华战略定位上继续执迷不悟

　　近期，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莱克在英国《卫报》上撰文认为，美国今天面临的最大危险并不来自中国，而是美国自身逐渐滑向原始法西斯主义。美国必须小心，不要过分妖魔化中国，否则会助长新的偏执，进一步偏离应该做的事，助长本土主义和仇外心理，导致更大的军事支出，而非对美国的教育、基础设施和基础研究进行投资。美国的核心问题是，能否在不制造另一个敌人的情况下重拾自己的身份和共同责任。 

　　可以说，莱克的看法一语中的。而在美国政界，这种看法也有一定的共识。例如，曾与拜登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资格的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近期就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题为《美国对中国的危险新共识》的文章。桑德斯认为，美国现在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是世界各国需要共同面对的全球性挑战，包括气候变化、流行病、核扩散、经济不平等、恐怖主义等。而在这些问题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单独行动能够解决。换言之，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包括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进行合作。然而，华盛顿目前达成的共识却是，美中关系是一场经济和军事上的零和斗争，这是令人不安和危险的。这种观点的流行将造就一种政治氛围，使世界迫切需要的合作越来越难以实现。要让美国与中国发展互利关系并非易事，但美国可以做得比新冷战更好。 

　　值得注意的是，桑德斯指出了美国近20年来在全球反恐战争中的前车之鉴，应当在当前的美国对华战略制定中充分借鉴。他表示，围绕与中国的零和全球对抗来构建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仅将无法让中国更好地行事，而且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在战略上是适得其反的。在对中国不断散布恐惧的氛围中，美国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正在增加。现在，美国比近代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分裂。过去20年的经验应该告诉人们，美国人必须抵制通过敌意和恐惧来构建国家团结的诱惑。 

　　桑德斯还特别提到了新冠疫苗问题。他认为中国为提供疫苗所采取的做法值得肯定，但强调美国可以做得比现在承诺得更多。“当世界各地的人们看到美国国旗时，它应该是附在救生物资的包裹上，而不是在无人机和炸弹上。” 

　　桑德斯清醒地看到了美国国内的分裂和发展不均衡、不平衡所带来的深刻挑战，而这一点远比任何外部威胁能给美国造成的伤害大得多。但遗憾的是，美国国内的政客往往不敢真正面对本国治理的缺陷，也不愿真正采取措施纠正国家在发展方向上的偏差，反而觉得一味供给他国，将竞争者塑造为对手，更容易获得选票，军工复合体和政客联合可以挣来更多预算。美国每年7000多亿美元的军事预算，不仅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而且还试图进一步加大投入开支。 

　　七国集团的联合公报上，美国再次牵头在涉港、涉疆、台湾、涉海等问题对中方蓄意污蔑，干涉中国内政。即使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并不愿过于刺激中国，美国仍然将“中国威胁”视为团结盟友的最好手段。为此，很多美国学者和政客都宣称，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告别了“接触”的时代。 

　　对此，美国学者格雷戈里·谢弗近期在美国《国会山》报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必须与中国接触—即便在与中国抗衡之际》的文章。他认为，美国不应停止（与中国的）接触，而应考虑接触的不同维度。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也谈到了美国一直缺乏的三种必要的接触形式：一是即使美国想要对抗中国，接触仍是必要的；二是美国需要与中国合作，以便有效应对共同挑战，如气候变化、全球疫情与核扩散；三是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合作十分重要，恰是美国国内无力合作的情况支持了“美国正在衰落，中国正在崛起”的说法。 

　　拜登政府抛出以合作、竞争、对抗三维度定位对华关系。然而，人们很容易发现其不平衡性。换言之，美国现政府所强调的激烈的大国竞争甚至是对抗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部分，而合作则十分有限。如果这样定位中美关系，则两国关系很可能继续危险地下滑。 

　　已担任中国驻美大使八年有余的崔天凯在卸任前夕所发表的辞别信中表示：“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关键十字路口，美国对华政策正经历新一轮重构，面临在对话合作和对抗冲突之间作出选择。”如果西方国家不能清醒理性地对待中国，不能正确客观地认识中国的发展状态，不能以合作的态度同中国共同加强全球治理，则内心的挣扎最终会导致错误的决定，使自己在歧途上越走越远。 

 

　　张旭东 同济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