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而言，2021年是具有突出重要意义的一年。在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历史伟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后，我们迎来了建党一百周年，并开启了“十四五”的新征程，向着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继续迈进。

　　回望筚路蓝缕，憧憬大海星辰。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中国的外交工作也正在掀开新的篇章。回望整整半个世纪前，新中国打破西方国家长期的封锁，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掀起了又一轮中国与友好国家的建交潮；“乒乓外交”转动了世界格局，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推动中美关系发生历史性转圜。如今，在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的历史节点，中国外交正努力为“十四五”规划的顺利实施和二〇三五远景目标的实现，作出应有的贡献。 

2021年1月7日，江苏连云港货运码头装卸进出口货物

　　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在“十四五”规划的开篇部分，就对中国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所面临的国际环境进行了深刻阐述，指出：中国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变化。这一判断非常重要，既强调中国近几十年来所处的战略机遇期将延续下去，预示着中国发展所需的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可基本得到保证，同时也提醒在新时期中国应侧重把握的机遇之内涵与面临挑战之来源和形式发生了变化，务必引起高度重视。 

　　当前阶段，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陷入低迷、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能源供需版图深刻变革都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挑战。面对一个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进入动荡变革期的世界，我们必须要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尤其要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在今年全国两会的外长记者会上，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谈到了今年中国外交的几项重要使命，其中就包括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积极维护和拓展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通过全力服务“十四五”规划开局起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力量。对于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还将着眼后疫情时代，积极开展国际抗疫合作，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与此同时，中国将与各国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力世界经济早日复苏，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 

　　这里需要特别指明的是，目前有一些国家怀着各种私利目的，指责中国搞所谓“疫苗外交”。很显然，这种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做法，本身透露了这些国家在推动全球疫苗合作方面动力不足、能力不够，却嫉妒心满满。中国一直坚持疫苗作为公共产品的第一属性，率先承诺疫苗研发后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努力提高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中国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 

　　目前，中国同10多个国家开展疫苗研发和生产合作，17个中国疫苗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迄今，中国已经并正在向80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提供疫苗援助，同时向40多个国家出口疫苗。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还向联合国维和人员以及国际奥委会提供疫苗。这些实实在在的贡献，与某些国家搞“疫苗民族主义”，放任形成“免疫鸿沟”，拒绝出口或援助他国疫苗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历史终会证明在人类面临如此重大挑战之际，究竟是谁铁肩担道义，又究竟是谁为跳梁小丑。 

　　实现高质量发展 促进“双循环”发展

　　中国既有的发展成就是在开放的环境中取得的，未来也必将通过进一步深化开放，实现“十四五”规划中确定的高质量发展目标。为此，中国将立足于国内大循环，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形成全球资源要素强大引力场，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与出口、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的协调发展。 

　　“十四五”规划中特别强调在贸易和投资方面，都要注意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运转，并明确将有序推进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相关业务开放，向外界传递了明确的信号。此外，“十四五”规划还提出要“全面优化外商投资服务，加强外商投资促进和保护，发挥重大外资项目示范效应，支持外资加大中高端制造、高新技术、传统制造转型升级、现代服务等领域和中西部地区投资，支持外资企业设立研发中心和参与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这表明，中国吸引和利用外资的决心不变、力度不减、节奏不乱，希望外资深度融入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过程，不排斥外资参与中国科技研发，用事实来回应所谓的“高科技脱钩”论调。 

　　值得一提的是，“十四五”规划还着重强调中国企业“走出去”要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一方面，要支持企业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境外投资方式，优化境外投资结构和布局，提高跨国经营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要引导企业加强合规管理，防范化解境外政治、经济、安全等各类风险。在某些国家出于本国利益，对其他国家企业动辄进行长臂管辖、实施金融制裁，或借国家安全这一笼统理由干扰阻挠正常商业投资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的困难不断加大，必须不断提升风险防范意识。中国需要不断加强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预警防范体系建设。中国外交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利用完善的领事保护工作机制，维护海外中国公民、机构安全和正当权益。 

　　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需要构筑与更高水平开放相匹配的监管和风险防控体系。针对国际上保护主义抬头，一些国家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的情况，中国需丰富贸易调整援助、贸易救济等政策工具，以妥善应对经贸摩擦。此外，还需健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和国家技术安全清单管理、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受阻的风险，中国需要建立重要资源和产品全球供应链风险预警系统，加强国际供应链保障合作。 

　　携手共同推进网络、海洋、环保领域国际治理

　　当今时代，网络空间合作、海洋开发利用与应对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国际治理重要领域。在“十四五”规划中，中国提出了在这些领域同各国携手，开展国际治理合作的原则和思路。 

　　第一，网络空间需要制定国际规则，在维护网络安全的基础上促进各国共享数字时代红利。不容否认的是，各国普遍都面临着严峻的网络安全威胁，而国际社会在网络规则制定方面步伐缓慢。中国倡导要推动以联合国为主渠道、以联合国宪章为基本原则制定数字和网络空间国际规则，推动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网络基础设施和资源治理机制，构建保护数据要素、处置网络安全事件、打击网络犯罪的国际协调合作机制。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研发和测试主权数字货币，酝酿向跨国互联网企业征收数字税，并积极参与制定相关数字技术的国际标准，这些都需要多边磋商与协调。与此同时，如何避免各国之间的“数字鸿沟”，让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也能享受到数字红利，这也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而中国致力于向欠发达国家提供技术、设备、服务等数字援助。 

　　第二，海洋空间需要国际社会协同保护，并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合理开发。中国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海洋秩序，并将深度参与国际海洋治理机制和相关规则制定与实施。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还将积极参与北极务实合作，建设“冰上丝绸之路”。众所周知，南海问题是近年来亚太地区的重要议题。中国将与东盟国家继续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共同稳定南海局势。在域外国家不断加大干预力度的情况下，中国需要不断加强形势研判、风险防范和法理斗争，加强海事司法建设，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有序推进海洋基本法立法。 

　　第三，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全人类共同努力，中国力争早日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为了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国在积极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为此，中国将不断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尤其是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要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减少排放温室气体，就需要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深入推进包括工业、建筑、交通在内的各领域低碳转型。而在多边国际合作中，中国将坚持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及各自能力原则，建设性参与和引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推动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 

　　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合作共赢新局面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深水区，接下来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将如何实现？答案是要在进一步推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同时，持续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开放，同时还要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近年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平台建设不断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全国各省市落地开花，未来将在既有经验的基础上，完善其布局，并给予各自贸试验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同时要加大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力度。东部沿海、内陆地区、沿边省区市将扮演不同的角色，承担不同的开放职能。 

　　共建“一带一路”，是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一张重要的名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要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实施过程中，将高质量、可持续、抗风险、价格合理、包容可及目标融入项目建设全过程。关于项目融资，应该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遵循国际惯例和债务可持续原则，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也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应有之义，为此应该完善“一带一路”风险防控和安全保障体系，强化法律服务保障。 

　　需要强调的是，科技创新正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关注点，并努力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此外，国际社会还将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海洋合作、野生动物保护、荒漠化防治等交流合作，以推动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在卫生健康领域，各国还将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医疗卫生和传染病防控合作，建设健康丝绸之路。可以说，“一带一路”的内涵更加丰富，成果也必然更加丰硕。 

　　总之，“十四五”时期，中国将继续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采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各国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张旭东 同济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