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潮澎湃：建交冲破历史隔阂

　　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因国际格局的变化悄然发生改变，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运筹帷幄，推动中美关系开启了正常化的大门，美国总统尼克松历史性的访华，使得中美建交被提上了双方重要的议事日程。然而，由于在美苏关系等大国政治上存在策略徘徊，以及在台湾问题上始终不能跨出具有决定性的一步，尼克松和福特政府都错过了与中国建交的机遇。当时间来到1978年，中国国内也发生了重要的历史性转折。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促使中国积极改善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为四个现代化建设营造了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

　　经过漫长艰苦的谈判，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决策指引下，中美双方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庆祝建交举行的招待会上，邓小平同志指出：“卡特总统在宣布中美建交消息时说，美国并不是出于策略上的原因或权宜之计而采取这个重要的步骤，我欣赏这个富有远见的见解。中国政府一向是从长远的政治和战略观点来看待中美关系的。”

　　全世界都对邓小平副总理于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对美国进行的历史性访问印象深刻。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启程赴美之际，恰好是中国农历年的大年初一。正所谓“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中美关系也掀开了全新的一页。

2018年11月30日，美国波音公司在西雅图的交付中心举行仪式，向中国交付第2000架波音飞机

　　在1月29日于白宫南草坪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卡特总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他表示：“昨天是你们春节的开始，是走亲访友的时刻，也是团聚和和解的时刻。对于我们两国来说，今天是和解的时刻，是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我们期望，中美关系正常化能够帮助我们一同走向一个多样化的和平世界。”邓小平在致答辞时则表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远远超出两国关系的范围。他提出，位于太平洋两岸的两个重要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对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和平，无疑将是一个重要因素。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世界形势也在经历着新的转折。中美两国是伟大的国家，中美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这次被舆论称为“旋风九日”的访问，有2000余名记者随行采访，卡特总统则将其视为自己总统任期内最愉快的经历之一。在肯尼迪艺术中心的一场精彩演出后，卡特总统携夫人和女儿，与邓小平及夫人卓琳共同走上舞台同演员们见面。邓小平亲切抱住并亲吻了演唱中国歌曲的美国儿童，全场热情洋溢，有很多观众当时感动得落泪了，尤其是当时极力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美国参议员拉克索尔特，在看过演出后也感叹道：“我们被他们征服了，没办法投票反对孩子们唱中国歌啊！”由于美国的《时代》周刊将邓小平评为了当年的年度新闻人物，因此在邓小平来到美国国会访问时，议员们纷纷拿着印有邓小平画像的1979年第1期《时代》周刊寻求签名留念，场面同样令人十分难忘。

　　在接受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律博士学位时，邓小平表示，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在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等很多领域领先，在经济管理和教育事业方面也有很多成就。进一步发展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友谊，向美国人民学习，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人民相信，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经济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先进经验结合起来，对于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次访问期间，邓小平副总理和卡特总统亲自签署了《中美科学技术协定》与《文化合作协定》，随后在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署了《中美贸易关系协定》，1980年又接连签订了《中美民用航空运输协定》、《海运协定》和《领事条约》，这些条约和协定对于推动发展中美关系，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波澜壮阔：合作提升共同利益

　　建交之后的中美关系，总体而言朝着积极的方向不断发展，但也不时遇到各种风浪。在两国领导人和各界致力于发展中美关系的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双边关系几经冲击但总有转圜之际。美国数任总统也都延续了在上任伊始阶段，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但随着对两国关系和共同利益认识的加深，最终选择继续加强合作以促进双方的共赢。

　　在里根总统上任之际，中美围绕台湾问题和美国对台军售曾展开激烈的斗争，1984年访华成为里根政府对华政策的转折点，中国甚至一度被美国视为“战略盟友”，双方开展的军事合作也体现了里根总统的决策魄力。老布什政府执政期间，中美关系同样经历了严峻的考验。1989年12月，邓小平会见前来访问的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思考克罗夫特将军时语重心长地指出，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成威胁自己的对手……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

　　随着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陆续解除对华制裁，尤其是1993年中美两国元首在西雅图举行会晤，两国关系终于稳定下来。在经历“银河号”事件和台海危机的冲击后，1997年与1998年中美元首实现互访，双边关系回到正常轨道，两国决定致力于建设“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经过马拉松式的艰苦谈判，克林顿政府最终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性贸易最惠国待遇，支持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新世纪伊始，中美关系依然不平静，“炸馆危机”阴影尚未消除，南海撞机事件雪上加霜，小布什政府上台之初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使得中美关系笼罩着一层阴云。但随着“9·11”事件的发生，美国逐步意识到中国在国际反恐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是维护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建设性力量，更是美国在经贸合作方面的重要伙伴。

　　有三位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战略家的观点非常值得重视。这三人有一个共同点，都曾担任过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职，他们分别是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和思考克罗夫特。布热津斯基曾表示，就国际战略而言，中美双方都希望能够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国际环境。美国得以维护其繁荣和世界领导地位，中国也可以继续保持和平发展的势头。基于这一十分重要的共同利益，美中双方应该加强合作。21世纪初，美国国内占据主流地位的观点是，中国的发展将给世界带来繁荣和稳定，中国的成功符合美国的利益，中国是国际局势维持稳定的建设性因素。

　　如果说布热津斯基一针见血地指明了中美两国共同利益所在，基辛格则就中美开启战略性对话机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基辛格提出，美中两国开展战略对话十分重要，建议两国元首在APEC机制之外，每年都能抽出一两天的时间来专门讨论世界局势，同时指定可以向其负责的人士与对方对话。根据美国政治制度的特点，这种战略对话如果想要取得真正的成效，就必须把它同常规的外交对话渠道分开。对话议题可以分成两类，一是需要尽快解决的紧迫问题，二是需要两国元首互相了解对方看法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美中双方可以坦诚地交换意见，把话说透、说明白。这样一旦发生什么事情，双方都不会感到意外。

　　思考克罗夫特同样对中美加强战略对话持积极态度，他认为美中双方坦诚相待，有助于彼此消除误解。从美中各自的利益和抱负看，双方没有任何不能合作的理由。苏联怀有的政治雄心和军事抱负只能在损害美国和其他国家利益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但是美中之间丝毫看不到这一点。

　　当2005年中美开启了副部级的战略对话，就广泛的问题开始进行深度交流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出现了明显的积极调整。2005年9月，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的佐立克在美中关系委员会演讲时提出了引起国际社会巨大关注的“利益攸关方”论断。他表示，这个提法不仅指中美两国存在着共同利益，而且指中美关系应该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能够站在全球战略的高度，为维护和完善今天的国际体系作出贡献。“利益攸关方”的反义词是“搭便车者”。提出“利益攸关方”，是试图给美国人民观察当今的中国一个新的视角，促使他们去思考美中两国能不能在当今国际体系的大框架内开展合作，应该怎么样合作。

　　美国将中国视为“利益攸关方”，表明在美国看来，中国不同于苏联，19世纪欧洲的大国均势政治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依赖于与世界广泛而深入的联系，中国领导人面临的头等大事是中国的发展与现代化，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来解决国内的发展和改革问题。当然，中国希望受到国际社会足够的尊重，希望自身的利益和观点能够获得各国的理解，不希望与美国发生冲突，这对于双方进一步探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积极的贡献。

　　伴随着战略对话机制的有效运作，中美双方携手应对了诸多重大挑战，并将积极的双边关系延续至奥巴马政府，两国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立“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在这一框架下，中美通过合作，利用多边机制，在携手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气候变化问题、伊朗核问题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贯穿小布什、奥巴马两届美国政府的中美对话机制，延续了“三步走”思路，即：1、中方向美方表明并令其相信中国不同于苏联；2、中美可以同舟共济而不是共“挤”；3、积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大江东去：顺应大势运筹未来

　　经过40年的发展，中美关系迈入了“不惑”之年。有人说，21世纪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便是中美能不能打破传统，跳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避免新老大国必然发生冲突的悲剧，走出一条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和平相处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其世界意义和影响绝不亚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尼克松访华。

　　十余年前，基辛格曾经富有远见地指出，中美关系的关键是解决美国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即美方是把中国看成一个潜在的合作伙伴还是一个潜在的对手。如果美中两国陷入冷战，那么谁也不会成为赢家，而且对整个世界来说，将是很不幸的一件事。

　　令人担忧的是，基辛格当年提出的关键问题，正在困扰着当前中美关系的发展。在美国国内的对华政策辩论中，意识形态因素越来越重，很多人甚至提出中美进入新冷战的可能。一些人基于中美政治制度和发展理念的不同，提出以意识形态来划线，类似美苏冷战一样希望美国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势头。对此，基辛格尖锐批评这种论调，认为根据意识形态来重塑国际体系不具有现实可行性。美国国内那些试图在亚洲建立某种“价值观联盟”的想法是哗众取宠，缺乏战略眼光。真正有效的国际体系需要建立在各国利益之上，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美中双方尤其应该明确界定共同利益，并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布热津斯基也持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美中之间的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为避免出现各种风险，双方应保持经常、密切和全面的磋商。对于那些刻意挑起的事端和挑衅，双方都应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低调处理，而不是火上浇油，掉进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所设下的陷阱。当今的中国注重融入国际体系，倡导变革而不是打碎现有体系，显示出相当的战略智慧和理性。作为有影响的世界大国，中国正承担着与自己实力相称的国际责任。

　　2017年4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中美元首实现了一次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上启下重要意义的会晤。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我们完全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

　　习主席的这一论断，是有着充分的依据的。就以当前中美都非常关心的经贸摩擦为例，殊不知40年的经贸往来为两国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充分证明了“合则两利，斗则俱损”的道理。2017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了5800亿美元，比建交之初增长了232倍；双边服务贸易额超过1100亿美元；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300亿美元。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500%，远远高于同期美国对全球出口90%的增幅；过去的10年里，美对华出口平均增速是美总出口增速的近3倍，是中国对美出口增速的近5倍。美国在华企业也取得了丰硕的经营利润，中国企业在美投资为美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的估算，2015年美国对华出口和中美双向投资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贡献2160亿美元，支持了美国国内260万个就业岗位。

　　如今中美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40%，货物出口占全球的近1/4，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占全球的比重均接近30%。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彼此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世界经济的走势具有深远的影响。如同习主席所言，中美在促进世界和平和繁荣方面共同肩负着重要责任，双方应该把握好中美关系的大方向，推动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更多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如同在阿根廷G20峰会期间中美元首会晤达成的共识，两国应该在互惠互利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