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文化

从大都到上都:一个学者的探寻之旅

2018-05-02 11:54:00 来源:今日中国 作者:施 迅 【关闭】 【打印】

  2016年4月,53岁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做了一件他惦记了15年的事—从大都走到上都。他从北京健德门启程,沿着古代辇路北行,用了15天的时间,一步一步用脚丈量了450公里的山川河流,抵达上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

  这是元代皇帝如候鸟一般春去秋回的线路。忽必烈称汗后建立两都制,以燕京(今北京)为大都,以开平为上都,连接两都之间的道路共有四条,其中专为皇帝南北巡幸所开辟的道路为辇路。

  罗新将这段经历记录在新书《大都到上都》里。这既是一次徒步,也是一场关于历史、关于当下、关于自我的深刻探寻。

  用行走丈量中国

  据记载,当年这条连接两都、专为皇帝开辟的辇路两侧,水草丰美,山川秀丽,沿途城堡墩台彰显着边塞的威仪,往来商旅不绝。这里是山川的终点,草原的起点,是自古以来从蒙古高原进入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这条路是沟通长城内外、连接草原文明与农耕文化的历史走廊,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

  由于史料不足以反映路线细节,所以史学界对辇路的认识有颇多争议,至今仍有模糊不清之处。15年前,罗新在读书时就对这条路有很大的兴趣。他当时就萌生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自己走一趟呢?

  15年后,2016年4月某天夜里,罗新在五道口寓所,耳畔轰响着前往八达岭方向的列车,他盯着书架上那些读过或计划读的旅行书,忽然想:为什么不是今年呢?

  这不仅仅是因为一个15年前的梦想。

  “我,作为一个以研究中国历史为职业的人,真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国吗?我了解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吗?我所研究的那个遥远迷蒙的中国,和眼下的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罗新在书中说。

  作为知名的北大教授,罗新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中古史和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史,其代表作有《中古北族名号研究》《黑毡上的北魏皇帝》等。

  罗新曾在哈佛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研究,并喜欢在国内外讲学之余长期进行徒步考察,曾徒步于太平洋屋脊步道,体会夜晚野外冷风呼啸;也曾在翻越东天山的12条达坂时遭遇暴风雪、命悬一线。

  “行万里路”的背后,是“读万卷书”和各种思考。罗新很喜欢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的《同查理一起旅行—寻找美国》。该书卷首语里说:每一次旅行,每一次远征,每一次探险,都自成一体,迥然不同于其他旅程,各有自己的人格、气质、个性和独一性……不是我们成就了旅行,而是旅行成就了我们。

  有人好奇,罗新又不是蒙元专家,为何要选择这条路线。罗新说,他是研究北方民族史的,所以特别关注长城地带。对他来说,长城地带是观察中国北方问题的一个重要窗口。这次徒步15天里,他差不多一大半时间都是在中间将近300公里宽的长城地带行走。

  因为特别关注长城地带,所以罗新特别关心明代的史学家、文学家们,他们到底对长城地带怎么写。他查来查去,发现明代真正关于长城留下大量作品的没有几个人。其中有徐文长,他就买了徐文长的集子,仔细地读完,在里面慢慢发现一些有趣的话题,这些发现也被他记录在书中。

  旅游和旅行的区别

  罗新这次徒步,经龙虎台,过居庸关,行黑谷,越沙岭,背着行囊,穿行在烈日、暴雨、尘土飞扬中,穿越北京、河北的重叠山谷,进入内蒙古草原,一步一步丈量完从健德门到明德门的路途。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元上都遗址

  路程过半之后,罗新只在每天早晨的两三个小时里会感觉到轻松并享受行走的快乐,之后就是一种麻木的疲劳感。但他对这种状态并不排斥,相反,享受里里外外的那种安宁。他想起了比尔布莱森的《林中行纪》所说的:生活获得了一种纯净的朴素。

  450公里的路程,开车三四个小时即可到达,换作高铁或者飞机更快。罗新用了15天,元人要花更长的时间。

  “他们不像我们这样一日不歇,急着走完全程,跟完成科研项目一样。他们人生的相当一部分都在路上。或许正是慢速移动使他们得以更多地同时浸润在自然和社会中,与时代、与大地建立起更丰富、更深刻、更富意义的关联。”罗新说。

  罗新喜欢徒步,在他看来,旅行与旅游是有区别的。作为学院派知识分子,罗新一直在警惕自己与中国当下现实的隔膜。“尽管我们总在‘研究’中国,但早已习惯了远离山野,远离街巷,远离建筑工地,远离满身脏污的劳作人群。我们只是在图书馆、在书页和数字里研究所谓的中国和中国社会。”

  在新书交流会上,现场读者提问,交通如此发达的今天,为什么非要选择徒步这种最艰苦的方式呢?“后工业时代,当时间和空间被压缩得几乎不值得测量时,徒步是对主流的抵抗。”罗新说。

  一年来常有人问罗新,走了这么一趟有什么收获?你对辇路路线有哪些新发现?他很诚实地回答—没有获得任何可以算作科研成果的新发现。但他丝毫不觉得这一趟白走了。说到底,他本来就是“为走而走”,走出象牙塔,走出论文体。他想用行走来感受中国的现实,并探究一种新的写作形式。

一路所见所闻,被罗新记录在书中

  历史无非是过去的现实,现实的细节就散落在路上。有时,那些琐碎的细节比繁琐的考据更令人回味悠长。

  罗新徒步前有朋友问,人家君臣不是坐车就是骑马,哪有你这么靠两只脚的?的确如此。除了最低等级的役使人员,那时往返两都者大多数都是乘车骑马,而罗新平均每天得走30公里左右。

  罗新也考虑过路上雇头驴,免得背包太沉。他向一个来自北京延庆的出租车司机咨询雇马的可能性,他说,现在的牲口哪能走那么远啊。

  徒步中,罗新在一些村子停留、买水或问路时,吃惊地发现许多人都说他们不是本地人,都来自外地,租住此处才几年时间。他想起去年夏天在湖北老家农村徒步时,也遇到类似的情形。那些坐在古镇老房檐下乘凉的人,对他打听的本地往事一无所知,因为他们也是近年才搬来的。

  “当代中国急剧的人口流动并不只是发生在城市,偏远的乡村亦不例外。”罗新说。

  一路上,他遇到很多人:特意陪他走了很远一段路才赶回去接孙子的中年男人,疾速行进却不显得劳累的户外爱好者、中途加入他行程的成功人士友人、长城脚下开客栈的人、头戴花冠的妇女……种种细节和片段都在共同构成这段旅程,构成一个当下的状况。

  内外两种人生的对话

  一路上,过去50年的人生片段在罗新脑海零星闪烁:年少时不为人知的暗恋,大学时半途而废的远足,年轻时对打牌的迷恋,风华正茂的女学生突然离世,浅淡之交故人的神奇失踪……人生的五味杂陈,罗新都一一忠实记录。

  罗新认同旅行作家堂·乔治说的,“每次旅行都是朝圣”。

人在旅途

  “并非某个神圣的目的地决定旅行的朝圣性质,赋予旅行以朝圣性质的是旅行者自己在旅行中的行为和思想。旅行使我们更深地走向自己的内在,同时也把自己开放给世界的外在,真正的旅程是我们内外两种人生持续展开的对话和交互作用。”罗新说。

  罗新觉得,走路时进入的那种沉思状态,那分分秒秒和无意识的一步一步,带给人极大的愉悦、头脑的清醒,与心情的平静。走在深山荒草间,人的视觉、触觉、味觉、听觉与大自然真真切切地发生联系,让我们更深地走向自己的内在。行走的意义,也许就在于行走本身。

  北大历史系教授陆扬称罗新记述的旅行是一本伟大的游记。“读完我有两点感受:第一,我们的世界离游牧的世界并不是那么遥远;第二,这本书随时有一种历史学家的距离感。”

  陆扬特别赞赏罗新笔下的分寸感,不直接告诉结论,而是让给读者自己去判断,同时不迁就读者。“现在的书,出版也好,书写也好,太多迁就读者的。他这里完全没有,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书写。这个也让我觉得题材在这里获得很强的生命力。”

  罗新认为,关于大家怎么读历史,我们过去的历史教育里面太过于强调所谓的真实、真相,变成了一种“我告诉你真相,你把真相记住”。这是中学历史教育的特点,而历史没有标准答案。

  罗新说,通常我们相信,未来是开放的、流动的、不确定的;同时我们过去是已经发生的,因为是确定的、唯一的、不可更改的。“然而当我们试图重建过去的真相时,所有的经验都告诉我们,真相的确定性和唯一性几乎是无法实现的,也许这就是历史和历史学之间的巨大鸿沟。”

  知名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蒙曼说,“跟着罗老师旅行,山川都是带字幕的”,不仅仅看到自然的山川,还看到山川背后的历史、文化,包括罗新因此生发的人文关怀。

  徒步最后一天,下午4点,罗新到达明德门前,走过木板铺设的门道,进入上都城。站在密布着芨芨草和荨麻的南城墙上,他极目南望。

  “草场以南,是绿草覆盖的、线条柔顺的低矮山丘。山丘之南,是看不真切的、黛色的远山。我知道,远山之南,是燕山山脉的无数沟谷与山脊,再往南就是华北平原北段的北京。我15天来走过的路,就在这看得见看不见的山野间。河山万里当前,我心里只有感激,生也何幸。”罗新感慨道。

分享到:
下一篇 责任编辑:

微信关注 今日中国

微信号

1234566789

微博关注

Copyright © 1998 - 2016

今日中国杂志版权所有 | 京ICP备:060000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