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53岁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做了一件他惦记了15年的事—从大都走到上都。他从北京健德门启程，沿着古代辇路北行，用了15天的时间，一步一步用脚丈量了450公里的山川河流，抵达上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

　　这是元代皇帝如候鸟一般春去秋回的线路。忽必烈称汗后建立两都制，以燕京（今北京）为大都，以开平为上都，连接两都之间的道路共有四条，其中专为皇帝南北巡幸所开辟的道路为辇路。

　　罗新将这段经历记录在新书《大都到上都》里。这既是一次徒步，也是一场关于历史、关于当下、关于自我的深刻探寻。

　　用行走丈量中国

　　据记载，当年这条连接两都、专为皇帝开辟的辇路两侧，水草丰美，山川秀丽，沿途城堡墩台彰显着边塞的威仪，往来商旅不绝。这里是山川的终点，草原的起点，是自古以来从蒙古高原进入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这条路是沟通长城内外、连接草原文明与农耕文化的历史走廊，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

　　由于史料不足以反映路线细节，所以史学界对辇路的认识有颇多争议，至今仍有模糊不清之处。15年前，罗新在读书时就对这条路有很大的兴趣。他当时就萌生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自己走一趟呢？

　　15年后，2016年4月某天夜里，罗新在五道口寓所，耳畔轰响着前往八达岭方向的列车，他盯着书架上那些读过或计划读的旅行书，忽然想：为什么不是今年呢？

　　这不仅仅是因为一个15年前的梦想。

　　“我，作为一个以研究中国历史为职业的人，真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国吗？我了解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吗？我所研究的那个遥远迷蒙的中国，和眼下的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罗新在书中说。

　　作为知名的北大教授，罗新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中古史和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史，其代表作有《中古北族名号研究》《黑毡上的北魏皇帝》等。

　　罗新曾在哈佛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研究，并喜欢在国内外讲学之余长期进行徒步考察，曾徒步于太平洋屋脊步道，体会夜晚野外冷风呼啸；也曾在翻越东天山的12条达坂时遭遇暴风雪、命悬一线。

　　“行万里路”的背后，是“读万卷书”和各种思考。罗新很喜欢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的《同查理一起旅行—寻找美国》。该书卷首语里说：每一次旅行，每一次远征，每一次探险，都自成一体，迥然不同于其他旅程，各有自己的人格、气质、个性和独一性……不是我们成就了旅行，而是旅行成就了我们。

　　有人好奇，罗新又不是蒙元专家，为何要选择这条路线。罗新说，他是研究北方民族史的，所以特别关注长城地带。对他来说，长城地带是观察中国北方问题的一个重要窗口。这次徒步15天里，他差不多一大半时间都是在中间将近300公里宽的长城地带行走。

　　因为特别关注长城地带，所以罗新特别关心明代的史学家、文学家们，他们到底对长城地带怎么写。他查来查去，发现明代真正关于长城留下大量作品的没有几个人。其中有徐文长，他就买了徐文长的集子，仔细地读完，在里面慢慢发现一些有趣的话题，这些发现也被他记录在书中。

　　旅游和旅行的区别

　　罗新这次徒步，经龙虎台，过居庸关，行黑谷，越沙岭，背着行囊，穿行在烈日、暴雨、尘土飞扬中，穿越北京、河北的重叠山谷，进入内蒙古草原，一步一步丈量完从健德门到明德门的路途。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元上都遗址

　　路程过半之后，罗新只在每天早晨的两三个小时里会感觉到轻松并享受行走的快乐，之后就是一种麻木的疲劳感。但他对这种状态并不排斥，相反，享受里里外外的那种安宁。他想起了比尔布莱森的《林中行纪》所说的：生活获得了一种纯净的朴素。

　　450公里的路程，开车三四个小时即可到达，换作高铁或者飞机更快。罗新用了15天，元人要花更长的时间。

　　“他们不像我们这样一日不歇，急着走完全程，跟完成科研项目一样。他们人生的相当一部分都在路上。或许正是慢速移动使他们得以更多地同时浸润在自然和社会中，与时代、与大地建立起更丰富、更深刻、更富意义的关联。”罗新说。

　　罗新喜欢徒步，在他看来，旅行与旅游是有区别的。作为学院派知识分子，罗新一直在警惕自己与中国当下现实的隔膜。“尽管我们总在‘研究’中国，但早已习惯了远离山野，远离街巷，远离建筑工地，远离满身脏污的劳作人群。我们只是在图书馆、在书页和数字里研究所谓的中国和中国社会。”

　　在新书交流会上，现场读者提问，交通如此发达的今天，为什么非要选择徒步这种最艰苦的方式呢？“后工业时代，当时间和空间被压缩得几乎不值得测量时，徒步是对主流的抵抗。”罗新说。

　　一年来常有人问罗新，走了这么一趟有什么收获？你对辇路路线有哪些新发现？他很诚实地回答—没有获得任何可以算作科研成果的新发现。但他丝毫不觉得这一趟白走了。说到底，他本来就是“为走而走”，走出象牙塔，走出论文体。他想用行走来感受中国的现实，并探究一种新的写作形式。

一路所见所闻，被罗新记录在书中

　　历史无非是过去的现实，现实的细节就散落在路上。有时，那些琐碎的细节比繁琐的考据更令人回味悠长。

　　罗新徒步前有朋友问，人家君臣不是坐车就是骑马，哪有你这么靠两只脚的？的确如此。除了最低等级的役使人员，那时往返两都者大多数都是乘车骑马，而罗新平均每天得走30公里左右。

　　罗新也考虑过路上雇头驴，免得背包太沉。他向一个来自北京延庆的出租车司机咨询雇马的可能性，他说，现在的牲口哪能走那么远啊。

　　徒步中，罗新在一些村子停留、买水或问路时，吃惊地发现许多人都说他们不是本地人，都来自外地，租住此处才几年时间。他想起去年夏天在湖北老家农村徒步时，也遇到类似的情形。那些坐在古镇老房檐下乘凉的人，对他打听的本地往事一无所知，因为他们也是近年才搬来的。

　　“当代中国急剧的人口流动并不只是发生在城市，偏远的乡村亦不例外。”罗新说。

　　一路上，他遇到很多人：特意陪他走了很远一段路才赶回去接孙子的中年男人，疾速行进却不显得劳累的户外爱好者、中途加入他行程的成功人士友人、长城脚下开客栈的人、头戴花冠的妇女……种种细节和片段都在共同构成这段旅程，构成一个当下的状况。

　　内外两种人生的对话

　　一路上，过去50年的人生片段在罗新脑海零星闪烁：年少时不为人知的暗恋，大学时半途而废的远足，年轻时对打牌的迷恋，风华正茂的女学生突然离世，浅淡之交故人的神奇失踪……人生的五味杂陈，罗新都一一忠实记录。

　　罗新认同旅行作家堂·乔治说的，“每次旅行都是朝圣”。

人在旅途

　　“并非某个神圣的目的地决定旅行的朝圣性质，赋予旅行以朝圣性质的是旅行者自己在旅行中的行为和思想。旅行使我们更深地走向自己的内在，同时也把自己开放给世界的外在，真正的旅程是我们内外两种人生持续展开的对话和交互作用。”罗新说。

　　罗新觉得，走路时进入的那种沉思状态，那分分秒秒和无意识的一步一步，带给人极大的愉悦、头脑的清醒，与心情的平静。走在深山荒草间，人的视觉、触觉、味觉、听觉与大自然真真切切地发生联系，让我们更深地走向自己的内在。行走的意义，也许就在于行走本身。

　　北大历史系教授陆扬称罗新记述的旅行是一本伟大的游记。“读完我有两点感受：第一，我们的世界离游牧的世界并不是那么遥远；第二，这本书随时有一种历史学家的距离感。”

　　陆扬特别赞赏罗新笔下的分寸感，不直接告诉结论，而是让给读者自己去判断，同时不迁就读者。“现在的书，出版也好，书写也好，太多迁就读者的。他这里完全没有，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书写。这个也让我觉得题材在这里获得很强的生命力。”

　　罗新认为，关于大家怎么读历史，我们过去的历史教育里面太过于强调所谓的真实、真相，变成了一种“我告诉你真相，你把真相记住”。这是中学历史教育的特点，而历史没有标准答案。

　　罗新说，通常我们相信，未来是开放的、流动的、不确定的；同时我们过去是已经发生的，因为是确定的、唯一的、不可更改的。“然而当我们试图重建过去的真相时，所有的经验都告诉我们，真相的确定性和唯一性几乎是无法实现的，也许这就是历史和历史学之间的巨大鸿沟。”

　　知名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蒙曼说，“跟着罗老师旅行，山川都是带字幕的”，不仅仅看到自然的山川，还看到山川背后的历史、文化，包括罗新因此生发的人文关怀。

　　徒步最后一天，下午4点，罗新到达明德门前，走过木板铺设的门道，进入上都城。站在密布着芨芨草和荨麻的南城墙上，他极目南望。

　　“草场以南，是绿草覆盖的、线条柔顺的低矮山丘。山丘之南，是看不真切的、黛色的远山。我知道，远山之南，是燕山山脉的无数沟谷与山脊，再往南就是华北平原北段的北京。我15天来走过的路，就在这看得见看不见的山野间。河山万里当前，我心里只有感激，生也何幸。”罗新感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