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秘建交50周年，中秘两国关系从政治到经济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使我们更加缅怀老一辈华侨的爱国、爱乡的情怀和人格魅力。

　　戴贺廷的名字在秘鲁侨界可谓大名鼎鼎，在他的家乡广东也是响当当的。

　　秘鲁创业

上世纪50年代戴贺廷一家人

　　1899年冬天，戴贺廷出生在广州人和镇高增村。家境清贫，靠租来的2公顷田地种植水稻和蔬菜维生。7岁他虽然开始上学，但由于父母每天清晨必须去很远的水井取水，他只得承担为家人做早饭。12岁起，开始帮助家里照料田地，收割作物。

　　13岁时，他远渡重洋，来到秘鲁与早先来的父亲团聚。路程遥远，船在海上航行了整整65天。每天100多人挤在一起睡觉，生活十分艰苦，基本以土豆为生。1913年，他抵达卡亚俄港，和父亲住在利马唐人街，他先是学习了三个月的西班牙语，然后去学校（Colegio Lima）读书，但7个月后便因为经济问题辍学，开始在杂货店工作。

　　6年后，19岁的戴先生第一次返回中国探望母亲，却因为父亲突然去世，不得不快速返回秘鲁处理后事。

　　此后，戴贺廷开始自己谋生做些小生意。直到1944年的一天，他收到同乡加好友戴宗汉的电话，决定向银行借贷8万索尔投资秘鲁北部的Pacasmayo省的Cultambo农场，开始在那里种植水稻。由于经营得当，天公作美，农场收成非常好，一年内还清了银行贷款，更在两年后买下了农场。戴贺廷和好朋友对1200公顷的农场进行了合理开发使用，不仅种植农作物还发展畜牧业，规模最大时牛有200头，生猪达5000多头。他们还兴办粮食、蔗糖加工厂。

　　秘鲁北部的农田地势高低不平，常年干旱，每年少量的雨水很难有效灌溉水稻。于是，他们就想出了一个能够存住雨水，并充分利用雨水，依地形顺势而行的“曲灌法”，类似梯田把水由高向低引入覆盖到每一块农田，保障了种植面积。这一省钱省力的方法，不仅使他们的水稻丰收，还获得了秘鲁政府的嘉奖。

　　1951年戴先生和家人告别合作了20多年的好朋友回到利马定居，开始从事建筑和商业，聪明的头脑、勤奋踏实的作风为他带来财富，同时他不忘用手中的资财回馈秘鲁社会。1962年，戴先生出资在Pacasmayo省修建了小学，解决了当地儿童就学问题。他还为秘鲁的国立医院捐赠医疗设备。秘鲁的华侨组织中华通惠总局大楼重建、番禺会馆修建、华文报纸《公言报》印刷出版，都少不了他的慷慨资助。

　　心系祖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戴贺廷对祖国家乡的建设非常关心。他多次回国探亲访友，在支持家乡建设的捐款名单中总能看到戴贺廷和他好朋友戴宗汉两个人的名字。

1970年代，戴贺廷晚年时回到家乡与捐助学校的师生们座谈聊天

　　他们共同为家乡兴建同文中学、人和镇高增小学，出资修建广州七十三中学教学大楼、为广州暨南大学复办捐款100万港币，也为家乡修水渠、铺设水泥路，带头捐资兴建人和华侨医院等等。还为广东某大学捐赠了一间实验室。

　　戴贺廷1997年逝世，他一生虽然身在海外，却对祖国家乡心怀赤诚，为家乡的建设和文化福利事业贡献良多。1988年10月16日他被广州市政府授予“广州市荣誉市民”称号。

　　言传身教

　　戴贺廷一共有七个子女。 在他们的记忆里，父亲做事总是亲力亲为，对穿衣打扮从不讲究，生活非常简朴。

　　他的四子戴国威说，小时候只有在节假日一家人才到外面的餐馆聚餐，平时都是在家里父亲做饭。父亲每次到市场买东西都会带着我们去，在买肉和菜的时候教我们怎样挑选，肉的那个部位怎样做。父亲下厨，我们都会在厨房帮忙打下手，这样耳闻目染，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慢慢都学会了一手好厨艺。

　　父亲总叮嘱我们一定要学会做饭，无论什么时候，遇到什么困难，有了这个一技之长，一家人就可以吃饱吃好，如果开餐馆不仅可以照顾家人，做得好还可以有收入，也许这就是老一代华侨在异国他乡的生存之道。

　　在戴贺廷的长子戴国坤印象里，父亲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有功者留饭留菜，无功者饭菜不留”。所以，他们几个从小就摒弃了不劳而获的懒惰思想。这也充分表现了戴先生对子女奖罚分明的态度。

　　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戴先生却先后把5个儿子送回国读书，让出生在秘鲁的他们都接受中国教育，这一举动在当时那个年代是非常了不起的。

　　为了子女能够安心在中国读书，戴贺廷在广州买下了一幢别墅，他们一家也成为第一批广州华侨新村的居民。

　　戴贺廷的儿子们在国内完成基础教育后回到秘鲁，先后完成了大学学业，有的在秘鲁侨社中担任领导职务，为早期秘鲁与中国贸易交往发挥了沟通桥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