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中央有关部门2021年2月28日至3月1日在深圳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人士对完善“爱国者治港”有关制度的意见。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与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了座谈会。夏宝龙在会上表示，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是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的关键。为此，要完善有关制度，确保香港的政权机关牢牢掌握在真正的爱国者手中。 

　　此前，夏宝龙在2月22日举行的全国港澳研究会视频研讨会上发表有关“爱国者治港”的重要讲话，释放重磅信号。夏宝龙表示，爱国也不是抽象的，爱国就是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我们这个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里，可以允许有不同政见，但这里有条红线，就是绝不能允许做损害国家的根本制度，也就是损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事情。 

　　讲话有关内容在香港社会引发许多讨论：夏宝龙说的“爱国者治港”是否就是“爱党者治港”？“反中乱港分子”和“有不同政见的普通市民”之间的区别和界限又在哪里？什么是“爱国者”中的“坚定爱国者”？ 

　　针对这些问题，《环球时报》记者日前专访了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前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他全面阐明了“爱国”“爱港”与“拥护党”三者的关系，并分析认为，夏宝龙的讲话是在向香港三个不同群体“喊话”，而对三者释放的信号也有一定区别。 

　　环球时报：夏宝龙22日作出有关“爱国者治港”重磅讲话后，港内出现很多声音。有人称，这是“要爱国，先爱党”；还有人称，这不是“爱国者治港”，而是“爱党者治港”。您怎么看这些说法？ 

　　刘兆佳：有些人在刻意误读夏宝龙的讲话，夏宝龙在讲话中从未提到“爱党”的要求，他所强调的要求是：要尊重回归后香港的宪制秩序，即尊重和拥护国家宪法与基本法。而国家宪法第一条就已明确：“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可以从“负面清单”的角度来理解夏宝龙的话：你可以不“爱党”，可以不信仰共产主义，不信仰社会主义，但你不能采取行动，去试图改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事实，不能违反宪法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夏宝龙的论述也是在纠正长期以来香港一部分人对“爱国”概念的误读，即爱一个抽象的“文化中国”“历史中国”“民族中国”，并将之与现实中存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立，然后以此为由，做一些事情损害、破坏、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夏宝龙的讲话是针对这些人和他们的行为，明确地划下一条“红线”。 

　　环球时报：您认为香港社会到底该如何理解“爱国”“爱港”“拥护党”三者的关系？过去，港人在理解这一问题上有哪些常见的误区？ 

　　刘兆佳：长期以来，很多香港人都无法正确理解这三者间的关系，因为他们大多从香港本地出发，把香港当作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但却从没真正认真考虑过香港人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基本法对这方面内容提及得也很少。 

　　一些香港的反对派也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把香港的利益与内地、国家和中央的利益对立起来，宣扬“既然要保护香港利益，就不能让中央插手香港事务，否则会对香港不利”等论调，并把这当作动员民众参与“抗争行动”、推动他们认为的“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理据。而这种论调一度在香港颇有市场，因为不少香港人仍然有“反共反中”的倾向。 

　　但是，他们忽略的一个事实是：“一国两制”这一政策本身，就是建立在国家和香港的共同利益之上，对国家发展、香港维持原有制度和生活方式、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都有利，而这一制度的创制者正是中国共产党。正如夏宝龙那天在讲话中所说：一个人如果声称拥护“一国两制”，却反对“一国两制”的创立者和领导者，那岂不是自相矛盾？所以，“爱国”“爱港”和“拥护党”，三者在方向上和利益上是统一的。 

　　当然，我不敢说内地和香港在利益上完全没有矛盾，但整体来说，香港和国家就是在事实上构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西方在打压中国时，也在同时打压香港，不管香港人承认还是不承认，西方国家已经把香港当成了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反对派，他们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一手缔造和建立起的”的事实，把一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法律和措施曲解为“共产党为维护自身统治”，然后打着“爱‘文化中国’‘历史中国’‘民族中国’”的旗号，实际却做着反对现实中的中国和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 

　　对于这些人，夏宝龙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中央绝对不能容忍这些人继续打“爱国”旗号，他们在政治上也不会有任何前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不容动摇的，中央也会不惜一切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主权和发展利益，这也是中央对香港反对派提出的一次非常严重的警告。 

　　环球时报：夏宝龙主任还有一段话是，“爱国者治港”不是要搞“清一色”，一部分市民对国家和内地了解不多，甚至对国家和内地存在各种成见和偏见。对这些人的取态，中央是理解和包容的，也坚信他们会与反中乱港分子划清界限，积极参与香港治理。这其中所说的“中央可包容的、对国家和内地存在成见和偏见的香港市民”和“反中乱港分子”区别的界限在哪里？夏宝龙这段话又是在向香港社会释放什么信号？ 

　　刘兆佳：上世纪，中央当年之所以制定“一国两制”这一方针，就是承认了“香港存在不少人对中共、中国和社会主义有偏见、有成见”这一事实，并因此决定不把内地这一套在香港实施，而尊重香港的独特性。“一国两制”本身就是为这一目的而创制的。 

　　但是，允许香港人在心理上、精神上不喜欢内地及其制度，不等于说你可以采取行动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或改变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 

　　另外，我认为夏宝龙其实是同时在向三种对象喊话，而对三者释放的信号也是有一定区别的。一是针对激进的反对派，如果他们仍继续越过“红线”，他们的结局会非常悲惨。 

　　二是针对普通市民，告诉他们“一国两制”的基本政策方针并没有改变，只要不做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拥有的自由和权利都不会改变，普通的批评、骂一骂，料想中央也不会就不容忍，而且未来在一个更良好的政治社会局面下，民主发展的前景可能反而更美好。 

　　三是针对有从政意愿的人，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中央有更严格的要求，即成为“坚定的爱国者”，不仅不能做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还需要主动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必须效忠中央政府，接受中共的领导。 

　　环球时报：在夏宝龙的讲话中，“爱国者”中还有一部分“坚定爱国者”，他们来担任重要岗位、掌握重要权力、肩负重要的特区管治责任。您怎么理解“坚定爱国者”这个定义？中央对他们比一般的“爱国者”有哪些更高的要求？ 

　　刘兆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香港特区管治团队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复杂多变、越来越艰难、越来越激烈的政治斗争。在这种局面下，中央对治港的“爱国者”有更高要求是必然的，他们不能只集中于香港内部的一些行政管理，还需要有国际视野，了解国际大局，有国家意识，了解国家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和挑战。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治港的“坚定爱国者”需要关注到香港内部那些不会善罢甘休的内部敌对力量，他们一定会继续寻找任何机会继续争取自己的目标。“坚定爱国者”需要有高度的战斗力和团结性，来应对这些斗争。 

　　具体来说，治港的“坚定爱国者”不仅要严格执行国安法，还要积极主动地推动各种与维护国家安全有关的制度建设和法律改革，而且这种改革不仅是在管治领域，还应涉及到教育、媒体、司法等各个领域。 

　　国安法只是一个开头，还有大量的具体工作需要“坚定爱国者”们去做，其中也包括对香港选举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