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在二战后历来将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现任总理默茨作为德国传统建制派的政治精英，曾担任促进对美关系的“大西洋之桥”协会主席以及全球最大资产管理集团贝莱德的德国公司监事会主席，同样具有明显的跨大西洋主义倾向。然而，这一亲美倾向在特朗普再度上台的背景下已发生明显变化：默茨在德国大选中就已经主张“绝对的优先事项是尽快强化欧洲实力，这样我们才能逐步实现真正摆脱美国而独立”，近期更公开强调德国是美国的伙伴和盟友，但不是“附庸”。该变化的诱因是美国内政外交方针的调整——特朗普2.0政府对外进一步强化“美国优先”理念、全球战略收缩和交易型外交风格，指责德国在安全、贸易等领域利用美国，批评“德国国防全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美国的政策调整给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带来极大冲击。 

　　面对美国这一变得不可预测但始终至关重要的“盟友”，德国仍旧在战略自主和对美依赖之间极限拉扯： 

　　一方面，开启“战略觉醒”，抱团取暖维护自身核心利益。在特朗普随意发出和收回对格陵兰岛采取军事行动以及对欧洲八国征收关税的威胁之后，默茨在达沃斯描述了一个基于权力、实力和武力的“大国政治新时代”，要求欧洲盟友调整适应。他愈加坚信在当前大国竞争中需要强硬姿态和领导力，而特朗普只看重实力、惩罚其眼中的软骨头，因而选择主动“示强”，彰显领导力和实力来维护自身利益，推动跨大西洋关系重构。他主张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在军事上减少对美依赖，承担防务主导权，加强对美国的谈判议价能力。面对美俄在乌克兰问题上“越顶外交”的风险，德国和欧洲其他主要国家提出欧洲版和平计划，推动欧洲上桌争取话语权。针对特朗普购买格陵兰岛的企图和加征关税的极限施压，英法德等主要欧洲国家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北极安全是欧洲的关键优先事务，强调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讨论向格陵兰岛部署军事力量，以此满足特朗普声称的安全需求。与此同时，欧洲国家也着手准备反制措施，商讨被视为贸易“大杀器”的反胁迫工具，计划对美国商品征收关税或对美国企业进行制裁。 

　　另一方面，保持路径依赖，委曲求全维持传统盟友关系。包括德国在内的多数欧洲国家仍希望修复与美国的信任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沿袭固有路径，审慎处理欧美在经贸、安全等领域的分歧，主张欧美关系的首要目标是避免恶化，防止矛盾升级。在去年7月达成的贸易协议中，欧盟作出重大让步，换取美国在市场准入、安全保障和技术等方面相对合作的态度，尽管欧洲议会日前由于美国关税政策变数暂时搁置了该贸易协议的审批程序。欧盟方面还主动表示愿响应特朗普提出的北约国家军备开支达到国内生产总值5%的新要求，而欧洲包括德国的军备开支相当比例是用来购买美国武器，以取悦美国。在委内瑞拉问题上，这一忍辱负重的心理更为明显，默茨用“复杂”来描述对美国抓捕委内瑞拉总统行动的法律评估，避免公开批评美国入侵委内瑞拉，而在今年1月底的外交政策政府声明中，默茨仍重申对美关系的价值。 

　　德国这一纠结心态同样体现在其对华政策上，一方面，德国清楚在经济贸易和全球治理等诸多领域绕不开同中国的合作，重视中国作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的作用，仍致力于发展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另一方面，随着时代转折背景下的德国与欧洲日益重视地缘政治博弈和整体国家安全，默茨政府固化了对于中国的“制度性对手”的定位，实施所谓降低对华依赖性的“去风险”和“多元化”策略，与中美以外的其他国家发展伙伴关系。1月份，默茨上任后亚洲首访印度，被称为“战略转向的关键一步”。此外，德国政府设立所谓与安全相关的德中经济关系审查委员会，实现对华“依赖节点”的精准管控。 

　　尽管如此，在德国政界瞻前顾后的同时，中德经贸合作仍旧表现出稳定的内生动力。德国大企业近年来对华直接投资逆势大幅增长，占欧洲在华投资总量一半以上，尤其加大了在智能制造等创新和研发领域的投资与合作，而德国也始终是中国企业出海欧洲的首选投资地之一。 

　　默茨此次率大规模、高规格经贸代表团访华，重点考察中国和德国企业在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发展现状，既体现了德方在当前欧美关系裂变背景下通过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实现战略对冲的意图，也凸显了德方深化双边经贸合作、助力德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强烈意愿。中方同样希望持续深化两国务实合作，将“合作机遇”变成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 

　　特朗普二次上台以来冲击国际秩序与主权规范，持续减少发展援助，退出大量联合国实体和国际机构。目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宣布将约四分之三的职位从纽约总部迁至德国波恩。德国历来主张多边主义、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而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德可不断挖掘新的合作动能，共同为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以及全球治理注入稳定性。 

　　伍慧萍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