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曲折前进的当下，中国为何能持续创造发展奇迹？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国又如何实现国家目标的高效落实？答案就藏在中国独特的“发展方法论”中——以五年规划为代表的“目标治理”体制。这一体制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模式的重要体现。其核心在于，国家能够不断制定合理的目标，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目标匹配，一旦目标提出，便能动员全社会资源确保其贯彻落实，从而展现出强大的国家目标实现能力。这正是中国实现发展奇迹的根本原因，也是其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通过“目标治理”，中国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二元对立，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制度创新的中国方案。

　　长远布局：“目标治理”的长远性与系统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清晰且宏大的百年战略——从1949年到2049年，用一百年的时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百年战略，被巧妙地分解为20个五年计划或五年规划的阶段性目标。用前30年（1949-1978年），中国成功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接着用40年8个五年规划（1981-2020年），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新的30年6个五年规划（2021-2050年），致力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即将进入“十五五”规划阶段，正处在百年征程的关键节点。作为处于中国式现代化关键时期的规划，不但要谋划未来五年，同时还要展望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现代化的大方向在百年时间里保持不变，同时一代代接续努力，一个个五年规划接续奋斗，但在具体目标上中国是与时俱进，不断进行适应性调适的。这种着眼于未来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长远战略视野，与世界上部分国家形成鲜明对比。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如曾经遭遇的贸易摩擦，中国始终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从容应对挑战。这种定力源于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立足长远布局（play the long game），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恩格尔所言：“当美国为下一次选举做规划时，中国正为下一代做规划。” 

　　五年规划“目标治理”带来的另一个显著优势在于政策的系统性，围绕着规划制定的目标实现，对于政策、制度进行系统的设计，在规划的主线和目标指引下对于一揽子政策进行通盘部署，同时为了实现宏观政策更好的取向一致性，我们明确要求加强规划的战略导向功能，要求加强发展规划对于财政、金融、土地、产业、科技、民生等宏观政策加强战略导向。

　　相比之下，一些国家在政策制定中面临不同挑战。由于缺乏系统的目标治理框架，时不时出台一个法案，颁布一个行政令，但是不同法案、行政令之间缺乏内在系统设计，不同政策目间常出现目标冲突、效果抵消的情况，导致企业深受混乱政策信号之苦，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连贯性与稳定性。

　　言必行、行必果：“目标治理”的可实施性与自洽性

　　中国的五年规划绝非停留在纸面上的愿景，而是一套具有强大执行力的发展方案。凭借完善的实施机制，中国能够在目标确定后迅速高效地动员全社会资源，保障规划落地。从制定责任分工方案、细化分解约束性指标，到将五年目标拆解为年度任务，再通过动态评估、严格督查与激励政策协同发力，形成闭环管理体系。即使在“十四五”规划期间遭遇疫情冲击与国际环境动荡，绝大多数目标依然稳步推进，充分展现了中国发展战略的韧性与可靠性。这种“言出必践”的执行能力，不仅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也让中国在国际合作中，如气候减排等领域的承诺更具可信度与说服力。

　　在目标治理模式下，中国并非依赖单向的指令传导，而是构建起国家与个体协同发展的良性互动。政府通过政策引导与资源调配，尊重企业与民众追求个体发展目标的自主性，将个体愿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实现个体目标与国家战略的深度契合。

　　五年规划既具备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也扎根于民生需求的基本逻辑。通过广泛问计于民、精准对接社会需求，中国将宏观战略规划与微观民生视角相结合，确保国家发展的“大逻辑”与民众生活、企业运营的“小逻辑”相互贯通。以新质生产力发展为例，五年规划中的战略蓝图，需要层层转化为具体产业政策、投资项目，最终落实到企业创新实践中，实现宏观政策与微观经济活动的有机联动。

　　在全球治理实践中，不同国家面临各异的发展挑战。部分国家在政策制定中，或因过度迎合短期民意陷入发展短视，或因缺乏系统性规划导致目标落空，难以平衡国家战略与民众诉求。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五年规划，将个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纳入国家发展的整体框架中，将民众关于收入、医疗、养老、教育等民生领域的真切诉求，通过科学专业的公共政策设计转化为系统、可持续的发展方案，实现了国家发展大逻辑与民众生活小逻辑的紧密衔接与良性互动。

　　全球视野：“目标治理”贡献人类治理文明的中国智慧

　　规划本身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是人类制度文明的产物，承载着人类对有序发展的共同追求。从马克思的国家计划构想到德国左翼思想家的规划理念，再到苏联的大规模实践，规划思想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不断演进发展。中国在借鉴规划理念的基础上，立足本国国情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于21世纪创造了一种新型的规划模式，不仅重塑了人们对传统计划经济的刻板印象，更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向。

　　关于国家计划有的理论由来已久。20世纪30年代，有观点认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分散的，信息也是分散的，因此中央计划经济是不可行的。今天来看，中国所制定的规划并非是分散性的，而是一个整体性知识的规划，它涵盖了对人类社会运行至关重要的整体性知识。在这种“整体性知识”领域，规划是最为有效的手段。相反，在需要自下而上信息汇聚的微观市场领域，市场机制则更为高效。中国实践的精髓在于将规划之手与市场之手有机结合，在不同层级和领域发挥各自的优势，同时形成市场和规划的组合优势。中国的五年规划已经是一个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方面面的全面的国家发展规划，即一种“整体性知识规划”。这为人类共同探索21世纪更好的规划和治理模式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智慧”。中国以其独特的“目标治理”实践，为全球贡献着探索未来治理模式的“中国方案”。

　　鄢一龙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