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公元前476年至公元前221年）是一个充满政治动荡、社会严重不稳定的时期，也是中国先秦哲学的黄金时代。当时，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哲学家都在关注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如何实现政治统一和稳定？有的哲学家周游列国并拜访各国统治者，就如何治理国家这个问题为其出谋划策，另一些哲学家则选择留在故土，为祖国效力，但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一个国家的最终目的在于兼并其他各国，一统天下，最终建设一个符合道义、有利于民的政府。 

　　在那个时代，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盛产思想家的国家，一大批第一流的思想家几乎同时出现在东西方历史舞台上，中华民族也不是唯一一个对自身遇到的政治混乱表示担忧的民族。在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在关注政治稳定，并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在印度，哲学家将关注的重点投向了统治精英集团，在古代以色列，摩西在神学权威——上帝的引导下，带领犹太民族摆脱了流亡的命运，回到了他们的应许之地。 

　　然而，就对政治思想而言，中国和古希腊的哲学家显然更胜一筹。在下文中，我将讨论早期的道家在国家治理方面的理念。道家的某些主张与民主思想不无相通之处，但其实现方式却显然更有效。此外，我还会以比较的方式讨论柏拉图反对民主的论点，这位古希腊哲学家认为民主逊色于其他形式的政体，包括君主政体、贵族政体甚至是寡头政体，其理由是，在民主政体中，大多数选民通常并不具备治理社会所必需的专业知识（柏拉图1974，第六卷）。根据柏拉图的主张，国家应当交由一位“哲人王”来统治，但这位“哲人王”须具备善政统治所需要的智慧和道德水准，大卫·埃斯特隆德（David Estlund 2003）将其称为“epistocacry”（智者治国，或基于知识的统治）——一种涉及专家统治的寡头政治形式，这也类似于道家思想中圣人统治的政治主张。 

　　早期道家思想与政治稳定 

　　民主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承认自由的价值。根据民主的定义，民主政体是建立在每个人都应当是自己生活的主人这一理念的基础之上的。在民主的理念中，每个人的生活都深受其所处的大的社会环境、法律环境以及文化环境的影响，只有当每个人在集体决策的过程中都拥有平等的发言权和投票权时，个人才会对其所处的这个大环境拥有平等的控制权。卡罗尔·古尔德（Carol Gould）等思想家认为，一个社会只有落实某种形式的民主制时，个人才有机会实现自治（Gould 1988:45–85），而既然个人拥有自治的权利，他们就有民主参与的权利。这背后的思想是，个人的自治权利赋予了其在一定限度内做错事的权利。正如一个人有权为自己做糟糕的决定一样，当一群人在面对共同参与的活动时，他们也有权做出一些糟糕的或不公正的决定。 

　　道家从其创始人老子开始，就有着和前述同样的理想，只不过道家的话语体系中未曾提到民主或人民（其典籍中称为“民”或者“百姓”）对政治过程的参与。相反，在道家的理念中，国家治理是君王和官员们的职责，人民对国家事务始终不参与和不了解，统治者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干预，这最终会让他们受益，按照自己的方式过上理想的生活。正如《道德经》（第57章）所说：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徐1]  

　　“无”的思想在道教的治国理念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其中涉及两点，第一，统治者需要因顺“无”的思想，第二，百姓要专注于自己的事务。相应地，统治者要将百姓的愿望放在第一位，并消除自己的欲望（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第49章）。“无”的思想在政治行为中的应用使百姓能够自己去界定秩序的范畴。而采取武力统治则会适得其反，统治者对百姓的生活干涉得越多，产生的问题就会越多。如果君王和官僚能够让百姓自行其是，他们便能够管好自己的事务。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一种无政府状态。统治者当然也会做一些事情，不过大多数都是节制性的行为。《道德经》第三章说道：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正如艾姆斯和霍尔（Ames& Hall）在对本章的评论中所提到的：“在试图治理人民的过程中，独断专行地推行某一种价值判断，使其凌驾于其他价值判断之上，这种做法并不可取，这可能会造成意见分裂，甚至弄巧成拙。这种推崇一派而打压另一派的行为会导致民意的分歧，这并不利于民众的团结。最好的做法是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包容各色各样的人才和意见，并努力从事物自身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和欣赏它们；另一方面，任何形式的胁迫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不利于社会的良好治理。”在圣人的治下，国家治理领域不会有太多禁区，相反，它将是包容性的，在用人上不拘一格，思想上则百家争鸣。有效的治理方式只需要确保百姓在食物和健康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对其他方面无须插手，同时，政府应赋予社区一定的角色，让其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对于人民，则是鼓励其解放思想观念，对生活中的各种际遇和可能性持开放的态度。 

　　再回到第49章，我们可以看到，圣人的统治涉及对百姓的迁就：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歙歙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在这方面，有人可能会想到权威的问题。是什么让公民（即“普通老百姓”），将作为君王的圣人视为权威，并服从他们的统治？在民主的背景下，国家权威的合法性涉及三个主要概念。第一，国家可以凭借道德立场获得权威。如果国家的所作所为在道德上是正当的，那么其权威性就能站得住脚。第二，公民生活在一个国家内，天然地需要履行其中的各项义务，即国家拥有统治的权利，它和公民对义务的服是一体两面。 

　　对于早期的道家来说，统治者的权威来自于其对道的理解和把握能力，其对自然规律的了解，以及对宏观和微观宇宙关系的认识。在这方面，老子给出了两组比拟：道与统治者，万物与人。统治者的行为模式即是道，他们和人民的关系被比作道和万物的关系，正如《道德经》第51章中所说：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统治者要想在百姓中获得最高权威，这种道和万物的关系模式便是其所要遵循的模式。 

　　只要统治者不干涉人民的生活，去供养而不是管理他们，去帮助他们而不是向他们索取，去抚养他们而不凌驾于他们之上，那么统治者就被认为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有道君主。 

　　正如《道德经》第25章所说：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如前所述，“自然”的涵义是说万物“自身如此”。道即“无为而治”，不干涉，不强加于人或物，让事物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任其自生自灭。统治者作为道的化身，要以道为导向，避免去干涉人民的生活，避免将君主意志强加给人民，而应让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经营自己的生活。 

　　政治与道德：道德治理下的政治稳定 

　　在古人对国家治理模式的探索中，无论是中国古代不同学派的探索，还是古希腊哲学家的探索，都没有将政府与道德分开。每个学派、每个哲学家都在思考怎样的治理模式最有利于人民，以及什么样的政府形式对国家最有利。在当代，许多西方国家都选择了民主政体，在它们看来，民主意味着由大多数人来选择统治方式，因此民主政体便是政府的最终形式。然而，在古人的观念当中，道德上的良善指的是对整个社会的良善，政治家的任务是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使其能够为人们提供最佳的环境，让人们过上美好和充实的生活。哲学家对道德的关注较少地集中在个人身上，而是更多地集中在社会上，因为，如果一个社会是符合道德的，那么它终将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上想要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所想象的民主——即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运作，与我们在当代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社会和奉行个人主义的国家中所看到的民主相去甚远。在当代民主社会中，个人的权利往往会优先于社会的权利，人们对构建和谐社会这一事业的关注很多时候远不如对每个人的幸福的关注。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政治并不是不同个人或不同阶级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而是“为了过上完美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家庭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结成一个共同体。” 

　　对柏拉图来说，民主并不是理想的治理形式。他主张建立以智慧和理性为基础、并由哲学家国王进行统治的贵族统治制度。这位哲学家统治者必须具备一种能力，即能够认识并理解柏拉图思想所定义的善和真理。柏拉图论证了民主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相似之处。民主将自由视为至高无上的善，允许人们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即使这意味着违反社会法律。对柏拉图来说，民主是寡头政治的产物。在《理想国》中，柏拉图给民主设计了一个“民主人”的个性化形象，他的父亲则是寡头政治。他的内心被各种不必要的欲望所占据，比如对财富的渴望，这让他将心思更多地放在金钱而不是帮助别人上面。因此，在民主政体中，上位者可能是以个人利益为动机的追求权力的人。他们的思想可能非常腐败，他们的上位最终可能导致暴政。民主是一种不稳定的政府形式，并不能真正选出那些具备必要的能力和道德水准的领导人。而没有能干且有德行的领导人，就不可能有成功的政府。那些促使穷人对抗富人、将财富和财产的积累视为第一要务的政府是危险的政府。 

　　《道德经》和《孟子》都曾表达对财富积累、贪婪和将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凌驾于社会和政治和谐之上的做法的担忧。圣人或哲人王则能够克服和压制个人对名利的欲望，全身心地专注于政治和谐和社会统一。正如孟子在《孟子》一书的开篇所阐述的那样，他们关心的是道德，而非利益：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矣，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正如古代思想家所指出的，政治的稳定源于一个有德行的政府和一套用于规范社会运行的道德准则。今天的民主，尤其是西方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已经为了利益而抛弃了道德，为了个人而抛弃了社会。而这正是古代思想家所担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