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在其500年的发展进程中演变成三大流派，即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但只有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成一种社会制度，而其他两种形态只是一种思潮和运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我国实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就世界范围内的科学社会主义而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因苏东剧变而步入低谷，现在是否复苏还有待观察。不过在那个多事之秋，邓小平就坚信，“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事实，证明了邓小平的远见。而要推进这个事业的继续发展，还需基于历史进程展望其21世纪的发展前景。　

　　时代主题

　　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形态——空想社会主义起源于16世纪初。确切地说，1516年，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标志着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1524～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中再洗礼派和托马斯·闵采尔领导的运动，标志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兴起。虽然当时这种思想和运动并无关联，但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

　　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若干不同的阶段。学术界一般认为，第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母体内孕育、萌生、发育并最终取代封建主义的阶段，为期约300年，即从15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的英国产业革命。第二个阶段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为期约150年，即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这个阶段中，随着资本的扩张和产业革命所导致的社会化大机器生产的突飞猛进，资本主义很快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即是以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为主要研究对象，给后人留下了经典性的分析、批判和阐释。第三个阶段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为期约50年，即从世纪之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传统上认为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界说富有权威性，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第四个阶段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以国家垄断为基本特征的新阶段。此外，有人还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崛起，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更新的垄断后阶段，但此说在学界见智见仁，争议颇多，有待事态本身的进一步发展和理论上的深化。既然在这个问题上“争议颇多”，那旧姑且称之为“当代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随着资本主义的演进而发展，历经了500春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经兴起，就有了早期无产阶级运动及其理论表现——空想社会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视野内，随着资本主义从第一到第二个阶段的转变，社会主义实现了早期社会主义到现代社会主义以及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随着资本主义第二到第三个阶段的转变，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论到制度的飞跃并形成了“苏联模式”；随着资本主义进入第四个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又实现了从一国到多国的飞跃。这就是学术界所谓“三次历史性飞跃”说。至于有无“第四次历史性飞跃”、如果有又将如何概括，则取决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特征的认识。但无论作何判断，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社会主义事实上已经发生从“苏联模式”到“本国特色”的“第四次历史性飞跃”。

　　社会主义的四次历史性飞跃和时代主题的转变本质相联。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仍然实行资本主义甚至前资本主义制度的事实，说明人类还处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中。当代资本主义依然是资本主义，和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但如果用单独一套范畴来理解它们，从而忽视它们的特定差别，那就是道道地地地否定历史。”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特征，从而决定着时代主题。“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充斥着阶级斗争，但由此引发的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实主要局限于欧洲几个国家，最远也就扩展到北美，还谈不上真正意义的世界影响。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则不同，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加速，社会主义也越出欧洲一隅，传播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并在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首先获得突破。这期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并引发一系列国家爆发民族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从而使“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尽管“热战”转变为“冷战”，但时代主题则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其原因和动力在于，新技术革命成果在生产过程中的广泛应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定限度的改良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内阶级矛盾的缓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尤其是社会主义力量的成长壮大，反过来也日益对资本主义施加重要影响；而最为根本的是社会生产力不可遏止的发展。当然，实现这个转变并非一日之功；而且，在和平与发展之间还存在着“斗争”。但社会主义已不再是昔日的那种“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按照统一的步调反对全世界资本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是基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开始向“本国特色”发展了。当然，这个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波三折。

　　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条件下，社会主义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也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一方面，资本主义仍处于长期稳定发展状态，与之相比较，21世纪的社会主义仍然处于弱势，难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取代。尤其是苏东剧变，在社会主义者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向共产党人敲响了警钟，同时也给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带来了不确定因素。但另一方面，时代主题的转变也为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和平的环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估计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的矛盾和态势，进行了正确分析，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实现了党的主观认识与历史环境的统一。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社会主义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的发展。时代主题的转变也昭示人们，社会主义要在世界上拥有立足之地并赢得未来，必须顺应历史潮流，为自己赋予新的历史任务，即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

　　无产阶级

　　社会主义产生的前提是无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中存在。无产阶级本身则是社会主义实践的主体。社会主义实践形式取决于无产阶级自身的状况。时代主题的转变和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也使无产阶级的面貌发生了变化，从而对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恩格斯笔下的无产阶级正在消失，大部分转化为“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者”。这种情况在19世纪末就已初现端倪。与机器大工业刚刚确立之际社会日益划分为两大对立阶级的现象不同，“新中产阶级”即在私营企业和政府机构中工作的职员和公务员的人数已开始不断增加。比如在德国，“工人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在1925年上升到大约46%以后就停滞不前，以后又急剧下降”。这个趋势后来也没有发生逆转。即便还是“无产阶级”，本身也通过长期的斗争取得了许多阶段性成果，生活水平已有改善，自身素质逐步提高，和早期的无产阶级已不能同日而语。这种变化也改变了他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就思想意识而言，改良主义观念明显占据上风。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指出：“马克思低估了工联后来的作用，以及无产阶级在不诉诸革命的情况下境况得到改善的种种可能性。他以之为起点的两个阶级模式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斗争的观念，由于旧的中间阶级的持续存在以及新阶级（例如技术人员和经理）的出现，已经被证明是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这倒不是马克思“过于简单化”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不断削弱，这种“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就其行为方式而言，他们所从事的社会主义运动将以改良而不是暴力革命的形式存在，并继续呈现出和平、文明、法制化的特征。另外，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也不是铁板一块，内部的竞争依然存在。

　　在发展中国家，整个民族充当了“无产阶级”。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资本主义的扩张，在推进“全球化”加速的同时，也带来了“全球分裂”，突出表现为“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而且这个问题难以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得到解决。虽说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有所缓解，但在全世界范围内却更加凸显，即生产的全球化和物质财富与科学技术手段少数国家占有之间的矛盾，并滋生出恐怖主义。当然，这种极端的暴力形式或者“暴力革命”已不适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理所当然要遭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与抵制。因此，为了解决矛盾，在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就不失为一种现实的选择。从国别史的角度观察，虽然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结构与当年西方的社会结构有很大差别，但其社会底层仍然存在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从而形成内部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有学者注意到，在今天有些发展中国家城市的结构中，西化的精英和智囊集团处在最上层，是令人羡慕的群体。处在其下的是来自不同种族的人群，他们在竞争中失去了工作，种族冲突变得愈发明显，部落意识在不断地增强。当对于福利的渴望比福利的绝对增长快得多时，这种矛盾就会出现。“从新的精神中产生出来的政客们用华丽的辞藻来描述独立的好处，而这些好处并没有实现，导致城市工人对于工资需求方面的矛盾产生，要求降低精英特权、创建无阶级社会主义的压力在不断增强。”但非常明显，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恐怕还不能发展成为人口的大多数，还不足以产生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要解决发展道路上的问题首先需要实现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

　　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或成为主体，意味着消灭了社会划分为两大对立阶级的经济前提。就无产阶级而言，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称呼，在世界历史范围内存在，而在国内本身已发生了性质的变化，自身以领导阶级的面貌出现。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是回答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但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大都产生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且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阶段的农业国度，因此，不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还是人民生活水平方面，不仅没有达到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程度，而且和同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这方面类似于发展中国家——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改变。实行计划经济容易产生平均主义，妨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而确立市场经济，又会导致收入差距拉大和社会矛盾凸显，虽然消灭了阶级对立，但仍然存在着社会两极分化的风险。因此无论如何，无产阶级，尤其是执政的共产党人，都应成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实现社会不同群体的和谐相处，努力防止“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冲突这种尴尬局面的发生。

　　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这并不妨碍社会主义前提的创造和因素积累——社会主义的发展也要经历一个量的积累的过程。只不过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将走不同的发展道路，以不同的模式存在。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将继续以“民主社会主义”的形态存在。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观察，“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二者有本质区别。但问题在于，科学社会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民主社会主义”化了，这是一种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划清界限不等于否定它的存在。实际上，这个苗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显露出来，正因如此，才有伯恩施坦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修正”。有西方学者评论道：“20世纪90年代对其进行反思从而得以幸存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大体上都是改良主义的、民主的、修正主义的。如果说社会主义有未来的话，那么它将以这种形式存在。”当然，这个说法极为片面，并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但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大体准确。在发展道路上，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改良，但除此之外确实别无他途；在社会形态上，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经济，这显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但不能否认其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比如关于股份制，马克思就曾预言：“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这个论断表达的思想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在使自身发生局部的“质变”——“直接的社会财产”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明显地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单纯过渡点”。德国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也发现：“股票业务的不断扩大在国民经济方面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形式上生产社会化向前发展了，不仅大生产社会化，中等的甚至小生产也社会化了，这也就是说，这种现象不仅不同马克思的理论相矛盾，而且是这一理论的可以想象得到的最辉煌的证明。”不是说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剥夺剥夺者”所确立的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通过改良不断积累的社会财富也应被视为社会主义因素。从这个角度说，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出现的新变化，不仅没有摆脱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历史逻辑，反而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开辟了道路并进行着量的积累。此外，民主社会主义关于调节收入差距、缓和阶级矛盾的主张，也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值得借鉴。俄罗斯等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历史传统上看，都属于欧洲国家，但它们也没有回到原始的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其社会主义运动也具有民主社会主义的特征。

　　在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将继续以“民族社会主义”的形态存在。二战结束以后，先后有90多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宣布独立，其中又先后有50多个国家作出了“社会主义选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实现“跨越式”发展和解决社会各种矛盾的需要，也是二战结束以后两极对峙格局的产物。但是他们奉行的社会主义，表述为“非资本主义”或“民族社会主义”更加合适。这种情况表明，社会主义在二战结束以后，不仅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目标，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它不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而是由民族主义政党来领导，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性质；有的社会主义运动宗教色彩非常浓厚；大多数国家虽然高举社会主义旗帜，但没有把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纲领。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的观点颇具代表性。1945年6月1日，他在《建国五原则的诞生》的演说中提出了“五基”的主张，即神道、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社会主义。1959年他明确宣布：“由于不愿走旧世界的老路（资本主义），可是又还没有条件走向新的道路（社会主义），于是印度尼西亚同其他民族主义国家开拓自己的道路——基于五基的公平与繁荣的社会，或称印度尼西亚式的社会主义。”如果说其有科学社会主义成分，也主要体现为经济体制上的计划经济。通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这种社会主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初步改变了畸形的单一经济结构，推进了现代化的进程。这些成果也可以视为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但是，受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尤其是近年来西方国家推行的“颜色革命”的影响，民族社会主义也遭受了严重挫折。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物质文化条件并不具备或不充分，因此当年邓小平曾友好而坦率地建议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根据自己的条件，“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要讲社会主义，也只能讲符合莫桑比克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这是当年邓小平对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前途的思考，今天看来也适应21世纪的状况。21世纪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仍然是发展经济，摆脱贫穷，实现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社会主义，将在遏制资本主义的扩张、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方面，二者将继续长期并存。关于二者关系，历来有“取代论”“趋同论”“共存论”之说。共产党人坚信“取代论”，但已认识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共存论”则是现实的反映，应予以尊重，认为二者不是“截然对立”而是“对立统一”。所谓“对立”，是说二者属于不同性质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它们之间的斗争仍将贯穿于21世纪的历史中；所谓“统一”，是说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条件下，二者将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共同发展，而这又取决于社会主义自身力量的增长。“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因此，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历史进程。

　　中国方案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若使三个“意味着”在21世纪得以持续体现，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

　　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水平。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也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一些西方学者依据现代化起源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的事实认为，西方工业社会是发展的样板，资本主义是发展的道路。任何偏离这条道路的做法都被理解为发展的缺点或错误的发展。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破除了这个思维定式。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说：“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第二个目标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三个目标是在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就是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这个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意思是说，如果中国没有走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也达到甚至赶超了发达国家的水平，那就证明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现在看来，至少改革开放的40年印证了这一点：中国仅仅用30多年的时间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40年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00多美元增长到接近1万美元大关。同时，这条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特色也彰显出来。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不仅没有走对外扩张和霸权主义的道路而对世界构成威胁，恰恰相反，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方面的作用在增强。根据中国以往40年所走过的道路，有理由相信，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更加成熟，使自身的优越性成分具体地体现出来，产生出强大的示范作用。

　　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21世纪的中国将继续坚持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但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加剧、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民族的差异等诸多因素，使共产党在具有工人阶级属性的同时也必然被打上鲜明的民族烙印。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首先是某个民族、某个国家的工人阶级，然后才属于“全世界无产者”范畴；他们的思想意识和行动在表达全人类利益的同时，首先要表达本民族和自己国家的心声。因此，中国共产党首先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通过展望社会主义未来的发展前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领导中国人民有目的地创造历史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作者简介：刘海涛，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教授，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理事长，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主义。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纲》《走向世界历史》《时代之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