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在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正式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这是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中国提出的又一项重大国际公共产品。该倡议秉持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和行动导向等核心原则，为正值成立80周年的联合国和面临多重挑战的全球治理体系，带来了新的思路与方向。 

　　诞生于二战废墟之上的联合国，始终致力于调解冲突、塑造规范，堪称多边主义的重要灯塔。然而80年后的今天，地缘政治对抗、经济动荡、技术鸿沟与气候危机，正使这一体系承受空前的压力，全球治理改革迫在眉睫。在这一关键历史时刻，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的角色与愿景正变得愈发关键。“赋能型大国”（Great Enabling Nation）这一概念，为我们理解中国在推动更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构建中所发挥的作用，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中国在联合国的角色演变 

　　要理解中国的全球治理观，需回顾其与联合国半个多世纪的互动。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这不仅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也被视为全球治理格局的一次历史性调整。众多亚非新兴独立国家投下的赞成票，彰显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也对西方传统主导权构成了积极的制衡。 

　　重返联合国初期，中国以谨慎的“规则接受者”姿态参与事务，外交重心在于维护主权与国内发展。自20世纪末起，随着国力的增强与全球化程度加深，中国逐渐向“规则塑造者”转变。如今，中国已成为安理会“五常”中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也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从推动《巴黎协定》的达成，到深度参与国际发展合作，中国一贯倡导《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全球舞台影响力持续提升。 

　　中国坚信，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系是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基石，也是抵御单边主义的制度保障。在这一立场上，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高度一致，并逐渐成为连接“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的桥梁。如今，随着“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中国正实现从重要的参与者，迈向更主动的议程设置者。 

　　全球治理改革为何步履维艰？ 

　　尽管中国一贯支持多边主义，但近年来，其与西方在全球治理领域的互信有所下滑，背后存在多方面原因。 

　　首要的是体系性竞争加剧。部分西方大国习惯于将影响力等同于控制权，将国际关系视为零和博弈。随着中国在联合国等机制中的话语权提升，不可避免地挑战了既有的权力等级，从而引发了它们的战略焦虑。 

　　其次，价值观差异加剧了认知分歧。西方主流叙事常将中国的治理模式定性为与他们标榜的价值观不相容的“异类”，并由此预判中国全球倡议的动机。这种意识形态先行的思维定势，导致中方行动与动屡被误读。例如，“一带一路”倡议自我定位为促进互联互通和共同发展的国际公共产品，却被部分舆论贴上“地缘政治工具”乃至“债务陷阱”的标签。在数字治理、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中国的建设性参与也往往被描绘成“挑战现有秩序”的行为。 

　　这种深层次的认知鸿沟严重阻碍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人工智能安全等重大议题上的协作效率，甚至屡屡导致联合国安理会等核心机制陷入僵局。本应开展合作的领域被战略猜忌占据，全球治理体系的效能被大幅削弱。 

　　“赋能型大国”：中国提供的全球治理新路径 

　　面对全球治理赤字，中国并未选择另起炉灶，而是提出一系列改革和完善现有体系的系统方案。从聚焦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发展倡议”，到倡导共同安全的“全球安全倡议”，再到促进文明互鉴的“全球文明倡议”，直至新近提出作为顶层设计的“全球治理倡议”——这四大倡议共同构成了中国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愿景。其核心在于超越传统的“中心—边缘”式架构，推动建设更加平等、包容、网络化的多边伙伴关系。 

　　这一愿景的底层逻辑正是“赋能型大国”理念。与谋求支配地位的传统霸权国家不同，“赋能型大国”旨在通过搭建合作平台、供给公共产品、创造发展条件，来为其他国家赋能，帮助它们实现自主发展。其力量不体现于强制性约束，而在于创造互利共赢、共同繁荣的生态系统。 

　　中国的“赋能”实践体现在多个维度：在基础设施领域，“一带一路”倡议通过资金融通，帮助伙伴国家建设铁路、港口和数字走廊，为它们的经济发展打通了动脉；在金融平台层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为传统布雷顿森林体系提供有益补充，并增强了“全球南方”国家的话语权；在技术合作方面，“数字丝绸之路”致力于知识普惠与共享，邀请各国共建平台、共担风险；在能力建设层面，从维和培训到气候援助，再到大规模人力资源开发合作，中国注重“授人以渔”，助力他国培育内生动力。 

　　在联合国框架内，这种“赋能”理念体现为对机制改革的坚定支持——其目标是建设开放包容的“全球公域”，而非维护个别国家的“特权俱乐部”。例如，中国明确支持增加非洲及“全球南方”国家在安理会的代表性。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及“求同存异”哲学，也为避免多极化时代的大国对抗提供了文化资源。 

　　无疑，前路充满挑战，围绕中国的叙事之争仍在持续，互信赤字沿未消除。但机遇同样显著：联合国成立80周年为系统性改革提供重要契机，“全球南方”的集体觉醒为构建更包容的秩序注入了强大动力，而新兴技术也为全球协作开辟了新路径。 

　　联合国的未来，取决于能否在一个变革时代里重拾其创立初心。以“赋能型大国”为理念的中国方案，提供了基于对话与共同发展的替代路径。它启示我们，一个真正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必须摒弃排他性霸权逻辑，拥抱多元化与互联网精神。中国的倡议能否成为通往共同安全与繁荣的桥梁，世界正拭目以待。 

　　沃里克·鲍威尔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