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中国的发展奇迹时，我们常常聚焦于其经济数据和基础设施建设。然而，其成功的根基在于一种更深层次的治理哲学——“长期主义”。这种着眼未来、保持战略耐心的发展方法论，不仅是中国行稳致远的“压舱石”，也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五年规划：兼具战略远见与适应性的治理“罗盘” 

　　中国的“五年规划”机制是战略远见与适应性治理的有机结合。作为贯穿新中国七十余年发展历程的核心制度设计，它既是锚定长远目标的“指南针”，也是应对复杂形势的“导航仪”。这一机制成功实现了长期目标坚守与阶段性策略调整的动态平衡，为中国在全球化变局中保持发展韧性提供了制度保障。 

　　以正在实施的“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为例，其制定恰逢新冠疫情余波未平、地缘政治博弈加剧、数字革命加速演进的复杂背景。规划在科技自立自强、碳中和目标推进、内需市场培育等核心领域展现了强大的政策延续性，同时在应对重构全球供应链、加速绿色转型、激发数字经济活力等挑战方面凸显出灵活应变能力。这种“战略定力+动态优化”的特质，使中国在全球不确定性中持续释放发展动能。 

　　展望即将启幕的“十五五”规划，预计将进一步聚焦人工智能治理、气候行动和全球不确定性等新课题。正是这种在保持既定航向的同时保持敏捷的调整能力，构成了中国治理模式的核心优势——它让发展规划不仅是应对当下的政策工具，更成为主动、前瞻且立足于国家长远利益之上的战略蓝图。 

　　长期主义：应对“百年变局”的“定海神针” 

　　我们正身处一个被形容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全球化深度重构、技术革命颠覆性演进、生态危机倒逼转型、地缘秩序加速洗牌。在此背景下，中国保持对长期发展目标的专注力，不仅令人钦佩，更至关重要。 

　　在中国共产党的治理逻辑中，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以深厚的历史责任感为基石。其驱动力绝非短期利益，而是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和确保民族复兴的恒久目标。这种长远方针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稳定性和连贯性，而这两种品质恰是当今全球治理体系中日益稀缺却又被深切需要的公共品。 

　　事实上，中国的长远眼光使其能够解决许多其他制度难以应对的“跨周期难题”。无论是让数亿人摆脱贫困，积极推进绿色转型，还是大力投资于下一代基础设施，中国都是以超越短期阶段的战略眼光来推进这些工作的。在应对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持续努力的挑战时，这种长远规划的能力是一种强大的优势。 

　　这种根植于中华文明治理传统的“长期主义”，正为全球发展话语体系贡献了一种新颖且令人耳目一新的范式。当世界大部分地区在短期的政治周期中运行时，中国模式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叙事——在这种叙事中，连续性、连贯性和战略耐心是进步的核心。其创新价值体现在： 

　　规划与执行的统一：五年规划将中央战略与地方创新有机衔接，在促进目标一致、全国一盘棋，也为基层探索留足空间。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发展成效的衡量标准不仅是GDP增长，还包括教育、医疗、乡村振兴和生态福祉等多维度民生改善。 

　　平衡性的现代化路径：规划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经济与生态、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和谐发展，这在许多西方模式中是缺失的。 

　　制度的抗周期韧性：规划体系所提供的稳定性和远见，有效缓冲了其它制度中因领导层频繁更迭而常带来的不稳定性。 

　　从本质上，中国正在探索一种将现代治理工具与传统治理智慧相融合的模式。这为寻求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规划与市场：相得益彰的共生关系 

　　外界常有一种担忧，认为“规划可能会抑制市场活力”。这种观点源于对规划与市场在中国背景下如何互动的误解。中国的经验恰恰表明，战略规划与市场机制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 

　　在中国，规划并不意味着僵化的指令控制或对创新的压制，而是作为一个战略框架，让市场在其中更高效、更自信地运行。政府负责设定发展方向、保障社会公平、确保宏观经济稳定，而企业则在市场规则下驱动创新、竞争和生产力。中国培育出了世界上一些最具活力的科技公司、繁荣的电子商务平台和领先的可再生能源企业，就是这一模式成功的最佳体现。 

　　更深层来看，长期规划为商业投资和创新创造了一个稳定且可预期的政策环境。当企业家知道基础设施将持续完善、能源转型将得到支持、关键政策不会因政府更迭而突然改变时，他们更愿意承担风险，并投资于具有长远价值的项目。因此，中国的规划方法非但没有束缚市场活力，反而是通过构建一个公共目标与私营活力协同共生的生态系统，推动了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增长。（采访、编辑：本刊记者 夏媛媛） 

　　扎米尔·艾哈迈德·阿万（Engr. Zamir Ahmed Awan） 全球丝绸之路研究联盟创始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