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钱学森诞辰110周年。1955年10月，钱学森经过五年不屈的抗争，冲破重重阻扰，终于回到祖国。当船离开美利坚时，他说：“我很高兴能够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不打算再回美国，我已经被美国政府刻意地延误了回国的时间，个中原因，建议你们去问美国当局。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这是他留学二十载，终于能够报效祖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的人生誓言。归国后的钱学森用行动实现了他的诺言，为中国“两弹一星”和国防科技事业，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彪炳史册的历史贡献。当我们赞叹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时，我们不能忘记成就背后是他那追求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和遵循科学精神的坚定决心，与科学成就相比同样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020年9月11日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钱学森在长达70多年的科研工作中，始终把追求科学真理并为国家民族复兴奋斗作为自己的理想信念。用他自己的话：“我没有时间回忆过去，我只想将来。这个将来不是自己的将来，而是国家、民族的将来。”在追求科学真理的伟大实践中，践行科学精神成为他科研工作的灵魂，贯穿始终。 

　　科学精神是科学大师共有的品德。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他们取决于品质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认为的那样。” 

　　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在1947年2月推荐他晋升为正教授的推荐信这样写道：“在以应用数学和数学物理的方法解决空气动力学与结构弹性的难题方面，钱博士确实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领导者。我相信他有足够的资格胜任正教授，我相信他是一名优秀的老师，我相信他有天才的组织能力。对于向他提供科学研究机会的学术机构而言，他诚实的学术品质，对科学研究和学术机构的奉献精神就是巨大的财富，这点我相信你们会欣赏到的。”从他老师的评价中，我们不难看出，聪明才智并不是钱学森取得成就的唯一条件，而他身上所呈现的科学品德和科学精神更为重要。 

　　钱学森的勤奋 

　　钱学森一生是非常勤奋的，勤奋的让人惊叹。他在美国学习工作20年，据他自己说，这20年从未休息过星期天和节假日。一位犹太同学的回忆佐证了他的说法：有一年圣诞节，他去教室复习功课，他认为今天教室里肯定没有别人，于是把收音机打开，一边看书，一边听广播。由于音量过大，不一会儿听见隔壁教室里有重重的敲墙声，他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中国人钱学森。这使他大为惊讶！因为他一直认为世界上最勤奋的是犹太人，没想到这位中国人居然比他来得更早，更勤奋。钱学森的这种品格甚至使有的教授怀疑他是不是有犹太血统。他的勤奋甚至影响着他的家庭生活，根本不顾及新婚妻子的感受。1947年出国12年后钱学森第一次回国探亲，回国后即与父亲好友蒋百里的三女儿蒋英结婚。婚后不久他因故先期返回美国，蒋英一个月后去美国和他团聚。漂亮而气质非凡的蒋英来到美国，这令钱学森的那些美国同事们既羡慕又嫉妒，而他却没有时间陪伴新娘度蜜月。 

　　据蒋英回忆，她到美国的第一天，钱学森照常上班，把她一个人撂在家里。傍晚下班回来问蒋英有什么吃的，蒋英说我刚到美国，什么也不会做，告诉他什么都没有，于是两人只好出去吃晚餐。饭后回到家里，他沏一杯浓茶对蒋英说：“我要工作了，你早点休息吧，回见！”就一头钻进书房，一直工作到深夜。钱学森在美国的博士生郑哲敏院士回忆说：钱先生晚上家里的书房灯光如果亮着，谁也不能去打扰他，他谁都不会理。因为他想改变国家落后的面貌，就必须比别人付出的更多，为中国人争气。用他的话说：“我到美国去，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学到手，而且要证明我们中国人是可以赛过美国人，达到科学技术的高峰。”  

　　回国以后，组织上让钱学森筹备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又让他担任新成立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担负起导弹航天事业的大任，他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工作有多忙，大家可想而知。他放弃了所有爱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蒋英曾说，他每天忙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他也不说，对家人都是保密的，也没有时间顾家。有时候我只能根据他的穿着判断他干什么去了。冬天看见他穿部队发的带羊毛的棉大衣，脚穿大头鞋，估摸着是去了比较寒冷的地方。导弹航天事业27年莫不如此，铸就了“两弹一星”伟业。 

　　即使到了晚年，钱学森依然保持他那勤奋的习惯。1982年71岁时退出国防一线后，他完全可以颐享天年，享受“两弹一星”带来的荣耀与辉煌。但他并没有这样做。钱学森晚年曾说：“我回国以后在一线干了27年，我以后不可能再有27年了，我要抓紧余生，做一些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情。不能把时间浪费在这些事情上。”因此，他在如此高龄上迅速把科研工作转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上来。他晚年在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所形成并提出的一系列科学思想就可以证明。蒋英曾说，钱学森过去告诉她，等退休了就带她到处走走玩玩，实际上退休后哪也没去。从1982年至2009年10月去世，27年期间，钱学森只离开过北京两次，一次是1987年率领中国科协代表团访问英国和原联邦德国；一次是1988年夏天带领科协的科学家代表团去黑龙江考察，此外再没有离开过北京，北戴河疗养都没有去。不是钱学森身体不好，1995年以前，他还经常去办公室上班，而是他给自己定的原则，即非本职工作不去外地出差。  

　　钱学森一年365天，日常生活平淡无奇，严格按照自己的作息时间。他不熬夜，不看电视，不打电话，不接电话，不过节，不应酬。上海交大钱学森图书馆一位老师曾根据我们出版的《钱学森书信》研究以后大为震惊，他发现钱学森每年大年初一都在给别人写信，最多的一天写了7封信，全是学术交流的信。钱学森就在去世前两天还在读书看报学习，直至生命的尽头！ 

　　钱学森的严谨 

　　钱学森做事极为严谨认真，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1933年6月在交通大学读书时，一次水力学考试，我们看到他的试卷卷面书写工整，中英文字写得秀丽端庄，连“=”都像是用直尺画的一样，堪称完美。这份考卷老师原本要给满分，但卷子发下来后，钱学森却发现，一道答题中“Ns”漏写了一个“s”，他感到很不安，就主动向老师报告这个情况，老师也感觉这个学生与众不同，于是扣掉4分，最后他得了96分。这份难得遇见的考卷，不知何故就留在任课老师金悫教授手里始终保留着。直到1979年，已卧病在床的金教授，在校报上看到钱学森回母校参观的报道，于是将这份珍藏了46年的试卷捐给了母校。一份试卷折射出学生时代的钱学森是多么的严谨啊！ 

　　钱学森到美国后依然保持他那极其严谨认真的学风，从他做学问的手稿就可以看出。1955年8月当美国政府通知钱学森可以离开美国时，他担心夜长梦多，买了最快回国的船票。办公室大量的资料来不及收拾整理。他的美国同事和好友马勃教授在他离开后默默地帮他整理了这些手稿，惊讶地发现他在美国学习工作的手稿一份不少，多达15000余页，感觉太珍贵了，应该送还给钱学森。改革开放以后，中美关系得到改善，马勃教授将这些手稿分两次带来中国，交给了钱学森。我们在整理中惊奇地看到这些手稿英文书写清秀流畅，纸面整洁，运算方程和计算公式的推导极其严谨，作图制表十分规范。他对自己论文的质量要求极严，只要发现问题，便立即修改或推倒重来，有的课题的手稿多达几十页、上百页甚至好几百页，而最后发表的论文就几页。我们发现他在做圆柱壳失稳问题的研究时，仅现在收集到的手稿就有800多页，而正式发表在《航空学报》上的论文只有10页。也许在做完这项工作以后应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们看到，存放手稿的档案袋上有一个用铅笔写的英文词“Final（最后的）”，还显得有些潦草。但是，我们在它后面看见了钱学森的笔迹“Nothing is final（没有什么是最后的）！！！”作为一名严肃的科学家，他强烈地意识到，在科学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最后的，还打了三个惊叹号，以此来警示自己。 

　　钱学森将这种严谨的学风，也带回到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以及其他工作和生活中。探月工程的总设计师孙家栋曾经给我们讲了一个让他终身难忘也终身受益的故事。 

　　20世纪60年代，我们自行研制的一种新型火箭即将运往发射基地。其中惯性制导系统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要确保火箭按照预定的轨迹飞行，十分重要。平台上要装四个陀螺，一般是先在北京总装车间把四个陀螺很精确地装好，再拆下来包好，运往发射基地，到基地再重新安装。在总装车间安装时，第一个陀螺装上了，车间师傅告诉孙家栋，四个陀螺是一批生产的，第一个能装上，其它三个也应该没有问题，时间这么紧，是不是可以不再试装了？孙家栋觉得师傅说得有道理，就同意了。没想到，到了发射场装配时，就是那么巧，那三个怎么也装不上。这在那个年代可是出大事了啊！就赶紧向钱院长报告。钱学森听到后并没有批评他，问工人师傅来了没有，说来了，那好，赶紧组织工人仔细研磨后再装。加工时，钱学森也来到现场，搬个凳子坐在那里看他们排除故障。那种精密部件的研磨很费时间，孙家栋和工人师傅从下午1点一直工作到凌晨4点，而钱学森也一直陪他们到凌晨4点，累了就围着车间走一会。看着大科学家陪着熬夜，孙家栋心里很愧疚，自己感觉也是在煎熬。其间，几次劝他说，钱院长，我保证排除故障，请您放心，您回去休息吧！钱学森一句话也不说，就是不理我，他也不走。如果当时钱学森能狠狠的批评他一顿，心里感觉也许会好受点。直到四个陀螺都装好，钱学森才离开。这件事情给孙家栋印象太深了，虽然钱学森没有批评他，但那种无声的力量使他感到比批评更严厉。从此，哪怕一点小事，孙家栋都认真办，不敢有丝毫马虎。 

　　平时即使一些看起来是很小的事，钱学森严谨认真的程度让你无法想象。比如看报，他订阅了《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日报》等八份大报，这些报纸必须经整理后才阅读。首先，我们每天要对这八份报纸是否缺失进行检查，少了要给他写个便条予以说明，随后要跟踪；其次，按版面顺序把报纸叠放整齐；再次，把叠好的报纸按顺序从《人民日报》开始依次摆放，然后送给他看。他看报时，并不急着看内容，而是先看报纸是否缺失，再看叠得是否整齐，顺序是否正确，如果有问题他会自己整理好，才开始阅读。阅读过程中，对感兴趣的文章会亲自制作剪报，或写批注，剪报按类分装在使用过的旧信袋里，剪报的习惯一直持续到他90多岁。我们在整理资料时，发现仅在美国期间的剪报就有九大册，共2000余份，内容涉及原子弹、核技术、导弹火箭等多个当时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技术领域。归国后用于装剪报的旧牛皮纸袋竟有629袋之多，内装包括剪报在内的各类资料近10万页，其中剪报19000余份。看报习惯的严谨，只是他科学人生的一个小侧面，折射出他对待工作和学习认真负责的态度。 

　　钱学森的诚信 

　　钱学森在长期的科研工作中，坚守科学道德的底线，严格对己，平等诚信对人。1964年3月，一位默默无闻，远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学院的年轻教师郝天护给钱学森写了一封信，指出钱学森新近发表的一篇力学论文中有两处错误，并提出了自己纠正的意见。信发出后，郝天护一直忐忑不安，不知这位世界力学权威会有什么想法。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不长时间收到了钱学森的亲笔回信，钱学森认为一处不是错的，另外一处的确是错了，并且说：“我很感谢您指出我的错误！也可见您是很能钻研的一位青年，这使我很高兴。科学文章中的错误必须及时阐明，以免后来的工作者误用不正确的东西而耽误事。所以我认为，您应该把您的意见写成一篇几百字的短文，投《力学学报》刊登，帮助大家。您以为怎样？”在钱学森的积极鼓励下，郝天护将自己的观点写成文章：“关于土动力学基本方程的一个问题”，由钱学森推荐，发表在1966年3月第9卷第1期《力学学报》上。钱学森的鼓励给郝天护以极大的动力，他说改变了自己的一生，后来投身力学事业，成为东华大学教授。 

　　1987年的一天，钱学森看见汪成为院士说：“把昨天我给您的信退给我”，弄得汪院士不知道怎么回事。几天后钱学森把改了一个“错字”的信再次交给汪院士。其实所谓的“错字”，是一个属于1977年国务院颁布的《第二批简化字》中的一个字，后来国务院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1986年又宣布废止了这个字。钱学森认为，既然这样，我就不该再使用这个字。仅仅一个字，反映了钱学森近乎苛刻的治学态度。 

　　在科研工作中，钱学森特别强调尊重原创。1983年3月他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说：“对有创造有成绩、做出贡献的人，应该尊重他的发明创造，应该尊重他的优先权。这不是一个知识私有的问题，不是。……要倡导创造精神，尊重优先权，不要把这认为是争个人利益，不是这个问题，因为科学工作需要不断前进。” 

　　“引用了别人的东西不注明，这不好。你有责任要注明你引用的什么概念，哪个结果是谁的，而且注的越清楚表示你的水平越高，并不是表示你用了人家的东西你就差劲了，不是，你越说得清楚表示你的学问大，知道行情，知道什么是什么人的。而且在引用文献中还有一条，就是你引用的某个概念是别人跟你对话，或者在某个场合给你讲的，或者是私人通信讲的，虽然这个概念他没有写成文章，写成书发表，但是你引用了，也得加注，注明大概什么时候，谁跟我口头交换意见时说的，这个账要很清楚，谁的就是谁的。如果你没说清楚，即便人家不说，你也不光彩。作为科技工作者，要用这一条约束自己，实事求是嘛！更不要说不同意见的争论，你要是觉得你错了，干脆公开承认。” 

　　钱学森自己就是这样做的。1938年在美留学期间，27岁的他在美国《航空科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论文只有28页，但钱学森给编辑部在寄论文的同时还附上自己所作的演算和推理共250页、导师书面指导意见以及导师对论文的修改和论文的全部参考文献。可见钱学森为了证明一篇论文的原创做到了如此地步。鉴于钱学森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找他约稿的特别多，但他从不一稿多投，如果哪篇文章另有杂志要发表，他特别强调此文已发表，再发表必须注明是转载。他经常和别人讨论学术问题，但从不在别人论文上署虚名。他从不参加成果鉴定会，也从不担任荣誉职务。一切都需实事求是。  

　　钱学森的创新 

　　钱学森特别强调创新，他说：“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他强调的创新，就是要敢于突破传统观念和思维定式，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不断探索求新。从大学，到美国留学，再到归国后所有工作无不闪耀着他那创新的思维和创新的成果。 

　　由于钱学森立志航空报国，在赴美留学前，他已发表《美国大飞船失事及美国建筑飞船的原因》《飞行的印刷所》《最近飞机炮之发展》《气船与飞机之比较及气船将来发展之途径》《火箭》等五篇航空、火箭方面的论文。其中，1935年7月，他在《浙江青年》杂志第1卷第9期发表《火箭》一文尤为让人赞叹。在文章中他不仅分析了火箭上升的原理、火箭燃料、结构设计、技术性能与安全标准等因素，还提出了三级火箭、火箭飞机、星际航行等在当时尚属科幻方面的前瞻性科学设想，他这些思考为他日后从事火箭导弹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体现了钱学森对未来科技发展丰富的想象力、敏锐的洞察力和敢于开拓未知领域的巨大勇气与创新精神。 

　　钱学森28岁就与导师建立了“卡门-钱近似”公式，在空气动力学和固体力学方面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为20世纪30、40年代世界飞机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其在材料方面从老式的螺旋桨飞机发展到现代喷气式超音速飞机所遇到的“音障”和“热障”问题，即全金属薄壳飞机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是美国火箭导弹研究的早期参与者；美国航天飞机的先驱；登月理论研究的先行者。钱学森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后来又开创了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两门新兴学科。从40年代开始，至60年代初期，他在火箭与航天领域又提出了若干重要设想，如提出并实现了火箭助推起飞装置，使飞机跑道距离大大缩短；他还提出了一种新型导弹弹道的设想，即"助推-滑翔"弹道，像打水漂一样。这种设计使导弹既有弹道导弹的突防性能力，又有飞航式导弹的灵活性，这种设计理念也被人们尊称为“钱学森弹道”。2019年国庆阅兵就展示了一款运用“钱学森弹道”原理的导弹--“东风-17”。1948年，他发表了世界第一篇关于核火箭的论文《关于火箭核能发动机》，震惊了全世界。1949年，钱学森提出火箭旅客飞机的设想。早在1948年，他就开始研究人类登月，并预测：人类飞往月球的目标不出30年即可实现，且地球飞往月球只需1星期。实际上20年后，1969年7月20日美国阿波罗11号飞船载着三名宇航员就实现了人类第一次登月。 

　　钱学森是新中国力学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第一任所长。他以“工程科学”思想为办所方针，领导力学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开展科学技术研究，为新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和力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由于他的远见卓识，使中国力学在许多重要的领域都开辟了新的方向。 

　　在中国导弹、航天事业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作为技术负责人，钱学森提出了一系列有创新思维的理论，特别是现代工程科学技术理念、系统工程管理理论、总体设计部思想等，开创了一套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科学意义的系统工程管理方法与技术，即航天系统工程。原航天710所副所长于景元研究员总结说：“这实际上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把科学技术创新、组织管理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综合集成创新，从而走出了一条发展中国航天事业的自主创新道路。”这条道路为今天航天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促进中国航天在较短时间内，用较少的投入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1956年作为国家十二年科学规划综合组负责人，在确定的六项紧急措施，即原子能、导弹、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学和自动化技术过程中，钱学森结合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从技术本身的特点及发展前景，深入浅出，指出了其技术的重要性和发展方向及途径。他甚至指出计算机的发展可以代替人脑部分功能下棋的畅想等等。充分体现出钱学森丰富的知识、创新的思想和战略思维能力。 

　　钱学森的创新与他的学习培养经历有关。他曾说“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钱学森谈到文艺对科学思维的启示和开拓时还说：“在我对一件工作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往往是蒋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得到启示。”“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钱学森后来说：“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钱学森特别强调：“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钱学森的担当 

　　钱学森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还是一位敢于担当的科学家，这是他作为科学大师的卓越体现。他把国家和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当国家和人民需要时，他义不容辞地站出来，为国分忧。1955年11月，在归国后第一个月的东北参观过程中，面对工业基础十分落后，科研力量十分薄弱、人才极为匮乏的现状，在第一台汽车还没有造出来的情况下，他毅然而然地告诉问他中国是否可以搞导弹的陈赓大将：“我们怎么不能够搞呢，我们中国人又不比他们矮一截，他们能搞难道我们就不能搞吗！”他这句话，开启了中国导弹、航天的伟大历史征程。1960年，当“东风一号”导弹研制工作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研制工作陷入困境。在撤走的第二天，聂帅急切地问钱学森：“你觉得我们的事业还能继续下去吗？”他坚定地说：“能，当然能。”聂帅激动地握住他的手说：“赫鲁晓夫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就自己干吧！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党中央就寄希望于我们自己的专家！”导弹航天事业得以继续发展下去。 

　　在导弹、航天事业发展的每一个关键点上，在每一次重大发射试验时，我们都能看到钱学森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胆识和气魄。最危险的时刻，钱学森在哪里，哪里就人心稳定。1966年10月26日，他作为技术总负责人，协助聂帅组织实施中国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这是史无前例的在自己国土上进行的导弹热核试验。在导弹和原子弹对接时，钱学森和聂帅就在发射架下，看着操作手田现坤对接完成才离去，他这样做，就是要给操作手信心，相信科学，相信科学家。“两弹结合”顺利试验成功。 

　　在十二年科学规划制定过程中，是重点发展导弹还是飞机这一事关国防发展战略的重大问题上，钱学森又一次表现出敢于担当的勇气，他以对国家和民族高度负责的态度，从技术和战略的角度认为中国应该重点发展导弹。事实证明，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是十分正确的。 

　　即使1982年退出国防科技一线，钱学森也没有颐享天年，而是迅速转变科研方向，转向一个更加广阔，但充满荆棘和风险的新领域—社会科学。他没有考虑新领域的研究是否能够带来如“两弹一星”的“功名”，或是在未来崎岖的研究道路上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他只考虑国家民族的未来，执着地按着自己认准的方向勇往直前。他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用以指导研究工作，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点上，诸如系统工程与系统科学、思维科学、第六次产业革命思想、人体科学、总体设计部、科学技术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共产主义及世界社会形态等等研究领域，做出了许多开创性贡献，取得了丰硕成果，充分体现了一个大科学家的担当精神，体现了他高度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这种担当和负责任精神对我们今天国家的发展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这就是钱学森长期科研工作中所体现出的科学精神，其蕴含的科学品德是那么高尚，正是这高尚的品德和坚定的理想信念，铸就了他辉煌的人生，成就了民族伟业。他做事如此，正如他做人。他那探知科学未来、追求科学真理、铸就科学精神的不懈努力，他那孜孜不倦、奉献一生、把科学报国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家国情怀，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他是我们的学习榜样，他是我们的人生目标，是一盏指引我们健康成长的明灯，照耀在我们人生的大道上。 

　　作者系军委科技委原大校、钱学森生前秘书，本文原载于2021年7月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党的科技功臣》第199页-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