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友谊源远流长，已延续了2000多年。那里有《天方夜谭》；有滚滚石油；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阿拉法特；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吉布·马哈福兹，还有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艾哈迈德·泽维尔…… 

　　1980年10月27日，我随安徽组建的第六批中国援外医疗队来到也门，从此，我的一生便与援外医疗队和也门结下了不解之缘。 

　　援外医疗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支援也门医疗队是中国援外医疗队中规模最大的一支，也是最早派出的医疗队之一。也门统一前北也门由辽宁省负责，从1966年6月开始派遣第一批援外医疗队。南也门由安徽省负责，从1970年1月开始派遣第一批援外医疗队。 

　　中国援外医疗队在也门，可谓是妇孺皆知，有口皆碑，赢得了也门各级政府、官员的高度赞誉，与也门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深受也门人民称道，是也门人民的“好朋友，好伙伴”。医疗队所到之处，都能听到“隋尼，塔玛姆！（意为：中国人，好！）”的呼喊声。 

　　经历内战 

　　最具风险、令人难忘的，是30多年前发生在南也门的那次内战。1986年1月13日早上，人们还像往日一样，沐浴着亚丁的习习海风。突然，亚丁城内枪声大作，一场事先毫无预兆的内战爆发了。很快，整个亚丁炮火连天，硝烟弥漫。1978年，南也门执政的民族阵线总书记伊斯梅尔杀害了总统鲁巴伊。这是继那次内战之后，又一起惨烈的内战。在这次内乱中，伊斯梅尔被继任总书记兼总理的阿里·纳赛尔击毙，同时毙命的还有最高人民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安塔尔等人。当年鲁巴伊总统被害时，战火仅限于总统府，而这次战火遍及首都，波及全国；尤为严重的是，包括中国大使馆在内的使馆区，中国各经援、承包组所在的亚丁赫尔·木克赛小区以及阿比扬省中国医疗队所在地都是双方激烈争夺的战区。 

　　我当时就在阿比扬省中国医疗队担任翻译工作。阿比扬省在亚丁省的西北方向，距亚丁60公里，北面与贝达省和沙卜沃省相连。阿比扬省战略位置十分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可以这么说，谁控制了阿比扬，谁就能对亚丁造成威胁。 

　　这次内战一开始，阿比扬省省会津吉巴尔和旅游城市杰阿尔就陷入双方激烈的争夺之中，支持阿里·纳赛尔的部队被强硬派的部队阻止在阿比扬，无法进入亚丁增援。中国医疗队的驻地就处在这两个城市之间，紧贴医疗队驻地就是连接津吉巴尔和杰阿尔的公路，医院也紧邻着医疗队驻地。 

　　下午3点左右，突如其来的一声巨响，从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传来，把门窗震得哗哗直响。还没等到我们定下神来，救护车的警报声从远处呼啸而至，医疗队员被通知参加紧急救护。刹那间，整个医院成了战前救护医院，医院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着，紧挨医疗队驻地的公路上，不时有装甲车驶过。 

　　从没经历过战争的队员们一下子紧张起来，意识到也门发生了内战。我们觉得应该立即把这一紧急情况向驻亚丁大使馆和医疗总队汇报、请示。但通讯已经中断，意味着南也门的局势很紧张，电视新闻、广播等设施已被破坏。我们感到与外界隔绝了，我就靠收听其他国家的阿语新闻收集与南也门有关的消息，并及时向队长和队员们传达。与我们是邻居的阿比扬省卫生厅厅长也从我这了解信息。 

　　事不宜迟，队长立即召集全体队员开会，稳定情绪，相信使馆领导一定会设法帮助我们撤退的；并强调安全事项，要求每位队员非工作需要不得离开宿舍，各自根据自己的宿舍情况搭建掩体，防止流弹伤人；同时紧急采购生活物资，储备用水，做好长期留守的准备。 

　　医院很快住满了伤病员，连走廊、过道都挤满了伤病员，每天都有伤病员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而死亡。从伤病员中打听到，亚丁的战斗十分激烈，他们都是从阿比扬与亚丁交界处运送来的伤兵，他们试图攻进亚丁，去支援阿里·纳赛尔，但难以奏效，支持伊斯梅尔的强硬派的火力很强，防御坚固，并在向阿比扬步步紧逼，津吉巴尔有被强硬派占领的危险。 

　　从那一刻起，队员们就得不到正常的休息，连吃饭都要轮流抢着时间吃，始终处于紧张的抢救伤病员工作中。只要一听见救护车的警报声，队员们自觉地全部出动，为争取时间尽可能多的抢救伤员，连厨师和驾驶员都穿上了白大褂，戴起了手套和帽子，充当了医生的助手，给医生递手术刀、剪缝线、递纱布…… 

　　其间，院长通知我们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要求我们派一名外科医生和一名内科医生出诊。在如此战火纷飞的情况下出诊，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乘坐院长早已安排好的救护车出发了，车上挂了一面红新月旗，路上空无一人，途经的津吉巴尔大桥（由中国路桥组建），历来是车来人往，热闹非常，眼下的津吉巴尔大桥满目凄凉，令人不禁寒战而立，所见高层建筑上都布有狙击手，天空中不时有侦察机盘旋。 

　　由于伤员太多，除重伤员进手术室抢救外，轻伤员就坐在椅子上或躺在地上实施救护，我们眼睁睁地看到，有的伤员因送到医院前就流血过多，还没等到抢救就离开了人间，为本来就十分紧张的气氛，增添了许多伤感。无情的战争，夺走了多少无辜的生命。 

　　由于抢救工作量太大，队员们每天都是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驻地，又拖着疲惫的身体去医院抢救一批又一批的伤员，大家除了抢救还是抢救，“危险”二字早已抛在脑后了。 

　　一周之后的一个下午，中国驻哈达拉毛省的公里组两位专家开着一辆卡车，来到了中国驻阿比扬的医疗队驻地，并简短的传达了一下国内外交部的指示，他们是奉命冒着危险来接阿比扬的中国医疗队员的，请大家速速准备，第二天一早全部撤往哈达拉毛省木卡拉港，中国的远洋海轮已在那等候。 

　　次日凌晨，东方刚刚泛起鱼肚白，我们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撤离了阿比扬。阿比扬距离哈达拉毛省省会木卡拉约500公里，途经舍卜瓦省，一路上，所经岗哨都为中国人开放绿灯，一律免检放行。 

　　夕阳西下时，我们平安抵达木卡拉，与早已集中到那里的中国驻也门赛永医疗队、农田组、打井队、公路组等专家组人员汇合，中方人员共有824名。我们登上了祖国派来的“石景山号”轮，此时此刻，我们百感交集，热泪盈眶。    

　　第二天，我们抵达了吉布提，两天后，我们乘坐中国民航专机回到了祖国北京。这是建国以来中国政府对驻外人员最大规模的一次救援，充分体现了当今中国国力的增强，保护海外的国家﹑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也已成为我外交工作的重要任务。 

　　如果说坚守是一种信念，那么我坚信：任何经历都是财富，无论这经历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更何况这种经历是履行一种使命，一种党和祖国所赋予的光荣使命。 

　　组织复派 

　　1994年5月，也门南北方领导人在统一等问题上矛盾激化，爆发内战。7月内战结束，也门社会党领导的南方军队失败，该党主要领导人逃亡国外。应也门政府的迫切要求，卫生部迅速组织医疗队复派工作。 

　　1995年3月3日，第十三批医疗队队长林元浩和我，及一名眼科副主任医师李军等三人组成先遣组赴也门，对也门整体局势、原医疗队驻地的破坏程度，以及医疗点等情况进行实地考察，为医疗队的复派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3月4日，我们到达萨那，向大使作了汇报，并预约拜访了也门卫生部长。从萨那出发，一路上，不时看到被炸毁、烧焦了的装甲车、坦克等，能想象出当时内战的惨烈场面。晚上，我们住在旅馆里，还能不时听到零碎的枪声，可见当时也门局势尚未完全稳定。 

　　我们马不停蹄地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实地考察，驱车行驶了1500多公里，考察了也门南部地区的亚丁、拉哈杰、阿比洋、舍卜瓦、赛永等六个医疗点，与这些地区政府官员累计举行了10多场会谈，了解对方的医疗需求，对医疗队驻地具备基本入住条件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为医疗队的复派做好了前期准备。 

　　4月18日，医疗队员芮景等35人赴也门，抵达萨那时，也门共和国副总统阿卜杜·拉拜接见了医疗队全体队员，亚丁省省长塔哈·默罕默德和阿比洋省省长默罕默德·阿里分别到医疗队驻地看望医疗队员。 

　　4月20日，也门赛永地区的国会议员侯赛因亲自到萨那迎接战后复派赛永的中国医疗队员，并陪同回到赛永。在机场受到当地政府官员、医务人员和群众数百人载歌载舞的热烈欢迎。 

　　大爱无疆 

　　2013年8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全国援外医疗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援外医疗队工作，并首次提炼总结出了崇高的中国医疗队精神，即“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中国医疗队精神不仅是激励一代又一代医疗队员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必将继续激励着援外医疗队员时刻牢记党和祖国的重托，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发扬中国医疗队精神和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不断促进受援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改善医疗条件，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以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全心全意为受援国人民服务，为增进中国和受援国之间的友谊，发挥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作用，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现在，虽然我回国后已退休多年，但当年那段在国外难忘的工作经历时刻都在激励着我继续为中国的援外医疗工作发挥余热！ 

　　周玉森 安徽省卫生厅阿拉伯语翻译，出国人员培训中心阿拉伯语教师